作者：余傑 文章來源：觀察

曾特首在港臺《香港家書》節目中指出，全國人大明確訂出了普選的時間表，香港政壇應該有一番新氣象，各黨需摒棄昔日的意識形態之爭，腳踏實地去為香港建設民主制度。以激烈行動去表達意見，對與中央溝通毫無幫助。“只有和中央站在同一平臺上無障礙地溝通，港人的意願才能更加得到重視。”

曾特首的呼籲看似娓娓動聽，且以“家書”這一溫馨的形勢傳達，讓人想起翻譯家傅雷寫給兒子、音樂家傅聰的《傅雷家書》，也讓人聯想到二戰中美國總統羅斯福的“爐邊談話”。但是，不知他是否將自己看作香港民眾的“父母官”，如果他是香港市民的“父母官”的話，那麼北大人更是父母的父母，其級別乃是垂簾聽政的祖父母。

曾特首強調“溝通”，這當然沒有錯。但是，溝通的前提是平等，是妥協，是互相尊重。那麼誰能“與中央站在同一平臺上無障礙地溝通”呢？恐怕作為中央欽定特首的曾先生本人，也不敢打包票說能與中央“站在同一平臺上”吧？北京方面的決定，從來都是“奉天承運，皇帝詔曰”，你曾特首只是一個地方官員，在中央集權的體制下，惟有老老實實地接受中央的差遣，根本沒有提出建議乃至反對意見的可能。

既然曾特首的地位不過如此而已，那些被北大人當作“眼中的梁木”的泛民主派人士，就更沒有資格與中央溝通了。他們不是不想與中央溝通，陳方安生一當選立法會議員，便釋放希望與中央溝通的善意，中央方面至今沒有任何回應。親北京的人士還在媒體上嘲笑說，你一個小小的特別行政區的議員，企圖直接與中央溝通，簡直狂妄之極。更多泛民主派議員和社會賢達，不僅被中央排斥在溝通的名單之外，甚至被取消回鄉證件，多年不能踏上大陸的土地一步。曾特首以“激進”批評泛民主派人士，他卻不知道，其實沒有人天生便是“激進分子”，長毛等人的“激進行動”，乃是被北京當局逼出來的。比起中共動用坦克和機槍屠殺天安門廣場的人民來，長毛穿上一件要求平反六四的T恤，何“激進”之有？

二零零八年北京搜刮民脂民膏舉辦奧運會，主運動場“鳥巢”的設計者之一艾未未日前表示，當前中國在政治體制、環保、貪污、人權和教育等領域，正面臨嚴重的問題和危機，影響到一般人民的生活，他對此感到痛恨。更讓人痛恨的是，奧運會向全世界的友人敞開大門，卻將包括香港泛民主人士在內的若干中國同胞阻隔在國門之外，這難道不是“量天朝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嗎？這難道不是“寧與友邦，不與家奴”嗎？

奴隸主與奴隸之間是不可能有真正的“溝通”的，他們的關係是奴役與被奴役、淩辱與被淩辱。在此背景下，奢談“溝通”，豈不是望梅止渴、自作多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