鮮花的力量

世紀90年代起，台灣就以電腦、芯片和其他電子設備而成為聞名的高科技生產地。與此同時，很少有人注意到擁有2300萬人口的台灣正在另外一個領域蛻變羽化—花卉業。將高科技技術與悠久的農業有機結合起來，台灣已經成為全球最大的花卉出口地，並穩坐蘭花出口頭把交椅。

　　受益的不僅有台灣。台灣的花卉公司也在逐步進入大陸開創大規模的花卉種植業。隨著海峽兩岸經濟交往日趨密切，將台灣知識與大陸廣袤的種植空間結合起來締造大中華花卉帝國的時機成熟了。但這一進程可能會推遲一些—為了能提升盈利水平並保持對競爭對手的優勢，台灣正通過研發、育種和註冊品種專利提昇在產業鏈的位置。簡言之，花店台灣希望象荷蘭成為鬱金香之都那樣變身蘭花王國。

海峽兩岸間的貿易壁壘和迥然不同的營商環境，在花卉種植業中顯現得頗為突出。為了更深入了解這一過程，需要簡單回顧一下台灣花卉業的發展史。

台灣花卉種植的中心位於北迴歸線以南的肥沃台西南平原和丘陵地區，當地氣候適宜花卉種植。上世紀初，日本殖民者在那裡建立了大型農業，主要是甘蔗和水果種植業。二戰結束後，日本投降，國民黨接手台灣，國營企業開始運營日本留下來的這些大型農常台灣糖業公司便是其中最大的國營企業之一。

上世紀80年代，台灣擺脫對農業的倚重，轉軌出口加工業。工資和成本隨即上漲，花店很快台灣便開始從境外進口蔗糖。尋找出路的過程中，台糖發現了一個機會：種植花卉並出口日本市常大型的私人企業也加入到這個行業中，隨即台灣的新農業誕生了。

上世紀90年代，在大陸廉價的地價和勞動力成本的吸引下，台灣的花卉公司開始西進。一大批花卉公司來到大陸西南省份雲南省，在昆明附近紮營佈點。同其他一系列大陸新興行業一樣，台灣的花卉公司開闢了大陸大規模種植花卉的先河。大西南地區常年花草豐盛。台灣商人引進了大規模種植的技術，提升了當地基礎建設，並充當起聯繫荷蘭、日本和美國品種培育公司與大陸種植者的中間人角色。

台灣農委會國際處處長張淑賢表示，“他們有資金，還帶來技術和新品種。”

但是，大陸的繁文縟節、對培育者權利保護不力、合作夥伴不可靠以及找麻煩的地方官員等問題，讓一些台灣花卉公司—還有荷蘭和其他外資企業—滿懷失望地離去了。

考察台灣花卉企業在大陸的發展歷程，當選吳明坤作為參考。早年痴迷花草的他在1989年便來到雲南，充分利用當地廉價的土地和勞動力成本，以及宜人的氣候。他剛到雲南的時候，當地只種少量一些本土花卉品種，僅供本地市場銷售。他幫助建成了必要的基礎設施，花店在昆明城外組建了一個花卉拍賣場，並一度是中國最大蘭花種植園的共同經理。他還協助當地政府組織多年的昆明花卉展。 “我引進新品種並帶來新技術，並建立的大型克巒栽培實驗室，” 他說道。但是，2002年，他因手續繁瑣及其他“政府政策”問題，而撤出大陸。

吳明坤原本計劃種植供出口的花卉。但是，從中國出口花卉需要辦理許可證。他指出，只有到位於北京的中央政府才能辦理這樣的許可證，費時費力逼的一些大陸公司用假證件投機取巧。 “在台灣，辦理相關手續及運出花卉只消三天時間，” 他說道。 “在大陸則需要三個星期。”

吳指出，在大陸種植花卉還有其他劣勢。雖然大陸種植成本要低於台灣，但是台灣培植的花卉擁有良好的品質聲譽，自然價格也高了許多。 “台灣種植的花卉在美國，賣5美元一株，大陸來的只能賣到3美元，” 他說道。他指出大陸的經營環境經常會出人意料，但緘口不提具體例子。 “從播種到收穫，培育蘭花要五年時間，這段時間裡，我們會碰見各種各樣的問題，”他說道。 “這是一個高風險行業。”

吳現在在台灣台南縣經營著一家國際營銷和開發公司。他為本地蘭花種植戶提供種源，花店並定期參加國際花卉展，與250多家種植戶並肩推廣台灣蘭花。他只接一些小單生意。

他還經營著一家休閒農場，接待遊客觀賞蘭花、品蘭花茶、嘗蘭花餅、銷售蘭花或禮品，如帶有塑封蘭花的餐盤或杯墊。事實上，他在考慮重返大陸，開一家休閒農場，地點可能選在上海或海南。他承認自離開之後，大陸的營商環境改善了不少，並將隨著中國逐漸接近全球商業標準而越變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