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友社-傳播儀式與中國文化認同的重塑
文化是一個群體(可以是國家，也可以是民族、企業、家庭)在一定時期內形成的思想、理念、行為、風俗、習慣、代表人物，及由這個群體整體意識所折射出來的一切活動。 ⑴作為一個具有五千年曆史的文明古國，中國文化在世界文化發展史上的地位可謂舉足輕重。中國文化對韓國、日本，對東南亞、南亞一些國家如菲律賓、新加坡、越南等國家和地區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從而形成了世界公認的以中國文化為核心的“東亞文化共同圈”；而明清之際，中國文化通過耶穌會士、東學西漸等過程還傳播到了歐洲一些國家，對其資本主義社會的形成和發展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現如今，借助先進的傳播技術，中國的傳統文化通過不同的形式在世界範圍內傳播、共享，不僅促進了國內各民族間的文化包容和文化認同，還在很大範圍內得到了世界人民的認可。在感嘆中國文化博大精深、源遠流長的同時，我們不禁要問，是什麼力量促使中國文化在國內甚至世界範圍內的廣泛認可？又是什麼力量建構了眾多華夏兒女的文化認同？本文認為，在文化傳播的過程中，各種媒介活動中的民俗傳播和節日儀式傳播的作用不可忽視，文章以此為例，深入探尋大眾傳媒與文化認同建構之間的意義及關係。
一、傳播儀式觀概述
從儀式的起源來說，遠古的先民們藉助一種集體性的典禮、慶祝、舞蹈等儀式活動，從而獲得對自我身份的確認和群體認同。儀式通常被視作一種標準化的、表演性的、象徵性的，由文化傳統規定的一整套行為方式，一種溝通和維持群體活動的途徑。正如約翰?費斯克所定義的那樣：儀式就是“組織化的象徵活動與典禮活動，用以界定和表現特殊的時刻、事件或變化所包含的社會與文化意味。”⑵而在文化學者看來，“儀式是人類的一個永遠的需要……我們大多數人都是凡夫俗子，只有在集體性儀式的那種平凡、中庸的氣氛中才能自得其樂，自由呼吸。不僅如此，我們這些本身並非藝術家或思想家的俗人，長期以來只能按照藝術家已經為我們安排和示範的方式去生活，去想像，甚至去感受。”⑶因而節日作為日常生活的“特殊時刻”，也就有了儀式的意義。學者吳宗友和曹榮將節日劃分為5種：宗教型、紀念型、神話型、公共型、洋節日。 ⑷
通常認為，儀式與藝術的關係非常密切。而現在隨著大眾媒介的普及，媒介化生存逐漸成為現代人的一種生活狀態。大眾媒介對於民俗和節日儀式的報導影響了人們對節日的認識，並在建構身份和文化認同意義上發揮了巨大作用。持這種觀點的學者中，美國傳播學者詹姆斯?w?凱瑞提出的傳播儀式觀尤為引人矚目。凱瑞將傳播定義分為傳播傳遞觀和傳播儀式觀兩類。
前者源自地理和運輸的隱喻。婚友社指的是為了達到控制的目的，把信息從一端傳送到另一端。這是傳統傳播學的研究思路。而凱瑞則從儀式觀的角度來觀照傳播的實踐活動和過程。他認為，傳播是一個符號和意義交織而成的系統，傳播過程則是各種有意義的符號形態被創造、理解或使用的社會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現實得以生產、維繫、修正和轉變。這個過程因之而成為一種分享意義的文化儀式。傳播實質上是“以團體或共同身份把人們吸引到一起的神聖典禮”，其目的是為了“建構並維繫一個有秩序、有意義、能夠用來支配和容納人類行為的文化世界。” ⑸在參加儀式的過程中，人們並不關注是否學到什麼新的東西，而是注重在規則化的儀式程序中使特定的價值觀和世界觀得到描述和強化。 ⑹
二、民俗傳播——現代化過程中對傳統文化的“追溯”與“彌合”
所謂民俗傳播，婚禮音樂就是指利用大眾傳媒傳播民俗文化，使人們了解其他民族的文化與民俗生活，同時反映其時代變遷。傳統社會中的民俗文化多屬於口傳的文化，通過人們口耳相傳、重複和模仿習得。
今天的民俗生活可以採用大眾傳媒的手段進行大量複製。德國民俗學家保?辛格爾對現代傳媒技術與民俗的關係作過論述，他認為，現代技術世界的發達表面上造成了許多不利於民間文化生存的條件，但在現實上現代技術世界的時間感及交通、大眾傳媒造成的跨越式的空間，以及社會分化的強化，促使民俗活動的節奏加快，為民俗提供了更加廣闊的空間涵蓋面，使之可以通過互聯網的通訊技術傳遞到超地方的領域中，並為不同社群的認同和聯誼提供機會。 ⑺在大眾傳播時代，各民族之間的相互理解、相互交流、相互融合、共生共榮，主要是通過大眾媒介的民俗傳播來實現的。由傳媒轉述、描繪而呈現的民俗，主要有以下三種情形：
1、婚友社對民俗生活的描述。
這是通過現場直播或新聞報導的形式來表述和記錄各種民俗現象，使之成為一種廣泛傳播的社會知識或生活閱歷。比如在媒體上常常見到對於少數民族或是異國他鄉的人民的風俗習慣、飲食服飾、音樂舞蹈、婚禮葬禮、祭祀慶典等活動的介紹。這些報導滿足了人們對於異族(異域)風情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又如，每年8月間，新疆的大草原上會舉辦“那達慕”大會(蒙古族的體育文化盛會)，也是各個媒體報導的一次盛會，報紙上連篇累牘地介紹“那達慕”大會的盛況，激烈刺激的“叼羊”比賽，悠揚的阿肯彈唱等等，通過電視畫面也清楚地呈現在觀眾面前，使人們對蒙古族的風俗文化有了一定得了解。
2、對民俗生活及其變遷的詮釋與思考。
這往往是對民俗生活的一種帶有評論性的敘述。這類民俗傳播一方面客觀的再現各個民族的民俗生活和文化形式；另一方面用現代人的思維重新審視和詮釋傳統民俗的意義，反映了時代精神的進步。例如2004年《新疆日報》、《新疆經濟報》等媒體曾經發起了一場名為“拯救新疆民間文化”的系列報導，以專題的形式，陸續發表了一系列報導，內容包括對史詩《瑪納斯》、新疆歌舞、十二木卡姆，以及如圖瓦草笛等一些因後繼乏人正逐漸消亡的民族樂器和民族工藝等的介紹，闡釋了它們作為世界精神遺產對全體人類和自己民族的文化意義，在社會上引起了極大反響。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有關部門專門召開專題座談會，討論如何在市場經濟下有效保護和傳承民間傳統文化。這是一種理性的傳播。通過這種文化上的反思和考量，傳播賦予民俗新的意義，對於保護和發展少數民族文化，同時推動少數民族的現代化進程具有積極作用。
3、影響民俗並再造新民俗。
在當前信息化和跨文化傳播的背景下，民俗傳播發生了重大變化。以電視為代表的一系列大眾傳媒積極對民俗生活進行能動地改造和創造，成為再造民俗生活及文化的工具和動力；同時，我們也應看到，這一創造也帶來了許多與傳統民俗生活的不同之處。以新疆地區為例，在烏魯木齊市街頭或公園裡，各個民族的健身者們無論種族身份，都會隨著麥西來普的音樂翩翩起舞。此外，在新疆，無論是漢族人的婚禮還是少數民族人的婚禮一般都會選在氣派的酒店舉行，行禮時新郎穿西裝、新娘穿婚紗，賓客們一般都會給新人“紅包”表示祝福。而現在許多少數民族家庭吃飯時都使用筷子，而不是像從前那樣用手抓著吃。
民俗傳播一方面反映了民俗生活及其變遷。比如前文提到的在媒體上發起對整理民間文化遺產的討論，就是對“原生態”文化的一種重視，為其賦予了重要價值，建構其作為某種文化表徵的合理性和正當性。另外，由於傳媒具有能動性，它不僅可以表述和反映民俗生活，還可以介入它、干預它並建構它。報紙、電台、電影、電視台對某個民族節日或民俗活動(比如新疆每年8月舉行的那達慕大會)的策劃和報導，與其說是一個民俗展演的盛會，倒不如說更像一起精心策劃的“媒介事件”。包括我們所熟知的“春晚”也是這樣：一年一度的春節聯歡晚會是具有典型性的電視直播事件，它不僅具備媒介事件的“干擾性、壟斷性、直播性和遠地點性”，還具有媒介儀式的“盛大性、神聖性、慶典性和融合性”。為此，每年的春晚都可以被看作是由一件典型的媒介事件“儀式化”後產生的重大的媒介儀式。 ⑻由於儀式化的集體收看行為和全民性的心理認同，大年三十晚上看“春晚”被大眾媒介建構成為現代中國人的新民俗。
由於以電視為代表的一系列大眾傳媒積極對民俗生活進行能動地反映和創造，各種民俗文化在媒介提供的平台上相互交流、碰撞和融合，在相互比較學習中，被肯定的得以保留和擴散，被否定的則被摒棄和遺忘。這樣，通過在原有文化基礎上移植、嫁接和重新生長，形成了和傳統民俗生活顯著不同的新民俗。可見，在這一過程中，大眾傳媒成為再生新的民俗生活及文化的工具和動力。在傳媒與民俗生活的互動中，大眾傳媒不斷強化對當代大眾民俗生活發展的現實操縱力量，影響著人們對自身活動的規範和評價，也影響了當代民俗生活的價值取向和現實行為形式，使得人們有可能通過大眾傳媒開創更新的交流活動和民俗生活。然而，無論當今社會中的大眾傳媒對我國的民俗生活進行了多少的改造與創新，在傳統民俗基礎上再造出來的種種“新民俗”都是對我國傳統文化的一種“追溯”，永遠也脫離不了幾千年來的文化積澱。如果“春晚”被看作是我國當代社會中的一項新民俗，那麼，它的產生則是對由來已久的“春節全家團聚、普天同慶”這一傳統習俗的追溯，是由電視媒介所形成的一項新的過節行為，是人們對傳統春節文化的再一次認同。
當然，現代傳播技術的發展對民俗產生的影響不僅體現在對傳統文化的“追溯”上，還充分體現在不同文化間的“彌合”之中。大眾傳媒通過傳播建構起當代中國民俗文化的新表徵。民俗傳播所代表的文化及意義，並非為了建構一個遙不可及、充滿異域色彩的“他者”景觀，而是通過報導及敘事構成一種解釋和言說。通過這種解釋和言說，將參與者引入一個新的不同的世界，使人們對不熟悉的事物加深了了解，使得我們與傳統文化、異族文化之間的“差異”縮小。通過解釋和理解，達到現代人與傳統文化之間、不同民族文化之間的“對話”與“交流”。這樣做還有一個重要動機，即在現代化轉型的過程中，人們往往會遭遇現代價值與傳統價值、現代文化與傳統文化之間的“斷裂”，通過對傳統文化和民族文化的追溯、描述、解釋，有助於彌合這種斷裂感，營造民族文化認同，重振發展民族文化的信心。
三、節日儀式傳播——造就文化認同中的“神話”與“奇觀”
各種節日儀式也成為我們的一個重要的考察對象。除去衣食住行、婚喪嫁娶等各種生活習俗之外，節日儀式、各種慶典等也是構成民族文化的一個重要內容。在中國的漢民族中，有幾個重要的節日，如春節、清明、端午、中秋、元宵節等等，富含深厚的傳統文化內涵和精神價值意義，構成中國人“生活世界”⑼裡的“世俗神話”，並在媒介的大力渲染下蔚然而成為一種“奇觀”，這些“神話”與“奇觀”在我們的文化認同過程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神話是人類文化中的一個重要內容。神話產生於人類的童年時代，它是遠古時代的人們通過超自然的形象和幻想的形式，表達他們對世界起源、自然現象即社會生活的原始理解的故事和傳說。 ……在古代，神話還和信仰有著某種天然的聯繫，是信仰的一個組成部分，或者說是經過敘事藝術加工的信仰。 ⑽而在當今的消費社會裡，古老的神話已經漸漸讓位於功利法則和商海傳奇，但人們依然需要神話的安慰和誘導。物質時代的大眾文化成為傳媒造就的世俗神話。
羅蘭?巴特將符號表意的過程分為三個層次，即明示意義、隱含意義和神話。他這樣定義神話：“神話是一種傳播的體系，它是一種訊息。這使人明白，神話不可能是一件物體、一個觀念或者是一種想法：它是一種意指作用的方式、一種形式。”⑾具體而言，神話就是指在文化里一種將事物概念化來理解事物的方式，這有助於文化認同的建構。神話是通過隱喻和聯想來完成。這一點在各種節日儀式裡表現得非常充分。
1、春節聯歡晚會——家國同構的世俗神話
前文述及，收看春節聯歡晚會在某種程度上已經成為當代中國人的新民俗，成為今日中國人的現代“神話”。隨著中國城市化進程的加快，作為農業社會裡具有濃厚鄉土色彩的傳統春節的一系列儀式，從臘月二十三的祭灶開始，到除夕之前，有許多規定程序，如除塵(除舊佈新之意) 、貼春聯、掛年畫、貼門神、殺豬宰雞、炸麵果子、包餃子、元宵、除夕夜祭祖、吃年夜飯、守歲，正月初一放鞭炮、給孩子壓歲錢，親朋好友、鄰里之間互相串門拜年；元宵節賞花燈、吃元宵等等，這些習俗在城市裡已經漸漸消失，春節的儀式色彩越來越淡薄。在這種情況下，大眾傳媒成為營造節日儀式感的重要手段。 “大眾媒介通過對節日的呈現，代替了人們節日生活的實踐。傳媒對節日的報導所呈現的節日氣氛，影響了人們對節日的感知與行動，媒介儀式覆蓋了節日儀式。”⑿因此一年一度的由中國中央電視台舉辦的“春節聯歡晚會”成為中國人除夕夜的重要儀式。它完美地將節日慶典與社會政治聯繫在一起。以下，筆者試從儀式舉行的時間、地點、內容、語言、表演、符號、參與者等幾個方面具體展開分析。
儀式的神聖性在於它和日常生活的區分。儀式有著清晰的時空標誌，具有高度的象徵性。那麼，在春節這個中國人重要的生活時刻裡，“春晚”是如何成為除夕夜的重要“儀式”的呢？如今，在春節聯歡晚會熱鬧的啟幕歌舞裡，隨著主持人的報幕：“北京時間20點零分零秒，中央電視台**年春節聯歡晚會正式開始”。現代中國人的“春節”在此刻真正降臨了。 “春晚”從開場之時，就不斷強調“北京時間”的概念，創設了一種“天涯共此時”的氛圍。這種“共時性”因素，是儀式得以發生的必要條件，也可以有效地詢喚起觀眾作為中華民族大家庭一員的全民性的一體感。如此一來，“春節聯歡晚會作為一種電視形式進入中國人的家庭，這與其說是對傳統家族觀念的認同，不如說正是因為傳統家族儀式所連接的天、地、神、人的觀念及其實質在現代社會中的衰落，它所留下的結構性空缺被電視予以填補，才使得晚會成功地鑲嵌到中國人最重要的節日中。”⒀在晚會進行過程中，“北京時間”的概念反復出現，考慮到“春晚”的收看群體不僅有國人，還包括海外華僑華人等等，打破了作為“民族國家”的地域上的限制，營造了全球華人“四海一家”的家庭感。
聚集在電視前面的觀眾，因為有了“春晚”這個共同的觀看對象，因而形成了一個泯滅了時空界限的共同的“劇場”，置身於“春晚”劇場所營造的這個文化“場域”裡，晚會節目的內容如何是其次的，最主要的是觀眾(參與者)對信息的分享。在這種時候，傳媒的活動不再是信息傳受的過程，而是成為一種媒介儀式，在儀式進行的過程中，強調的是參與者通過對信息的分享，使媒介在參與者的生活和時間中具備角色，擔當身份，形成媒介化的人生觀、世界觀。大眾傳媒則通過呈現和介入使受眾獲得戲劇性的滿足感，受眾追隨大眾傳媒而進入到“觀念世界”中，化為媒介創造的“觀念世界”中的一員。 ”⒁所有收看“春晚”的觀眾都成為這個媒介儀式的參與者，成為這場文化狂歡中的一員。在“中華民族”、“炎黃子孫”這個共同的身份下，在文化、心理上聯結為一個“共同體”，從而塑造了文化上的認同。
就語言而言，“春晚”從主持人到演員的台詞主要以普通話為主。但事實上，中國的方言不下數十種，但是在“春晚”這個具有統一象徵的、主流意識形態化的“觀念世界”裡，普通話成為主流的、無可置疑的中心話語，雖然小品、相聲等語言類節目近年來獨領風騷，成為晚會的主要節目形式，隨著小品的走紅，東北方言、四川方言、廣東方言等也逐漸為國人所熟悉，但並不能動搖普通話的中心地位。這種語言構成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國家中心主義的觀念，進一步鞏固了人們對國家觀念的認同。
從節目反映的內容來看，主要包括這樣幾個主題：家(孝道、感恩、和睦)、族(團結、理解、同心協力)、國(強大、和平、國泰民安)、統一(台灣思歸，故土難離，邊防鞏固，)、發展(變革、生產、富裕)等等，一派歡樂祥和、四海昇平的景象。在觀看的活動中，極大地滿足了人們的心理想像和願望，它泯滅了事實上存在的不同階層、職業、身份的人群的差異，製造了受眾的“同一性”，在“春晚”這一儀式時刻裡，創造了一種“家國一體、普天同慶”的“共同感”。雖然有人批評“春晚”刻意迴避敏感問題，報喜不報憂，但是綜觀最近兩年來的春晚，在節目中也出現了一些重大事件的再現，如奧運會、汶川地震、抗擊冰雪災害等等，這些精心設計的節目都是為了喚起國民意識，在國民精神上產生“風雨同舟、萬眾一心”的高度凝聚感。
此外，演員的服飾、佈景、舞台、畫面、道具等各種符號，如張燈結彩、紅燈籠、福字、舞獅、鑼鼓、地圖、山河、旗袍、歌舞、民族服飾、京劇臉譜、民間絕技的集中展演等，形成中華民族傳統文化集中展示的“奇觀”。這種“奇觀”往往具有意識形態的功效。因為奇觀本身就是“一種表象的肯定和將全部社會生活認同為純粹表象的肯定” ⒂。精妙絕倫的表演、氣勢恢弘的場面，喜慶熱鬧的年味兒，如此種種，使觀眾們深深沉醉於中華民族燦爛文化和盛世景象的“想像”裡，獲得了滿足的快感。比如，2006年央視“春晚”在“張燈結彩大拜年，天地人和萬事興”的名義下，設計了全國35家電視台及其主持人聯合使用傳統猜燈謎的方式來完成“張燈結彩”的串場結構，如同一場家庭的團圓會。家族、宗法和國家意識在這里高度融合，強硬的國家權力柔和地轉化為人倫和睦、其樂融融的“家庭氣氛”。這種轉換對於強化社會成員的文化歸屬感和認同意識，極具感染力。
2、奧運會開幕式——全球矚目的媒介奇觀
把2008年8月8日說成是中國人的一場盛大節日並不為過。 2008年的北京奧運會開幕式堪稱是中國文化的一次盛大演出，一場充滿了中國符號、中國演出的視覺盛宴和媒介奇觀，令世界為之傾倒、驚艷，由此引起了對中國文化在世界範圍內的廣泛關注。
作為典型的儀式，北京奧運會開幕式對中國文化、中國氣度、中國精神進行了充分的詮釋和展現，同時喚醒中國人對於本民族傳統文化的集體記憶、認同和民族情感，以激發民族自豪感。北京開幕式上動用了一切手段來使想像的中華民族和抽象的奧運精神具象化。恢弘壯闊的缶陣、三千孔門弟子峨冠博帶口誦論語、“和”字方陣、歷史悠久的四大發明、《清明上河圖》、《千里江山圖》、焰火禮花等等再現了禮樂之邦、文明古國的煌煌風采，儘管這裡不過展示的是一些華麗的文明碎片，但是眾多傳統文化符號的華麗能指，集中指向一個“中國神話”的所指，的確取得了令人眩目的奇觀效果。它使世人對於具有五千年燦爛悠久的歷史文化傳統的華夏文明的想像落到了實處，充分詮釋了北京奧運會“人文奧運、綠色奧運、科技奧運”的理念。由張藝謀導演一手製造的“中國神話”在當夜大獲成功，不少媒體和網民把開幕式形容為“中華文化的滿漢全席”，而國外觀眾則將其視作“China Magic”。種種不可思議的絕妙景觀，在最大程度上滿足了外國人對於中國這個東方神秘古國的“他者”想像。
有人對奧運會開幕式上的中國符號的運用做了深入的研究，將這些符號的特點歸結如下：“其一，這些符號都是中華民族文化的原型，或者說是原型的具象化。由於每一個原型中都有著中華民族精神和命運的一塊碎片，都有著這一民族祖先或先輩的歷史中重複了無數次的歡樂和悲哀的殘餘，因而能迅速喚起群體認同感和集體無意識，並具有打動成千上萬俱有相同文化身份的人的心靈的力量。其二，這些符號是以美輪美奐的仿像和奇觀形式得以展現。”⒃
這些象徵符號的運用獲得了預期效果。北京奧運會是國人期盼已久的一場盛事，一場全民的狂歡，開幕式作為這一狂歡的前奏，在最大程度上調動了所有能夠動用的藝術和技術手段，滿足人們對於傳統文化的所有想像和優越感。當晚舉國上下萬人空巷的收視率證明了開幕式獲得了巨大成功。而精彩壯觀的開幕式使國人的民族認同和民族自豪感空前高漲。有網民留言說：“這些東西從前都知道，但真不知道這麼美，那種震撼不是語言所能表達出來的。”“一直以來中國就是個不平凡的國家，中華民族就是個不平凡的民族。”奧運會上中國代表團以金牌和獎牌總數第一名的輝煌成績，展現了中華民族的強壯體魄和堅強自信的民族精神。這些成功，極大地鼓舞了全民族的自信心。 “祖國萬歲”這次不再是空洞、虛幻的口號，而實實在在是所有中國人打心底里由衷發出的呼聲。這一次，中國人用自己的文化、智慧、力量和萬眾一心的民族精神，給世界一個“開眼看中國”的機會。北京奧運會後，中國的國際形象和國際影響呈現前所未有的正面和積極，這是使得中國文化在世界範圍內獲得認可與認同的重大努力。
由“春晚”和奧運開幕式這兩種節日儀式的事例中我們可以看出，同民俗傳播一樣，節日儀式傳播同樣充分利用了先進的傳媒技術，在節日儀式展現和表達方面細緻入微、栩栩如生，使觀看者不僅獲得了感官上的享受，還能夠喚起深埋心底的情感上的共鳴和文化上的認同：“春晚”使中國傳統文化在全體華人心目中再次獲得了“認同”；而奧運開幕式則使中國文化在世界人民的腦海中刻下了深深的烙印，取得了普遍讚譽與廣泛認同。由此可見，當今社會中，傳播儀式與中國文化認同間的關係正隨著大眾傳媒的不斷進步而變得更加明顯、更加密切。
四、結論——中國文化認同的重塑
愛德華?賽義德在其著作《東方主義》中，沿用福柯的知識—權力理論，認為在西方視野裡所謂的“東方”是西方人精心建構起來的，是一種出於想像而非真實的形象，是西方殖民主義的產物。 “在這種語境下，東方是富有異國情調的，但總是充斥著卑微的生命和神秘的精神世界，其人民不是絕望的消極，就是莫名的反复無常——就這樣，東方總是被西方醜化為野蠻和缺乏理性的妖魔。”⒄“東方在'東方主義'的話語權力網絡中被'他者'化了，成為被表述、被書寫、被想像、被觀看的對象。”⒅
一直以來，中國被西方社會視為神秘的、不可理解的“他者”。在這種思維模式下，西方社會對於中國這一東方古國的觀感，混合著好奇、輕蔑、戒備等複雜態度，對於中國文化的想像始終沒有超出神秘、蠻荒、貧窮、落後等範疇。以李安、張藝謀、陳凱歌等導演的影片和李小龍、成龍、李連杰、鞏俐、章子怡等人塑造的中國人形象因為滿足了這種想像而在西方風靡一時。如果出於市場和商業利益的考慮一味迎合這種欣賞口味，任憑這種對中國文化和中國社會的變形、扭曲和“改寫”氾濫，那麼我們將會造就一個自我的“他者”，一個異化的“自我”，一個上國“迷思”，而最終遮蔽了外部世界對於現實中國的真實認知。
所幸這種趨勢正在得到扭轉。奧運會開幕式是一次成功的反撥，它不是第一次、但卻是最好的一次將傳統與當下、歷史與現實、政治與文化、政治與娛樂、真實與想像等種種因素結合起來，集中而全面地展現了中國人的現實世界和現實生活。雖然處於“儀式”的語境下，所有的符號展現未免呈現出“奇觀化”的效果。但是，“在現代生產條件無所不在的社會，生活本身展現為奇觀的龐大堆聚。直接存在的一切全部轉化為一個表象”。 ⒆從某種程度上而言，“這個社會在最根本的方面是以奇觀為基礎。”⒇當下所有以慶典、節日為出發點而舉辦的儀式，本來就是為了製造奇觀，將一個個具有隱喻意義的現代神話楔入人們的心靈，從而在精神上、意識上對國家、社會和當下的價值觀產生深刻的共鳴。
在全球化時代，民族國家，民族文化受到工業文明和文化複製的標準化生產的衝擊，其獨特的文化身份面臨威脅，因而構築中華民族的傳統“想像”，弘揚中華文明的博大底蘊，重塑中國文化認同，成為當下學者們討論的一個熱點。我們通過深入觀察和分析大眾傳媒與文化建構之間的互動關係，理解民俗展現和節日儀式傳播的意義，就是在儀式中藉助各種符號表徵方式，使人們對於民族文化的種種想像落到實處，以重建文化的“想像的共同體”；使中國傳統文化在這種建構中煥發現代意義，從而獲得外部世界更多的接納和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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