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骨灰罐-全國首例“骨灰盒查封”案調解結案
然而，兩位女兒願意遵照高雄葬儀母親的遺囑安排後事，但同母異父的兒子卻拒絕交出骨灰盒存放證，執意將骨灰送回老家安葬。
去年，山東省濟南市曆下區人民法院在正式受理此案的同時，亦應原告一方申請，對寄存于火葬場內母親的骨灰盒予以查封保存。據悉，這在全國法院系統尚屬首次。
逝者遺囑 安葬之後繼承財産
吉芳1953年結婚生有一女吉霞。1957年離婚後與呂某結婚，生育一子呂朋、一女呂傑。2008年7月18日，吉芳覺得自己身體不適，便找來兩名律師，由其中一位見證，一位代筆立下一份書面遺囑。
據遺囑載明，“濟南市曆下區某小區房産是我的個人財産，我只有3個法定繼承人:兩個女兒吉霞和呂傑，一個兒子呂朋。由于我現在住院需要醫療費，我決定將我的房子賣掉，款項存入銀行由呂傑和吉霞共同保管，共同取款，用于我的生活開支、醫療費和在濟南玉函山購買墓地以及處理我身後事宜。”
殡儀館操作間門外，兩位當事人靜候二十多分鍾，這時工作人員手捧兩個骨灰盒從操作間走出，分別交到他們手中……至此，這起全國首例“骨灰盒查封”終在主審法官的調解下，畫上了圓滿句號。
老人吉芳（化名）逝前曾由律師見證、代筆立下遺囑，將其個人財産平均分配給兩女一子，但附加的一個條件是，“逝後葬于玉函山公墓，如有繼承人不按此執行將取消其繼承資格”。
與此同時，爲了實現心願，老人還在這份遺囑後半部分，附加了這樣一項條款，“剩余款項在我葬到玉函山公墓後由3個繼承人平均分配，但是如果有繼承人不按照將我葬在濟南玉函山公墓這一條件執行，則取消其繼承資格，遺産由其他繼承人平均分配。吉霞和呂傑作爲我的遺囑執行人，以上是我真實意思表示。”
2008年10月，吉芳去世後，吉霞和呂傑正打算遵照遺囑安葬骨灰，卻遭到了呂朋的極力反對，原因是呂朋希望按照老家習俗，將母親骨灰送回老家與其父親合葬。
3個繼承人由此産生紛爭，難奈呂朋掌握著骨灰盒存放證。爲讓母親早日入土爲安，2008年，吉霞、呂傑將呂朋告上法庭，請求對房産和其他財産依法分割繼承。
法院查封 尊重逝者保護雙方
庭審過程中，呂朋首先對母親所立遺囑的真實性存有異議，申請對該份遺囑進行司法鑒定。
2010年，原告吉霞、呂傑在曆下區法院另行起訴，要求被告呂朋按遺囑與原告共同將母親的骨灰安葬于玉函山公墓；如被告拒不履行遺囑中的安葬義務，則由兩原告吉霞、呂傑安葬，相關費用由原、被告共同承擔。
此時，阮斌法官最擔心呂朋趁機轉移死者的骨灰，“如果是這樣，即便打贏了官司還是未能完成死者的遺願”。經過考慮，阮斌向原告釋明可以對死者的骨灰進行保全，最終，曆下區法院應原告申請，依法對吉芳的骨灰盒進行了查封保全。
法院認爲，吉霞、呂傑的申請符合有關法律規定，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九十二條、第九十四條的規定，依法向殡儀館發出了《協助執行通知書》，對吉芳的骨灰盒進行查封，其間不准轉移、隱匿。
主審法官阮斌介紹說，吉芳在生前立有遺囑，要求繼承人在將其骨灰安葬于濟南玉函山公墓後，方可對其遺産進行繼承。這就是說，這份遺囑屬于附加前提條件的遺囑。而且從所附條件來看，這份遺囑並未損害國家、社會、集體或他人的利益，如果該遺囑真實，那麽它就是一份有效遺囑。
阮斌說，該遺囑的執行過程也有先後順序，需要條件具備後才可以開始財産繼承，但被繼承人的骨灰寄存于火化場時，是否可以安葬于濟南玉函山公墓及安葬時間未能確定，並不具備遺産繼承的條件，因此，從尊重逝者遺願、保護雙方當事人權益、維護親情關系的角度出發，法院及時對吉芳的骨灰盒進行了查封保存。
各分骨灰 業界常見合情合法
寄存在火葬場的骨灰盒被查封後，法官阮斌多次找到雙方當事人，嘗試以調解的方式解開這個“結”。
今年4月2日，清明節前的第三天，阮斌與雙方當事人共同來到位于濟南市郊的火葬場，由工作人員操作將骨灰適量分成兩份。
“本案如選擇判決結案的話較易處理，但考慮到本案系家庭糾紛，雙方當事人均爲親屬，且産生此糾紛雙方均處于善意。爲緩和家庭矛盾，有利于今後的和睦相處，所以給雙方當事人做了大量的調解工作，讓雙方當事人相互體諒理解，最終達成一致調解意見，而非單純的就案辦案，即緩和了當事人的家庭關系，又做到案結事了。結案選擇這個時機，也正是高雄骨灰罐爲了讓逝者盡早入土爲安。”阮斌說。
“雙方當事人都堅持己見，在葬于何處這個問題上，始終各不相讓，于是，我們想到了讓雙方各獲得部分骨灰，但因沒有先例可循，心裏也實在沒底。”阮斌說，“爲此，我們在向雙方當事人提出這一建議之前專程走訪了殡儀館。”
據殡儀館工作人員介紹，骨灰只是逝者親屬寄托哀思的一種載體，實踐中有土葬、海葬等多種安葬方式，並不一定可以追求完整性，而且定居外省甚至長居國外的子女，一般也會選擇帶走父母的部分骨灰在身邊。各分骨灰的方法在殡葬行業司空見慣。
正是在咨詢、了解殡葬業的習慣後，阮斌才有了提出此項建議的勇氣，並最終爲雙方當事人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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