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有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如果你认真去思考一下，就会告诉自己和他人：别瞎扯了！在中国过去的封建社会，地主是皇帝皇族贵戚、封建官吏和你身边的人，现在，地主大部分是政府及其官员还有资本家。改革开放就是隐性殖民化和半封建主义半资本主义的进程，就是重新分配财富给官僚阶层的过程，就是重新让官吏再次产生并让他们继续世袭制的过程。而毛泽东分给农民的地，将被政府抢走；民众重新被官吏剥削和奴役。
王霄：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吗？
2009-1-30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正是“文革”如火如荼的时候，在全社会极其单调的阅读中，突然有一本“怪异”的书籍堂而皇之地串红于大陆，那就是由香港三联书店出版、由四位日本留苏学生口述记录而成的《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这本定价港币二元的书在大陆的发行量我估计不下百万册，至今仍有人认为它“从赤贫中国大赚了一把”（黎明先生语）。时过境迁，旧书再读，仍然给人万千感受。
当我把思绪拉回现实，环睹四周，我不禁问：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吗？
一
新中国建立后，按照毛泽东的说法，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紧接着，毛泽东甩开《共同纲领》对国家性质的规定（这个临时宪法的第一条就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也不屑于当时党内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主张及党的用三个五年计划即十五年的时间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的要求，于1956年在城市开始了大规模的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并旋即在农村全面推行人民公社制度。经过这样的“革命”，中国跑步进入了社会主义。虽然当时和其后甚至今天都有对其做法“冒进”的批评，但是无人怀疑这种改革是社会主义性质的。
按照当时人们对马克思主义中“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解，所谓社会主义，在经济上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生产资料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
毛泽东冒进的社会主义革命造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几起几落，其中最被人诟病的是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饿死了数千万人，以及各种产品的短缺，最为人称道的是迅速建立了新中国的工业体系，以及农村的大规模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当时每逢遇到经济危机时，中国都被迫从这种社会主义后退，比如1960年从城市遣返了2000万产业工人和城市居民回到农村，以及在农村或明或暗的分田单干。不过每当党内务实派主导中国经济“调整”、经济形势稍微好转，也就是人们通俗地说可以有饭吃以后，毛泽东就开始了反攻，重提阶级斗争，进行姓社姓资的批判，并将那些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打倒在地。部分地由于这种所谓两种思想、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需要，毛泽东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这场政治运动的目的，就是要打倒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文革结束后，中国GCD迅速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全面否定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及其实践文化大革命，宣布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开始了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激起了“主义”之争，但是邓小平以高超的政治艺术应对，一方面他宣称“我们一直没有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人都饿死了，还要主义有什么用”，从而剥夺了反对派的思想与道德的正义色彩；同时他宣布“姓资姓社不争论”，“摸着石头过河”，开始了一系列被改革派自许、被反对派抨击的“打左灯、向右转”、“目标是天津，却说去廊坊”的改革动作；最后，他自己给出了一个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定义以试图平息这种争论，这个定义就是：“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实际上，中国的改革开放，一直不能离开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其重要意义，不但是给改革开放一个理论依据，而且是给中国GCD的领导地位一个理论依据。因此，中国GCD承认，改革开放后中国首先要回答的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一切理论与实际的探索都是围绕这个核心进行的。中国GCD也宣称，它找到了答案，这就是经由三代领导人探索与创造的特色中国社会主义。在党的十七大的报告中，胡锦涛宣示了这个特色中国社会主义的内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GCD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完全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
对于胡锦涛宣示的特色中国社会主义道路，许多学者给出了进一步的说明，其内容包括十几点甚至二十点之多（前者见百度知道，后者见邸乘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容简述》）。
二
我认为，特色中国社会主义的重点不在特色，而在社会主义。只有在社会主义的一般性质的规定下，我们才能强调中国特色。而所谓中国特色，也不过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及目标的具体道路。我们在说到特色中国社会主义时，不能只言特色而言不及主义。要警惕一种倾向：特色是个筐，什么货色都往里装。在观察社会主义的本质时，关键点就是这个主义是以社会即全体人民的利益最大化为规定的。社会主义就是社会全体成员利益为优先的主义，社会主义的社会形态就是人民利益最大化的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题中应有之义。
我自己于去年7月发表一篇《今天我们从哪里出发及去往何方》的文章，试图全面回顾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历史，并提出社会主义的一般规定性，包括九点：
1．社会主义应当是生产力高度发达的。
2．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方式仍然是商品经济。
3．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多种所有制共存的，并且实行计划与市场两种调节方式。
4．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可持续性。
5．社会主义分配方式是多种多样的。
6．社会主义是高度民主化和法制化的，其政体是三权分立的现代国家形式。
7．社会主义是高度福利的。
8．社会主义是公民充分自由和社会充分发育的。
9．社会主义是文化高度发展的。
以上各点，可以简单地将所谓社会主义概括为：它是一个生产力和文化高度发展的、生产资料各种所有制并存的、分配方式多样化的、理性的、民主与法制的、人道的、人的自由度更大的社会形态。
在上述社会主义一般性规定中，如果说中国特色或中国的特殊性，那也只是一点：坚持GCD领导。
从中国实际出发，我们当前的任务，概括起来说，就是按照社会主义的各项标准，在中国GCD的领导下，建设和发展民主的、人道的（或人权的、自由的）、公正的、福利的、和谐的社会主义。
三
2008年11月25日 《环球时报》转载了肯尼亚《民族报》11月23日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是共产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很难说 》
其实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的身份疑惑，在中国人民自己这里有更强烈的反应。不但某位老一代领导者至死不去经济特区，而且相当一批民众中（这是一个成份芜杂的群体，包括一些老干部、知识分子和草根群众）强烈批判改革开放，怀念毛泽东时代，并试图以原教旨马克思主义来拨乱反正。邓小平在提出四个坚持后，指出四个坚持中最根本的是坚持GCD的领导和坚持社会主义。但是民众的感受和总结也许更准确：中国改革开放就是GCD领导走资本主义道路。赵紫阳对改革开放最大的贡献是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为这种“补资本主义课”的改革开放提供了理论依据。初级阶段理论，本质上也就是特色中国社会主义理论。虽然邓小平和赵紫阳以高度的政治技巧和理论创新，为中国改革开放提供某种合法性，在他们之后的两代中共领袖，又提出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以丰富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但是，对于现实中国社会形态和中国发展趋向的辩论甚至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
不过放眼世界，不仅是中国社会存在身份“混乱”，用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标准来判断今天世界各国的社会形态，似乎都让人困惑。所有我们认定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萌生并成长着诸多社会主义因素，比如高水平的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文革后，王震出访英国后，得出的结论是英国除了不是GCD领导之外，已经是社会主义，而且比中国更社会主义。好多我们所谓的资本主义国家，如北欧国家，公开宣称自己就是社会主义国家。那里的执政党，也多是社会民主党。
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完全打破了传统社会主义在经济方面的三个标志：计划经济、公有制、按劳分配。我们所谓的资本主义的大本营美国，仅从经济形态看，一些学者们就并不认为它是资本主义，而是混合经济。比如，经济和商业历史学家Robert Hessen认为：“今天的美国，昔日曾是资本主义的堡垒，但实际上是一个‘混合经济’，ZF在没有透明或一致的原则下对经济实行补助或限制。”在股份制出现而且大多数公众持有上市公司股票后，使得传统马克思主义依据何种性质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占国家经济主导地位来判断社会性质的方法，完全失效。
社会主义当然并不只有经济的一种判断标准。西方那些号称社会主义的国家，对这种社会主义的特点，归纳为三：民主的、人道的、福利的。这种归纳是很精辟的。它更简要地表明了社会主义的一般性特点。
四
现在就来回答本文标题所提出的问题：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吗？
有人举手回答：是。
但是我们凭什么说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呢？
GCD的领导？
GCD的领导并不必然保障其所执政的国家是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导师和许多GCD的领袖都指出GCD有变质的可能。苏联垮台前是GCD的领导，但正是这种领导导致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灭亡，因为苏共已经成为一个特权集团，与人民利益对立。人民在抛弃这个集团时，连带着把所谓的社会主义也抛弃了。
公有制经济占主导地位？
中国还有什么公有制经济呢？改革开放后存留的所谓的国企，大多是垄断性企业，其性质与其说是公有制企业，不如说是列宁所认为的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因为我们的这些国企，既不向国家和人民分红，也不承担多少社会责任。相反，它们服务态度恶劣，凭借垄断地位自肥，同时向官僚集团进行利益输送。台湾的所谓公营企业表现出的官商勾结，比起我们这些国企来，不过是小巫见大巫。
至于民主、法制、公平、正义、福利等等，这些恐怕正是时下中国的软肋，更不能拿出来说事了。
证明中国是社会主义，哪怕是特色社会主义，总要拿出点干货来。要不然，谁能信服？
干货虽然不多，但我们可以讨论我们奋斗的近期目标和近期任务是什么，以为特色中国社会主义增加点叫得响的依据。
我看比较可行的就是增加社会福利。
社会福利是社会主义的重要规定性。在说到当代社会主义的三个简要的特点：民主、人道、福利时，民主涉及政治体制改革，在当下中国大家意见不一致，一时难有大动作。人道社会主义，恐怕也不好搞，连一个普世价值都打得不可开交，还谈什么人道？剩下的，也只有福利社会主义，可以做点文章了。当然，如果能够提升社会福利水平，也会落实部分人道或人权，如同中国GCD经常说的，人权首先是人的经济权利，即生存权和发展权。社会主义认为，经济增长只是手段，全体公民福利的增进才是社会的终极目标。
中国社会当前最严重的问题之一，是人民没有较平等地享受到改革开放的好处，贫富两极分化问题极其严重。而按照邓小平的说法，如果贫富两极分化，改革就失败。根据世行的估计，80年代初期中国的基尼系数是0.26，到1995年是0.38，到90年代末为0.46。到了新世纪之后，国家有关机构统计，中国的基尼系数已高达0.47∼0.49之间，已经是最严重的贫富不均，在世界上也是突出的。而据经济学家邹恒甫介绍，考虑到高收入家庭有隐匿收入的倾向，有些民间调查机构甚至认为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达0.59。按照国际通行的看法，基尼系数超过0.4就属于收入分配极不平等的国家。
经由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取得了重大成绩，中国ZF已经是世界上最富有的ZF。2007年，它的预算内财政收入高达5.1万亿人民币，加上预算外，有专家估计不下8万亿。中国ZF已经完全有可能对关乎民生的普遍社会福利和福祉做更多的投入，以提升全社会的福利水平。对于中国而言，保证包括农村居民在内的所有公民的基础教育、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和基本失业、养老金等社会保障，是改革开放的重要内容，也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长期以来，我们可以在一些建设项目上动辄投入数亿、数十亿甚至数百亿的公共资金，我们可以搞出那么多锦上添花的盛大活动和形象工程，为什么就不可以为孩子上学、百姓看病问题多花点钱？如果大部分人民生活的基本状况都得不到改善，经济增长还有什么意义？胡温新政后，其特点正是试图矫正以前的发展失误，加大对民生问题的关注，缩小贫富差距，提高社会公平，而且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从这一点，人民切身体会到了社会主义的好处。
但是我们还有更大的努力空间。1982∼2007年，中国ZF的预算内财政收入总额从1123.97亿元，增长到51304.03亿元，增长45.65倍。同期预算内财政支出，由1153.31亿元，增长到49781.53亿元，增长43.16倍。在财政支出结构中，据曹思源发表于《炎黄春秋》2008年第4期的题为《中国财政支出结构的过去与未来》一文中的统计，中国自1982∼2005年的历年财政支出中（含预算内与预算外），排位第一的是行政管理费，1982年为134.99亿元，占当年财政支出的6.87%，2005年则高达10378.44亿元，占当年财政支出的26.49%。而文教科学卫生社会保障支出1982年为242.98亿元，占当年财政支出的比重为12.37%，2005年为8953.36亿元，占当年财政支出比重为22.86%。从1982年到2005年，文教科学卫生社会保障支出增长了36倍，而行政管理费则大幅攀升了76倍。无论是从绝对数额来说，还是从增长幅度来说，现在文教科学卫生社会保障支出都小于行政管理费。
由此可以看出国家财政支出中直接用于民生的部分比例不高，这就导致社会整体福利水平不高。
从福利开支这个角度，我们可以将中国与美国的情况做一个对比。据drunkpiano在《美国的“社会主义”》一文中介绍，2004年，美国联邦ZF的预算开支：19.9%军费（这项庞大的开支一直颇受争议）；21.6%社会保障金；19.5%用于支助穷人、老人、残疾人的医疗保险项目Medicare和Medicaid；4.1%其它用于退休金和扶持残疾人的开支；9%用于失业补助、给穷人家庭的住房、食品、收入补助以及税收抵免；7％偿还债务利息；教育3.8%；老兵补助2.6%；交通2.8%，国际事务1.2%，科研1％……可以看出，如果我们把社会保障金、医疗保险费、贫困失业补助等算作福利开支的话，福利开支占据了美国联邦ZF开支的一半以上，这也是联邦ZF的最大开支。
其实如果加上美国各州ZF用于社会福利的开支，这个比例会更高。比如，教育支出大多由州ZF执行。
当然，如果从福利开支占GDP的比重来说，美国的福利水平明显低于欧式福利国家。据同一篇文章介绍，2001年瑞典的福利开支占据GDP的28.9%，挪威23.9%，英国21.8%，加拿大17.8%，日本16.9%，美国14.8%。
当然，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如美国和欧洲发达国家，不过，据邹恒甫介绍，依据国际上中等偏下的水平，ZF的教育支出至少应该占到总财政支出的六分之一，按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30%计算（这是在近期比较适当的水平），教育公共支出至少应该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ZF的医疗卫生支出应该占到总财政支出的六分之一、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5%；ZF用于最低生活补助和养老金等基本社会保障支出的比重也应该占到总财政支出的六分之一、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5%。这些指标，中国均未达到。比如，中国的教育支出，一直低于《教育法》所要求的占GDP也就是国内生产总值的4%，2007年大概在3.2%左右。而卫生支出，据全国政协委员巴德年说，2006年中国的医药卫生总体水平被WHO排在第144位，而卫生公平性竟被排在第188位，全世界倒数第四位。这与中国的大国地位、与中国飞跃发展的经济状况，以及与中国的国家性质相差甚远，医药卫生事业的严重滞后已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瓶颈。1990年代中国ZF向世界宣布的“到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承诺，没有兑现。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巴德年认为是ZF投入支出逐年减少。巴德年表示，世界上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把卫生投入列入国家财政支出的重要科目，姑且不说发达国家用于医药卫生开支均占GDP的10%以上，就连巴西也为7.9%，印度为6.1%，赞比亚为5.8%，中国只为2.7%。
造成社会福利支出减少的原因，一方面是改革开放的失误。国家有关部门已经公开承认医改失败。另一方面是行政管理费用的大幅攀升。前面已经介绍我国行政管理费用已经占到财政支出的第一位，23年间增长了76倍。曹思源将我国行政管理费用在国家财政支出中的比例与世界不同国家作了一个比较： (
德国（1998年）2.7%
埃及（1997年）3.1%
英国（1999年）4.2%
韩国（1997年）5.1%
泰国（2000年）5.2%
印度（2000年）6.3%
加拿大（2000年）7.1%
俄罗斯（2000年）7.6%
美国（2000年）9.9%
中华人民共和国（2000年）25.7%
无论是与发达国家比，还是与发展中国家比，中国的行政管理费都是最高的。其他国家这项费用没有超出财政支出10%的。可以看出，正是巨额的行政管理费占用了本该用于社会福利的资金。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是否可以算做社会主义国家呢？
在中国巨额的行政管理费中，有大量不合理的开支，如久为人们诟病的三公消费。人民群众和许多专家都希望党和ZF将行政管理费降下来，特别是将三公消费降下来。我在2002年曾撰文指出，能否将三公消费降下来，是党和ZF“执政为民”的试金石。时间过去了5年多，结果很不乐观。
同时，ZF财政支出中直接用于经济建设的支出，在2005年还占到第二位，为9316.96亿元，仅次于行政管理费。国家应当减少这方面的投资，不再直接为竞争性国有企业输血。对于基础设施的投资，也要控制，更多地依靠社会的投资。国家财政只应该为生产公共产品的公用事业企业投资。在当前世界金融危机来临时，国家宣布直接投资4万亿元人民币，用以拉动经济，而各省市加码投资，其总额已高达20万亿。这个数字是否准确是一回事，但是，国家真要用财政支出投资经济，除了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外，我想，应更多地用于民生项目。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是消费不足，消费不足不是人民没有需求，而是没有钱，或者说因为社会保障差，有点钱也不敢花。要真正拉动经济，就要促进国内消费；要促进国内消费，就要增进社会福利；要增进社会福利，就要加大国家财政在这方面的支出。这是一个浅显的、已经被人说了无数遍的道理。道理虽然浅显，但是要做到就不容易了。
五
中国能否加大社会福利投入以增进社会福利水平，看似是一个财政支出结构的调整问题，其实是官僚利益集团的让步问题。因此，这是一个十分困难的事情。从根本上说，如果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大概很难做得彻底和完善。但是，在民主化不能取得突破的情况下，增大社会福利水平，尚有一定空间。近几年来，中国GCD和中国ZF正是这样做的，取得了重大的成绩与进步。问题是这个空间还有多少？换言之，中国官僚集团还能够做出多大让步？比如说，三公消费能否如曹思源所希望的压缩5000亿元？这些都是不确定的问题。
回到本文的题目。现在我们可以做一个简短的小结：中国目前说自己是社会主义国家，恐怕还不合格。至于将来是否及格，直接取决于社会福利的增进水平。而这种增进，则直接取决于官僚集团的自我让步。肉食者，其勉之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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