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卿·毅庵 @ 2009-6-5

为魏京生在5月31日芝加哥“六四20周年纪念音乐会”上的演讲和问答:

芝加哥由杨逢时博士组织的这么一个纪念活动，非常好。二十年了，我们纪念那些死难的兄弟姐妹。我们没有忘记他们。因为他们是为我们而死的，为我们而受伤的。二十年的时间足够让大家心情变的比较平静了，现在我们可以比较客观的回顾那段历史，对于我们来说，纪念那些死难的兄弟姐妹那是必须要做的事情。

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总结那段的经验教训。因为现在的中国人还在为争取自由做着同样的事，还在努力，还在不断的付出牺牲。那么形式已经跟二十年前不太一样了，但是二十年前的经验教训仍然对我们非常有用，对指导现在在斗争中的这些朋友非常有用。

而且据我的，国内的朋友不但对现在的形势非常关心，而且对二十年前的经验教训，以及过去更早一些的经验教训也非常关注。他们非常想知道到底那个时候发生了什么，到底我们做对了什么，做错了什么，共产党是什么规律，等等等等。他们希望知道很多的东西。所以总结这个东西对我们大家都非常有用，包括我们支持国内的民主运动也是非常有用的。

 “共产党不可以讲道理”

我简单讲几点。总结当年的历史教训，中国老百姓通过坦克机枪屠杀，首先明白了一个道理，也就是共产党是不可以讲道理的。有些台湾的朋友我去台湾的时候他们也经常说，“共产党跟国民党一样坏”，我觉得这个说法很有问题。国民党，不管怎么样，过去虽然有人说它跟共产党是一样的，也对老百姓残酷镇压啊等等，这都不错，确实也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但是毕竟它的基本原则，它的基本的宗旨是要在中国建立一个民主的社会。那么最终，虽然磕磕绊绊的，但是国民党在台湾很和平的演变成了一个民主制度。这点是非常了不起的。大家不要小看这个。台湾人民为此少付出多少代价啊。

但是共产党跟它不一样，它的基本的宗旨就是一党专政。这是过去的共产党。现代的共产党甚至连一党专政都不相信了，只有它们这个特权阶级必须要掌握这个政权，谁不利于它们这个特权阶级，谁就要给我滚蛋——这就是它们的基本原则。

那么这样一个有人说叫“后共产主义”的集权政治啊，实际上比毛泽东时代的这种集权政治更加可怕。因为毛泽东时代的集权政治虽然他也讲歪理，但是歪理毕竟你还可以跟他讲。但是现在这个共产党他们非常明白，民主是什么他们非常明白，因为他们把老婆、孩子、钱包都放到民主国家来。他们不知道民主国家好吗？当然知道。但是他们绝对不让中国变成民主国家，因为那就失去了他们发财的机会。

所以对这样一个集团，越来越多的中国老百姓就失去耐心了，越来越的老百姓认识到，除非推翻共产党，否则在中国建立民主政治是不太可能的。这是八九年的坦克机枪给中国人的第一个教训。

“民主自由要付出代价”

还有第二个教训，也就是我们作为普通老百姓，我们追求民主自由，我们要不要付出代价呢，我们当然要付出代价。八九年中国人民已经付出了很多代价，很多的年轻人失去了他们的生命，或者受伤致残。虽然我们付出了很多代价以后没有得到一个我们希望达到的结果，但是我们看看其他国家，不光看我们自己的经验，我们会看到每一个国家要争取到这种很好的民主制度都是要付出巨大的代价的。我们并不是第一个付代价的，我们并没有什么冤枉。如果共产党不是那么邪恶，不是那么残暴，我们也用不着去推翻它。那么我们要推翻这个暴政，我们就要付出代价。要付出很多的代价，这是必须做的事。

“不要把希望寄托在共产党内所谓的改革派”

还有第三点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共产党内其实也是有很多向往民主的势力。但是我们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共产党内的所谓改革派。在1989年的时候，很多人都在假设，如果当时的改革派有所动作的，那邓小平有没有能力调动军队来屠杀老百姓呢？很多人在思考这个问题，很多人也在议论这个问题。我们必须靠老百姓自己的力量，我们必须靠民主派的力量。我们要团结党内的民主派，党内的开明派，但是我们不能完全把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大家回忆一下，八九年的年轻人坐在广场上无所作为，实际上是在等着改革派来解决问题，但实际上改革派是相当软弱的，他们有他们的两面性，他们有他们的不同的想法。他们不可能全力以赴的投入到人民的运动中来。

国际社会的支持也是另外一个教训。实际上国际社会支持对于每一个国家的民主运动，每一个国家的变化，都是非常重要的，甚至有的时候是至关重要的。咱们可以看看台湾的民主，虽然说以蒋经国为首的国民党的势力是有民主派的宗旨，但是他们在台湾也逐渐形成一个利益集团了，也有一个势力是不愿意放弃一党独裁的。一方面是他们的理念促使他们不得不这样做，一方面是老百姓的压力促使他们不能够这样做，而且很重要的一点，国际社会的压力是促使当时的国民党不得不走向民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所以台湾的和平演变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仰赖于国际社会的支持和国际社会的关注。

“依赖外国人支持我们民主不太现实”

大陆的民主化当然也不例外。但是我们还要看到一点，有很多朋友有事就要求外国人，总是什么事情都依靠在外国人身上，总是希望外国人给我们更多的支持我们的民主才能够搞得更好一点。但是是不太现实的。

不论是八九年还是现在，我们得到的西方国家的支持主要来自于老百姓的舆论。八九年的时候也是这样。八九年屠杀发生之后我们看到国际社会的舆论是一边倒，强烈的支持中国的老百姓，强烈的谴责共产党。但是在八九年的事情发生的过程之中的时候，国际社会并没有给与很多的帮助。甚至有些西方的政治家为了和邓小平之间做很多政治交易，他们放弃了对中国人民的支持，甚至放松了对邓小平的压力。这实际上是导致邓小平下决心屠杀人民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而且是关键的原因。

甚至我在美国的时候和共和党高层谈到布什总统当时的作用，他们都承认，当时布什总统的表现，当然用比较外交的语言说是“有点欠考虑”，他所起的作用“我们需要重新研究”。实际上大家心里都很明白，当时布什这么个态度对于邓小平的放松，实际上恰恰是促使邓小平最后下决心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对国际社会的支持我们是要争取，我们要努力，这是我们必须争取的重要的一个力量。但是我们不能依赖他。我们中国人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必须敢于作出牺牲。我们才能争来我们需要的最好的东西。下面请大家多发表意见。

听众张先生站起来发言道：“纪念六四二十周年”音乐会要感谢三个人。第一个是杨逢时女士，大家都看到了，没有她不懈的努力，就没有这个音乐会，而且她顶着巨大的压力，母亲去世，重要的是她有国不能回，中领馆不给签证，她不能回去给母亲奔丧，这是一个多么可悲的事实啊。

第二个是鲁德成先生。他也是为了我们，为了所有的中国人，为了人民的自由，做了十年大牢。（掌声）

但是我想说的，他们两个人都是非常的幸运，他们都有家。杨逢时女士有先生，鲁德成先生有太太。我们第三个来宾，魏京生，1950年生人，被共产党判了29 年，做了18年大牢。你们知道每个人有多少牙吗？28颗，他掉了24颗。（听众补充：而且是在30岁的时候掉的）一个人坐了18年牢，牙掉了24颗，到现在没有一个家，还是一个单身汉。为了所有中国人的幸福他在奔波着。他不欠中国人民的，他不欠中国，是我们大家亏欠他了。

提问：你们三位（指杨逢时、鲁德成、魏京生）都为了中国的福祉，发展，付出了很多的代价。所以我第一个问题是，你们三位认为付出这些代价到底是值得还是不值得？

答：既然想付代价，没有什么值不值得的。一个民族如果不想付代价，那是真的不值得，你就永远不会改变，永远不会进步。所以说，付代价根本就不考虑值不值得。（鼓掌）

第二个，台湾的民主发展呢，首先我们大陆的朋友非常高兴，因为他证明了一个道理。共产党老在那欺骗中国老百姓，说你们中国人素质太差，你们那文化就不行，你们那种儿就比人家白种人不行。所以叫亚洲特殊价值观，所以你们不能民主。而台湾的民主证明，我们中国人靠自己的力量可以建立民主。（鼓掌）我们中国文化也有足够的智慧来建立自己的民主。所以台湾的民主对大陆非常的重要。

当然台湾的民主不可能一开始就走的很好。他会有磕磕绊绊，会有危险，甚至可能会倒退。你比如说当年德国的民主建立了不久就出现了倒退，出了一个纳粹，还可能出各种其他的问题。但是没有关系。我希望台湾的朋友觉醒很多人，作为老百姓也非常关心自己国家的政治制度。大家都关心，政治家才会比较老实一点。如果大家不关心他，就是老牌的美国的民主也不保险。谢谢（鼓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