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民生方面

　　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应以民生为重，具体表现之一，就是要将国家财政的钱，最大比例地用于民生，围绕民生来安排财政支出。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应该是精打细算、艰苦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它们所花的行政费应该比资本主义国家政府更为低廉。然而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行政费比重，居然比资本主义国家高那么多，请看下列网络资料：

　　●各国行政管理费（或曰公务支出）在国家财政支出中的比重。

　　德国（1998年）2.7%

　　埃及（1997年）3.1%

　　英国（1999年）4.2%

　　韩国（1997年）5.1%

　　泰国（2000年）5.2%

　　印度（2000年）6.3%

　　加拿大（2000年）7.1%

　　俄罗斯（2000年）7.6%

　　美国（2000年）9.9%

　　中华人民共和国（2000年）25.6%

　　●《学习时报》透露国内“三公”消费高达9000亿元，被国内外媒体纷纷转载。该报文章引述的数字称，2004年，中国至少有公车400万辆，公车消费财政资源4085亿元，大约占全国财政收入的13%以上。与公车消费相联系，据各种资料显示，全国一年的公款吃喝在2000亿元以上，二者相加总数高达6000亿元以上，如果财政收入按3万亿元计算，几乎相当于财政收入的20%左右。据2000年《中国统计年鉴》显示，1999年的国家财政支出中，仅干部公费出国一项消耗的财政费用就达3000亿元，2000年以后，出国学习、培训、考察之风愈演愈烈，公费出国有增无减。三者相加，总共高达9000亿元。如果全国财政收入以3万亿元计，“三公”消费就消耗了其中的30%。近1/3的财政为用于吃、玩和坐车。

　　用于教育,医疗的比列:

　　中国:3.8%

　　印度:19.7%

　　美国:21.5%

　　日本:23.3%

　　●深圳卫视报道：市财政局统计：2008年我市全口径财政收入达到2800多亿元，其中2000亿（不超过2100亿，具体数目没记清）上缴划转中央政府。2008年深圳全市实现收入超过800亿元，从三年前的500亿连续三年实现了三级跳。

　　可喜可贺！在金融危机的淫危下，寰球一片焦头烂额愁运惨雾的恶劣形式下，而深圳市财政收入连连大幅度攀升，人民政府的荷包大涨。本人作为深圳市的一名普通百姓和纳税人，感到非常自豪。同时心里盘算起来：本人能力有限，未能跻身为“成功人士”，作为一名某些专家定义下的“待富者”，上有高堂待赡养，下有幼子嗷嗷待哺，老婆全职在家顾老携小，日子艰难。近来危机下普遍荷包缩水，医疗、养老、小孩教育、失业裁员那都是招招致命，我的那点薪水只能聊养薄命，有点小钱也是以备不测，一直未能为国家提震内需的号召做多大的贡献，想来惭愧。我市人民政府今年取得2800亿的财政收入，应该拿出相当一块放在社会保障投入上。咱比照西欧、北欧财政收入的４５％以上是用在社会保障上的；美国财政40%上的钱用于社会保障方面；就是临近的香港，港府下面有１１个局，其中卫生福利局和教育统筹局两个局的支出就占到香港财政的５０％以上。中国是有特色的社会主义，还是初级阶段，咱能理解。按照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解，深圳作为中国最有竞争力为富裕的城市，用于社会保障方面的投入就按邻居香港的标准折半之后，再折一半，按财政收入的6.25%(50%除以2再除以2)计算,也有350亿。然而经过查询后得知,2008年，深圳市用于社会保障方面的投入为61.2亿元。（据2008年04月08日深圳新闻网-深圳晚报本报记者刘万专通讯员张富刚实习生罗驰瑞报道.....市财政局昨日召开新闻吹风会介绍，2008年，市本级安排教育支出37．7亿元，安排医疗卫生支出11．2亿元，安排社会保障和就业资金支出12．3亿元。这三项民生支出预算安排均比上年增长35％以上...）只占深圳市全年2800亿收入的2%。

　　深圳市民通过各种形式交纳的100元税款中，被用于老百姓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的只有2元。

　　二、官民比例方面

　　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应当是人民，政府官员是人民的仆人。主人从自己的利益的角度出发，总是希望自己的仆人能干、精少，因此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官员应当是精简的，而当今中国政府的官员却远比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的官员庸肿众多。

　　●    中国“官员”多到什么程度呢？最近看到一篇帖子，说中国1950年的官民比是1：600，2007年的官民比是1：26，50多年，多了27倍！

　　帖子说，中国每百万美元的GDP供养39个公务员，日本每百万美元的GDP供养1.38个公务员，以此标准，中国官员比日本多27倍!

　　帖子还说，中国非但官民比独步天下，“官”“员”比更是举世无双。

　　日本首都东京，人口1300万，GDP1.1万亿美元，但是东京只有“市领导”7人——1名市长，4名副市长，1名议长，1名副议长；世界经济首都美国纽约，人口1800万，GDP2.6万亿美元，但是只有“市领导”6人——1名市长，3名副市长，一名议长，一名副议长。

　　而中国铁岭市，人口300万，GDP46亿美元，人口是东京的1/5、纽约的1/6，GDP是东京的千分之四、纽约的千分之1.8，但是“市领导”却有41名，是东京和纽约的6倍——市委书记1名，副书记1名，常委11名，市政府市长1名、副市长9名、市长助理3名，人大主任1名，副主任7名，政协主席1名，副主席8名。就是这个市政府还有20名处级副秘书长，平均每个市长配备了两个秘书长！

　　中国新乡市，人口565万，GDP100亿美元，人口不到东京的一半、纽约的1/3，GDP是东京的千分之9、纽约的千分之4，但是市领导却是43名，同样比东京和纽约的市领导多6倍——市委书记1名，副书记1名，常委11名，市政府市长1名、副市长8名、市长助理4名，人大主任1名，副主任8名，政协主席1名，副主席9名。这个市政府还有16名处级的副秘书长！

　　湖南小小的平江县，副县长多达十名；郑州市市政执法局，居然有29位“局领导”。

　　三、官员的廉政方面

　　社会主义国家政府的官员是人民的公仆，理应要比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的官员廉洁奉公，勤政为民，然而中国政府官员的贪污腐败可以说遍及社会的各个领域，就连救死扶伤的医院，育人子弟的学校都腐败重重，甚至连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防线司法系统都成了腐败的重灾区。中国的腐败远比资本主义国家严重是因为中国的腐败是体制性的，如已被许多国家证明是世界上最有效反腐的利器“阳光法案”即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在中国迟迟不能获得通过；如在中国“三公消费”是合法的，而这在所谓的资本主义国家绝无合法的可能性；如中国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是为了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中科院调查报告)，（据监察部、人事部披露，全国党政部门有200万名各级干部长期请病假，其中有40万名干部长期占据了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一年开支约为500亿元）。中国官员的腐败举不胜举，这里仅以“三公消费”中的公车为例。

　　●据统计，2004年中国大陆各级党政机关公车约有400万辆，年费用4085亿元。尔后采购汽车的数量每年都在以超过20%速度递增。“公车”，顾名思义应是仅限于公用。但目前公车的普遍现状是领导人员用三分之一、家属用三分之一、司机用三分之一。这种“三三制”一般人早已见怪不怪，2006年10月25日《中国青年报》刊登了一个三三制的普通事例。

　　请看一个局长司机老黄的7天行程：

　　10月1日，局长好朋友的儿子结婚，老黄到婚纱店将公车装饰为婚车，然后接送新人，忙了一天。

　　10月2日，老黄一大早起床，把去旅游的局长儿子一家三口送到机场，然后到邻近城市接局长的父母来该市过节。

　　10月3日，陪局长夫妇到城里购物。晚上陪局长各处送礼。

　　10月4日，到邻近城市接局长的妹妹一家到局长家，晚上继续陪局长送礼。

　　10月5日，送局长妹妹一家回家。

　　10月6日，到机场接旅游归来的局长儿子一家。中秋节晚上，老黄终于在家吃了顿团圆饭。

　　10月7日，送局长父母回老家。回来后送局长去酒店，把局长从酒店送回家后，已是夜里十二点多了。

　　在老黄的概念中，公车，就是“用公款购买的私车”：除正常办公用车外，那就是：送局长与家人四处旅游、赴宴；接局长的孙子上、下学；连局长儿子的驾驶技术也是老黄带他到城外荒地，花了两个月时间练出来的。

　　实际上，在中国城乡各地飞奔的许多公车，不仅仅是公款购买的私车，而且是公款雇佣司机、公款维修保养、公款购买保险的私车。

　　放眼望去，这道公车私用的风景线，在我们这个星球上已经是越来越罕见的稀奇景色了。

　　韩国首都首尔市已把“官车”数量砍到只剩4辆，市长和3位副市长各1辆。没有紧要公务，市长也须乘地铁上班。

　　美国纽约市长布隆伯格、英国伦敦市长利文斯通也都是每天乘地铁上下班。

　　瑞典政府高官工作时可以使用公车，下班只能开自己的私车，首相也只能开私家车上下班。

　　瑞典警方在周末可以拦住任何公车，检查其是否执行公务。

　　德国一位女议员因为用公车送丈夫到大学上班被曝光而不得不辞职。

　　丹麦的公务员出差只能坐公共汽车，出差地如果没有公交车，才可以乘坐出租车。

　　意大利西西里岛有个倒霉的市长，他和夫人出去私人旅行，让司机用公车把他们送到港口，旅行回来又让司机接了一次。不料被人告上法庭。市长公车私用，补回汽油费都不行，不但丢了乌纱帽，还被判入狱六个月。

　　芬兰可以说根本就没有公车一说。除总统以外，芬兰整个公务员系统中，只有总理、外交部长、内务部长和国防部长4个人享有固定的专用公车待遇。而且他们也只能在上班时间使用专车。亲友揩油之事闻所未闻。虽然贵为一国元首，芬兰总统常常骑自行车出门。

　　社会主义中国，公务员理应更加廉洁奉公。然而让人很难理解的是，我们这里大大小小的党政官员，从国家级的部长到县级的科长以及乡镇长，只要有条件的，都要搞上一辆专车；没有条件的呢，努力创造条件也要搞一辆玩玩。而一旦有了专车，几乎不言而喻就有了全天候24小时使用权、全家使用权、亲友使用权、公私不分的使用权。

　　四、社会公平方面

　　社会主义国家无可非议的一个标志是公正、公平，正义，尽力减少贫富差距，使大家都能过上幸福的生活。可由于公正、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法院也是腐败的重灾区并且不具有独立性，因此才有了中国特色的下面现象。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务院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撰写的《当前社会各阶层经济状况》（2004年）表明，500万拥有千万元以上财富的人（含亿万富翁），其背景基本来自三个方面：一、党政军高干子女、亲属，占90%以上；二、依靠港澳或国外亲属资助者，约占5.5%；三、自身经营有方又遇到良好机遇者仅占约4.5%。

　　●《远东经济评论》2007年第4期一篇文章提供的数据：截止到2006年3月底，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5000万以上的有27310人，超过1亿元的有3220人。超过1亿元者有2932人即超过90%是高干子女，他们拥有大约20450亿元资产，也就是说，3000名高干子弟拥有的资产达2万亿元人民币，平均每人6.7亿元；这些人中，广东1566人，浙江462人，上海225人，北京195人，江苏172人，山东141人，福建92人，辽宁79人。5个最重要领域——金融、外贸、地产、大型工程、证券业85%∼90%的核心职位掌握在高干子女的手中。截至2005年底，高干子女亲属仅在海外经营的中国进出口贸易每年就达1千多亿美元，他们拥有6千亿美元以上的财产，在海外定居的高干亲属超过100万，其中高干的配偶和子女就达20多万人。

　　●世界银行2006年报告称，中国0.4%的人口掌握了70%的财富，美国是5%的人口掌握60%的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世界第一，成为世界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中国“新贵家庭”（即拥有百万美元金融资产的）数量仅占中国家庭总量的千分之一，但是却掌控全国41.4%左右的财富。

　　●    社科院称上访文化形成“上访村”最多聚万人

　　南方周末记者赵凌

　　3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来访接待室，如同某个县城的候车大厅，来自四方的访民百无聊赖地注视着面前的大屏幕，等待接谈。

　　方圆几百米，北京永定门东庄，这个因聚集大量上访者而形成的“上访村”，日复一日，仍是往日面貌。

　　此前，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调查表明，新《信访条例》自2005年5月实施以来，尽管中央高度重视，但信访形势依然严峻。

　　这一结论是社科院课题组进驻上访村，通过对560名上访者历时一个月的问卷调查而得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