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黑恶势力叫板公安部——-谁在“撑腰腰”？

专案组突然被拆散

公安部督办文物大案搁浅6年

2009-10-21

7年前，公安部刑侦局密召河南、广东公安厅领导进京，下令彻查洛阳日益猖獗的文物犯罪。河南省公安厅成立专案组，洛阳市公安局长及刑警支队的部分领导成为专案调查的核心力量。

一年后，正当专案组查实一个以洛阳宋氏兄弟为首的犯罪团伙时，抓捕行动却遭“通风报信”。首犯漏网，公安局长哭了，而这仅仅是一场暴风的开始。不久，大部分专案骨干因为涉嫌“小金库”被纪检部门调查，专案侦查力量就此解散，尚待深挖的文物大案从此成为积案无人问津……

2009年7月以来的近3个月中，这则屡遭屏蔽的网上帖子，一直在努力寻求属于自己的生存空间。直到10月以后，帖子几经更换标题，才暂时在一些相对冷清的论坛版块里获得保留。

它的数千言帖文所陈述事实，可摘要表述如下：

2002年，公安部督令彻查河南洛阳通过广东向港、澳、台及东南亚地区走私倒卖文物的特大犯罪集团。洛阳市公安局受命后，由时任公安局长张太学亲自挂帅，成立专案组。

然而，正当调查锁定一个涉及200余人的特大涉黑盗挖、倒卖文物犯罪团伙，以及部分“保护伞”线索之际，一场矛头直指专案组领导和骨干的“打击报复”行动随即铺天盖地展开。结果，张太学等一批专案核心人员被悉数调离洛阳市公安局，这起洛阳建国以来唯一由公安部督办的专案从此陷入瘫痪，搁浅至今。这耸人听闻的网帖背后，到底隐藏了些什么？

1 办案

公安部督办洛阳文物大案

发生在帝都洛阳的文物犯罪活动，一度甚嚣尘上。从当时官方公开的信息看，对于洛阳文物犯罪案的查办，起因于公安部收到一封匿名的“海外华侨”密信。这封信笺提供了部分洛阳文物犯罪的线索。

而事实上，此时的洛阳古墓盗掘和文物犯罪已近疯狂。一个现象是，散见于这段时间媒体对于洛阳古墓盗掘的报道中，“十墓九空”一词被反复用到。

2002年12月10日，公安部刑侦局密召河南、广东两省公安厅的领导进京，随即下令两地侦查部门迅速组织侦办力量，彻底查清河南洛阳经由广东向港、澳、台及东南亚地区走私倒卖文物的特大犯罪团伙。此次专案，以“12•10”命名。

河南方面办案任务的执行，实际落在了洛阳市公安局头上。以时任公安局长张太学领头、一个由百余人组成的办案队伍全部扑到案件调查上来。其中，除市局刑警支队为主要力量外，多数是从各分县局临时抽调的一、二把手。洛阳市公安局的计划是，把案件的侦破列为2003年度全局工作重中之重。2003年初，一番紧锣密鼓的调查，使得案情日益明朗，警方初步掌握的涉案人员已达200余名，案件涉及陕西、山西、洛阳、广东、上海、港澳等地。

记者日前拿到一份出自当时专案领导的汇报材料。在这份材料中，警方认定：“12•10”犯罪集团在形成过程中，每个成员由于各自不同的角色，确定了在团伙中的不同地位，并由此固定为4个不同的组织层次。

“第一层以洛阳郊区、孟津、偃师的部分农民为主要成员。他们在乡镇田野大肆盗掘古墓葬。”

“第二层以识文物、懂交易的倒卖文物犯罪人员为主要成员。他们有相对固定的下线，组织盗掘古墓或负责收集‘圈外’盗掘古墓葬犯罪人员手中的文物。”

“第三层是集团首犯宋彦庆、宋彦彬兄弟。他们为第二层人员提供活动经费，疏通文物通道，建立固定的文物倒卖体系，组织倒卖文物犯罪活动。”

“第四层以广东文物贩子为主要成员，他们与宋氏兄弟形成较为固定的文物‘生意’关系，同时与境外走私犯罪分子联系，进行文物走私，致使大量文物流失海外。”

2003年1月13日晚，洛阳市公安局在全市范围内发起针对案犯的大规模抓捕行动。随后又在广东、浙江、湖北等省警方配合下，在全国范围内持续追查。当年一年，专案组抓捕涉案犯罪嫌疑人91名，其中重要涉案犯罪嫌疑人43人。

通过到案人员交代及证据固定，专案组掌握了该团伙犯罪案件161起，缴获各类文物565件，其中三级以上文物144件，查冻主要涉案疑犯赃款赃物、房产及有价证券等，价值700余万元。

截至2004年初，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涉案人员27人（另案处理已判决11人），经劳动教养部门批准劳教16人。

2 意外

失意的洛阳文物专案警察

洛阳文物大案办到这个程度，可谓战功赫赫，当时国内许多媒体也对案件进展给予密切关注。然而，异动在此时出现了。

一位曾经关注过该案的河南地方媒体记者回忆，正当他们把视线移向案件纵深进展时，“一夜之间，包括洛阳市公安局局长在内的专案骨干‘翻把’了”。实际情况是，2004年3月前后，河南省纪委突查洛阳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小金库”。几天之后，支队财务、会计、秘书科科长均被“双规”。4月，支队政工科长张建岳被“双规”。

秘书科长尤益民当时负责文物一案的全部案卷和材料，张建岳此前任支队大案大队队长，时任文物案的主办侦查员。这些人都属于专案组的骨干力量。刑警支队的“小金库”经查实，其掀起的波澜，似乎仅限于随后展开的一轮人事调整。

关于“小金库”问题，记者拿到一份来自专案人员一方的说明情况材料，材料说：“实事求是地讲，刑警支队在财务管理上存在一些问题，当时刑警支队每年需要经费250万，但财政拨款每年只有40万元左右。经争取，市局给予支队‘返还罚没款40%’的政策；同时，经市领导和局领导协调，支队和烟草局、电业局联合成立办案中队，每年由两部门各提供50万元的办案经费；和交警部门开展防盗抢业务，每年收入90万元。”

“以上经费的来源和用途是经市领导协调，市公安局领导同意，刑警支队党委集体研究，并建立了严格的管理制度，每年都经审计、财务部门审计。

受“小金库”问题影响，2004年5月前后，直接管理账目的工作人员，如会计、出纳受到相应处罚、处分。尤益民调出支队，进入巡警支队任职副大队长。张建岳调出市局，调任公安分局副局长。

将近6月，洛阳市公安局局长张太学突然接到调令，转任河南省人防办副主任（副厅级）。当年年底，洛阳市公安局副局长、刑警支队支队长李小选调出公安系统，进入市委政法委，任副县级调研员。此一轮人事调整之后，文物案再无音讯，并很快淡出公众视线。相反，在洛阳，坊间议论的热点，已由案件本身转移到人事调整的蜚短流长上来。

经证实的一个说法是，张建岳被“双规”时，滞留在洛阳金城宾馆。由于有多年刑侦经验，他在一个中午顺利“出逃”。出来之后，与“拒不接受纪委调查”的李小选汇合，辗转赴京，到公安部等有关部门说明案情，并“汇报”“小金库”的来源及使用情况。

另一则确凿消息是，张太学接到调令十分意外，因听到“人防工作需要他”的传言，他曾专门反问有关组织，“为什么公安工作就不需要我呢？”

事实上，张太学是一名从基层警察一路干上来的老公安。记者搜集相关报道显示，在他多年的警察生涯中，曾在全国或地方公安系统创出7个第一，其中，他在1999年1月第一个在洛阳提出“打黑除恶”这一名词，成为家喻户晓的“打黑局长”。

记者在过去的一月中，通过各种渠道联系到包括张太学、李小选在内的一批原文物专案警察。接触过的十余人中，一些人以“听不得文物案”为说辞婉拒采访。一些关键人物甚至表示，经过人事调整，多年来深陷失意情绪中，已经记不起案件细节。

3 隐情

有关官员违纪的绝密供词

那么，网帖为什么坚持称专案人员被调离是受到打击报复呢？文物专案和突然调离之间，会有什么样的内在联系？

随着采访推进，另一些位居关键位置的原专案人员主动找到记者，撕开这场轰轰烈烈文物案背后另一番不为人知的景象。

2003年1月13日晚的大抓捕，本来是一次绝密行动。行动之前，全洛阳市只有书记、市长、公安局长等不超过5个人知道。行动指挥机构特意设在市郊邙山一个部队招待所。“行动之前才通知各分县局一、二把手开会，人到齐了还不知道要开啥会。”一位原专案成员在今年9月20日告诉记者，直到当晚正式行动的时候，各人才领到自己的任务，“要抓的是哪一位，人现在哪个地方，都给大家说得清清楚楚。”

然而，行动进行到翌日凌晨，抓捕信息陆续反馈回来后，张太学黯然回家。“他哭了，重要的人都没抓到，有人通风报信。”

当晚，列为抓捕首要对象的宋氏兄弟漏网。约10天后，重新抓捕宋彦庆归案时，专案组通过一系列调查才发现，宋氏兄弟在闻风逃跑时，其同车逃犯何健康竟与局里缉私大队一位领导频繁通话。而在此之前，宋氏兄弟还多次与这位领导一同出境。

此后，一些案犯在接受审问时，也交代了与该领导的接触认识过程，进一步的举报甚至牵扯到当时河南纪检系统一名重量级官员。记者日前走访了解到，文物案之前，这名缉私队领导和纪检官员过从甚密。

由于部分专案人员认定他们的突然调离是受到打击报复，且与上述两位官员有直接关系，所以在调离前后，为防止这些线索遭遇意外，他们复制了部分案犯审讯笔录和有关资料。日前，受访者已将这一系列资料向记者出示。资料显示，案犯指宋氏兄弟的文物生意之所以在洛阳扎根多年，正是受到缉私大队这位领导的直接庇护。一些文物犯因为是宋氏兄弟的人，在犯案后往往轻易逃脱打击，而不属于宋氏的文物犯罪团伙，在洛阳根本无法立足。

关于纪检系统这名官员的检举，则涉及到生活作风、经济问题诸多方面。从案犯叙述细节来看，其与该官员交往甚密，往往事无巨细，交代颇为周详。

原专案人员估计，如果根据案犯交代的这些重要线索继续深挖，洛阳的文物案应该办得更加彻底，却没料到“小金库”被查后，专案人员纷纷被调出市公安局刑侦岗位，从此无权过问关于案件进展的任何情况。

4 遗憾

6年来专案未能继续查办

“6年来，没有看到案件继续查办下去。曾经锁定的个别疑犯，却堂而皇之走在大街上。”一名原专案人员告诉记者，偶尔看见这些人，心里不是滋味，“觉得自己很冤”。

这似乎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不过，专案人员也庆幸当初的“小金库”属于历史遗留的普遍问题，“如果个人被查出问题，恐怕现在都被送进监狱去了。”

一部分专案人员讲，自专案组解散以来，他们就无数次向有关纪检、公安部门喊冤，一是要求文物案能够彻查到底，二是对于已经审问出来的官员违纪违法线索要查个结果，给个说法。

据了解，张太学调离后，时任洛阳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周宗良领导起了洛阳市公安局的工作，并在2004年6月正式兼任市公安局局长一职。照理，洛阳文物案的后续调查，就应该由周宗良来主持完成。

现任洛阳市政协主席的周宗良在今年10月14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接手公安局事务的时候，文物案已经处于事实上的停办状态，专案人员也都解散，“（专案人员）被查‘小金库’，有的被‘双规’，人都跑了、蹿了”。

周宗良说，他到公安局之前根本不知道这个案子的任何情况，到公安局之后，才知道这么一起部督大案。“公安部督办的案子，洛阳没办下去，他们来来回回跑风漏信，所以省公安厅自己办，省厅就协调让我们洛阳市公安局拿70万元。”

周宗良记忆犹新的是，70万元是第二天就转给省厅的，当时省上的一些特别设备达不到办案要求，要进行安装改造，“最初说要100万，给了70万”。

至此，连同这笔针对文物案设备改造的经费及全部卷宗，都交到河南省公安厅。然而，移交之后，洛阳文物案便泥牛入海。

6年后的今天，这起未了的专案成了有头无尾的积案。潜逃的重要嫌疑人宋彦彬，其被通缉的信息至今仍显示在公安网上。有北京媒体曾披露，宋彦庆在2004年7月被法院以涉嫌倒卖文物和非法拘禁两项罪名判处有期徒刑5年，其在服刑两个月后，即因病保外就医。

今年10月16日，记者前往河南省公安厅采访，未获任何答复。同日，记者前往河南省某单位，试图采访已经从纪检系统调至司法行政系统任重要职务的前述官员时，经与单位宣教处接触并联系其秘书后，说明采访意图，同样未获任何答复。洛阳文物案本应公开的种种信息和真相，竟成迷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