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犯多是农村孩子，我们该反思什么

2009-11-18

　　红网11月18日发表题为《逃犯多是农村孩子，我们该反思什么》的文章，作者：洪巧俊，全文如下：

　　为什么三成被通缉的命案逃犯都是稚气未脱的年轻人，甚至还是未成年人？为什么这些身负命案的年轻人，大多数都来自农村？11月16日，广东警方公开悬赏通缉50个命案逃犯，大多数人都来自农村，这一显著特征在网上引起热议，很多网友表示，农村留守孩子应该获得更多的关注。（2009年11月17日《广州日报》）

　　农村青少年成为当前犯罪的主要对象，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面对这个事实，我们该反省什么，如何解决农村青少年犯罪率高的现象，才是当务之急。但是这种年轻人身负命案，且农村孩子占了绝大多数的现象，至今还没有引起政府的足够重视，以至农村青少年犯罪现象逞蔓延之势，很显然，这不利于当前的社会稳定。

　　报道说，杨芝星在50名被通缉逃犯中是年龄最小的一个。他的命案缘自小镇上的一场纠纷，今年1月上旬，杨芝星与镇上的一名男子发生纠纷，随后杀死该男子潜逃，杨芝星是主犯，因涉嫌故意伤害罪而被警方上网通缉。记者找到了杨芝星家住的小村庄，一路问过去，问村民知道“杨芝星”吗？即使让他们看报纸上的通缉照片，村民们也都摇头说不认识。村民们说不认识杨芝星，我相信是真的，因为他家早已搬离了原住址。不少外出的农民工，把孩子带进了城市，如果孩子从小就跟着父母在城市长大，村里人当然就不认识。

　　17岁的扬芝星是“90后”的，应是第一代农民工的后代。我把“80后”和“90后”称之为农民工的“新生代”，“新生代”不少在城市长大，不在城市长大的，也曾经是“留守儿童”，父母长期不在身边，跟着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生活，缺乏应有的家庭管理和教育。家庭教育是每个人一生中不可缺少的启蒙教育，健全而有效的家庭教育对一个人的健康成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资料显示，留守儿童心理问题的检出率高达57.14%，且父母打工年限越长，孩子的心理问题越严重。这些都可能成为他们后来犯罪的因素。重庆双胞胎“黑老大”张波、张涛，曾经就是一对留守儿童，由于缺乏正确的管教和引导，兄弟俩从赌博开始，逐渐成长为黑社会的头目。

　　“新生代”不仅在家庭教育方面存在着问题，而更重要的是他们不像父母那样，能种地，“城里没有我吃不了的苦”。他们没有吃苦耐劳的精神，却又不满于现状。在思想观念、生活方式等方面，新生代农民工已与第一代农民工大相径庭。其中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的认同，要远远大于对农村的认同，在他们的心里已经感到了一种落差：一种乡村与城市的落差。他们不愿像父母那样吃苦，更不愿像父母那样过着清苦的生活，他们有梦、有思想，可“思想者是痛苦的”，现实与境遇往往差别很大，内心的困惑也就越大。不可忽视的是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中受到不公正对待，各种应得的利益被无情剥夺，生存和精神的压力让他们感到这个社会不公，从而形成压抑、烦闷、消极厌世的社会心理，产生不满情绪。

　　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率正在呈上升趋势，并可能会在未来城市犯罪中占有越来越高的比例。游离在城市与农村之间的现实，令他们产生异常的“边缘心理”，强烈的“城市失落感”导致一些新生代农民工存在着扭曲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他们不愿意扮演“边缘人”的角色，渴望超越父辈拿到“城市身份证”，享有住房、医疗、养老等保障，但现实中无法得到满足，心理的失衡加剧了新生代农民工走上犯罪道路。

　　农民工罪犯中九成以上在26岁以下；八成犯罪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幼年时期被留守农村无人看管，近六成属于“盲目流入城市犯罪”。在“受调查人罪名分布”中，以侵犯财产为目的犯罪比例占到81.0%。由于工作不稳定，入不敷出导致他们犯罪以侵财为主。（2009年11月9日《广州日报》）表面上看，新生代农民工在工作和生活中面临的生活困境是直接导致他们产生破坏社会秩序稳定的行为，但是，我们应该追问，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为什么会面临着重重困境？其问题的根源又在哪里？是不是受城乡二元制度的影响，使这一群体难以融入城市社会？城乡二元分割制度体系，直接导致城市居民身份意识难以转变，而不能平等地看待进城农民工，在认识上有偏见，在行为上表现出歧视，加上城市政府出于维护城市居民既得利益的考虑，往往对进城的农民工边缘化，也使他们陷入了城市生活的“经济边缘”。应该说，现存的制度安排与政策设计未能为该群体提供一个稳定、安全、公平的生存空间，作为弱势群体的新生代农民工在现存的制度安排与政策设计下，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的维护，加之思想上长期积累的抑郁和苦闷得不到正确释放，促使该群体中的一部分人犯罪。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现象的形成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根源在于城乡二元制度的存在及其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方面对该群体产生的不公正待遇。

　　“犯罪是社会管理的成本，社会管理不善，成本就得增高。”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问题是农民深层次的“衍生”问题，这不仅是农民工自身的问题，也是涉及到整个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事关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目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人数已超过1亿人。面对这个庞大的群体，政府和社会应予以高度重视，制定政策，完善措施，以消除由农民工问题而引发的影响社会稳定的不利因素。如果对这一问题仍然是莫衷一是，不积极主动地应对，不能用历史的眼光和忧患意识考量、解决，无疑，将来的“埋单”就是难以承受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