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友社;從新娘到新移民女性
90年代,發裙飄逸、溫柔可人的越南姑娘,突然成了台灣廣大勞工、農村單身漢,以及殘疾人的“福音”,成為“排排坐相親,拉拉手結婚”的“速配”對象,省了談戀愛的時間,也免了蜜月旅行。
2000後,是台越中介婚姻的高峰期,平均每天有30個越南女孩嫁給台灣郎。
小小的台灣,有250家以上的婚姻中介,搶食著外籍配偶每年上億元台幣的商機大餅。
2009年8月1日,移民部門一聲令下,規定“跨國婚姻媒合不得營利”,如此一來,不以營利為目的才“合法”的婚友社,一下銳減到11家,不到20年,迎娶越南姑娘的中介費也一路溜滑梯,從40萬元降到25萬元台幣。
“我們越南女人,就像山丘上的房子,暴風雨來的時候,只要敞開大門,任憑風吹雨打,都可以安然度過。”向來給外界溫柔、乖巧印象的越南新移民女性,在充滿挑戰的台灣異國婚姻旅程中,用20年的青春歲月,以及一雙柔弱的肩膀,為自己撞開了幸福與平權之門。
文_莫忘初
70年代,台灣與東南亞的泰國、印度尼西亞的跨國婚姻,大多是被不肖中介以“介紹工作”為由,“淫取”來台進行色情運販的人肉交易。
80年代,婚姻中介跨越了台灣海峽,成了投身東南亞廣大婚姻市場的“台商”,專門引薦印度尼西亞和菲律賓的“外籍新娘”。
隨著越南新娘的熱潮逐漸降溫,結婚人數也從高峰期的每天30對新人,降至每天10對左右。不過,到2010年2月底,台灣的越南配偶已達82,986人,比例仍高達25%,僅次於大陸配偶,這些越南姑娘大多來自偏遠農村,只有國小或國中學歷。目前,台灣的外籍配偶人數,已經突破40萬人,平均每100對新人中,有8位是外籍配偶。
從“越南新娘”到“外籍配偶”,再到“新移民女性”的稱謂,這一條爭取尊重與平權之路,一走就是20年。
為愛飛翔
在距離地表35公里的高空,42歲的曾福強(化名)端坐在越南航空的經濟艙,為了生平的首次約會,他的心臟正撲通撲通地跳著,這一次,他要為自己的愛情而飛翔,目的地是距離越南首都河內四個小時車程的一個農村。
“我的朋友叫阿香,她以前在我們村子裡幫傭,工作期滿回越南之前,叫我來找她玩。”曾福強靦腆地笑著,還從隨身攜帶的黑包包裡掏出一迭照片,用台語說道:“我在嘉義養魚啦,這些照片是要給她父母看的。”曾福強忙著養魚,錯過了婚期,他喜歡阿香,也存了一點錢,但是不想通過中介。 “因為要先當朋友,先談得來再談戀愛'卡(台語:比較)自然'啦。”
還沒有談戀愛就要結婚,來不及度蜜月就要生孩子,是台灣越南配偶的典型寫照,但卻不是曾福強想要的婚姻。因為他不想讓一個好端端的女孩,變成買來傳宗接代的“代理孕母”,像曾福強這樣以時間換取空間,追逐自己幸福的台灣男人,畢竟是少數。
與曾福強同班機的人,除了赴越經商、返鄉勞工或出國旅行的乘客之外,放眼望去,大多是偕同老公與小孩“回娘家”,或是好不容易才“逃回家”的越南配偶。
過去20年來,台灣約有8萬名勞工、鄉村人口或殘疾人,砸下數十萬台幣縮短了愛情的醞釀期,透過婚姻中介“實買虛娶”,只要短短七天,就可以把一個素昧平生的越南姑娘,變成自己屋裡的枕邊人,一個語言不通卻合法的性伴侶。
幸福的賭局
對越南女孩阮氏蓮(化名)而言,幸福的賭局取決於一場未知的跨國婚姻,入門籌碼是20年的青春。
“我們只看了一眼,相親之後,7天就結婚,老公花了36萬。我20歲嫁來台灣,1個月就懷孕,5個月時收到銀行的卡債催賬單,女兒還沒出生,我先生每天晚上都在賭場'加班',還說'工作'很忙。”阮氏蓮說,孩子出生4個月之後,她有了2份工作,先是做手工補貼家用,接著是“做馬做牛”。
“我嫁來台灣,是當一個人的老婆,不是當全家的媳婦。”阮氏蓮說,公婆嫌她、哥哥嫂嫂數落她,老公則是打完她和女兒小潔(化名)之後,再到外面去愛女朋友。 “台灣的公公婆婆,認為媳婦用錢買的,所以對我們很不好,但是卻沒有想到這種想法,會傷害到他們的兒子。”為了女兒,阮氏蓮隱忍了5年,拿到身分證之後,決定離婚,成了獨立扶養女兒的單親媽媽。
前夫的姊夫不甘心,打電話到越南恐嚇阮氏蓮的父母。
“他們以為有錢,什麼事都敢做,但是我永遠記得這句話:'狗會叫,可是狗不會咬人'(會叫的狗不咬人),所以我不會怕他們。”阮氏蓮離婚後,當女工維持生計,還積極參加小區的新移民婦女活動,自己賺的錢不多,還把部分薪水捐給被打得更慘的越南單親媽媽。
阮氏蓮自己找打工的機會,分期付款買摩托車,方便接送女兒上下學,她學會挺起瘦弱的肩膀,撞破了失婚者遭白眼的宿命,也撞開了一道幸福之門。
兩年前,在一次新移民婦女的座談會中,阮氏蓮偶然遇到了離過婚的老師陳祥(化名),兩人相談甚歡,快速墜入情網,國小畢業的越南單親媽媽,嫁給了大學畢業的台灣失婚老師,成為彼此第二春的幸福伴侶。
買“一”送“二”
2003年,台灣男子娶越南姑娘達到最高峰,每年有超過1萬名的越南女孩嫁到台灣,婚姻中介費也從40萬元上下,降到後來的25萬元“全包”。越南新娘嫁來台灣人數激增,問題也越來越多。
“家庭暴力、語言不通、生活習慣差距,越南配偶遇到的主要問題,大多還是婚姻不和為主。”陳祥白天在學校教書,晚上回家替小潔加強國一的數學和英文功課,等阮氏蓮和小潔睡了之後,再繼續挑燈夜戰。
“小潔的程度跟不上同學,是'後半段的前幾名',我不要求她成為班上的前三名,只要求她進步到班上的前半段,所以需要更多時間的關心。”陳祥認真地強調,“我已經當了一年多的爸爸喔,不是開玩笑的,幫孩子輔導功課,也是一種親子關係。”
為了保護妻女,陳祥不願透露自己教學的地點和身份,令他感嘆的是,有些台灣男子到越南買婚,卻成了騙婚,不事先告知對方自己和前妻有小孩,買了一個越南太太回家,卻送了兩個現成的孩子。
“不只是'買一送二',有些男人喝酒、賭博樣樣來,娶了越南老婆來扛家計,結了婚就不負責任,就算老公是窩囊廢,很多越南女孩還是忍氣吞聲。”陳祥說,這些例子讓他聽了很火大,有些台灣老公很爛,到現在都還有,真是把男人的臉都丟光了。
“我根本不敢想還會再結婚,做夢也沒想到,我的身分(國小畢業)可以配到這個好老公,老天還很愛我。”阮氏蓮有感而發地說著,謝天謝地。
陳祥認為,再婚後多了一個現成女兒,不是“買一送二”,而是有了一個完整的家,但有一位曾經娶過“落跑越妻”的殘疾人朋友,主動替陳祥“打預防針”進行口頭勸諭:“你們學歷差那麼多,要小心喔,不要被她迷住,不要衝太快,要搞清楚狀況!”
“呦,運氣好,離過婚還能遇到一個好老公,這下子可以神氣了。”不只是陳祥,阮氏蓮也遇到了來自失婚的越南姐妹們,私下竊竊耳語的同儕壓力。
“小潔會長大,你也需要成長,希望你可以繼續讀書。”陳祥鼓勵妻子繼續學習,阮氏蓮正在國中夜補教努力K書,她的夢想是拿到一張台灣的國中畢業證書,給女兒做個榜樣。
“南洋”姊妹
越南、印尼、泰國、菲律賓、柬埔寨,眼看嫁到台灣的南洋姐妹們越來越多,大多面臨語言不同的窘況,位於台灣南部高雄美濃的“愛鄉協進會”,在1995年開設了“外籍新娘識字班”,一起學習中文,互助自助,跨越語言隔閡與文化藩籬,學會為自己的權益發聲。但是,外籍配偶們卻經常為了家計疲無奔命,無法按時來上課。
“既然中文課上不成,那就籌組一個正式的社團吧。”志工們達成共識。到了2003年,“南洋台灣姊妹會”正式成立,協助這一群台灣新移民女性。她們還籌組了“南洋姐妹劇團”,甚至吸引了正在念研究所的男生擔任團長,邊寫論文邊當志工,協助“姐妹們”把異國婚姻遭受的困頓、思鄉之情的煎熬、工廠惡性倒閉欠薪的心情,全部搬上舞台,不再只是社會新聞中,蜷縮於方塊報導的弱勢一角,她們或許在家裡找不到地位,但卻可以站上屬於自己的舞台、唱自己的歌,“戲”說自己的生命史。
經過多年的倡議呼籲,由南洋姊妹會等支持新移民團體組成的“沒錢沒身分”聯盟,終於在2008年11月14日,促使前“行政院長”劉兆玄公開宣布,廢除外籍配偶申請歸化時,必須出具42萬元財力證明、工作繳稅證明,或是500萬不動產的相關規定,估計受惠的外籍配偶有6萬人。
“我們來自不同國家的'姊妹'們一起合作,修改這個對東南亞外籍配偶充滿歧視的法律,以後還要持續到台灣各地去演講,讓更多人了解新移民婦女的心聲。”南洋姊妹劇團的成員小憶(化名)如是說。
寧為“麻雀”
對越南來台的“新移民女性”而言,跨國婚姻的另一項考驗,是性生活。
“嫁給他之後,我過得不'性'福。”25歲的小紅(化名),剛嫁來台灣時,比阮氏蓮過得還好,她的先生是家中獨子,生活條件闊綽,小紅身上戴著名貴的珠寶,出入有司機接送,還有專屬的中文老師,在其他越南配偶的眼中,就像是從麻雀飛上枝頭變成了鳳凰,但小紅還是悶悶不樂,因為每天與智能障礙的先生朝夕相處,讓她無法享有真正的婚姻生活。
好不容易才遠渡重洋當了枝頭鳳凰的小紅,來到台灣卻嚴重地水土不服,婚後一年半,她悄悄逃離了沒有“性”福的家,躲在台北縣的私人工廠打零工。警察找到小紅的時候,她的時薪只有90元台幣,卻甘之如飴。
“該用什麼辦法,才可以讓彼此融合併了解台灣人和新移民的意見與生活呢?”陳鳳凰想了很久,決定在小區大學教越南文化和越南語言,並成立“越南婦女發展協進團”,同時發行“越南婦女”刊物,與2006年創刊、發行量約兩萬份的越文“四方報”,共同刊登並報導有關新移民女性權益的相關訊息。
越南新娘潮的榮景不再,在台灣,有越來越多“寧為麻雀”的越南籍新移民女性,為了逃離賭博、外遇或家暴的先生,甚至獨力撫養年幼或患病的孩子,想盡辦法開起了一家家“越南小吃”、“越式河粉”。
至於假結婚、真賣淫的越南籍女子,或是婚後學會簽賭、拋夫棄子的越南籍“麻雀”也不乏其人,只是先生礙於男性尊嚴不願張揚,迄今仍缺乏正式的統計數據。
鳳凰“老娘”
“剛到台灣的時候,很多人叫我'外籍新娘',起初還以為是'美麗'、'很漂亮'的意思,後來才知道,這個稱呼含有歧視的意味。”早在10多年前就和台灣人結婚的越南新移民陳鳳凰說,從胡志明大學法律系畢業之後,她就嫁給了到越南工作的台商先生,育有一對子女之後,才來到台灣定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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