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與名，是區分個人身份的文化符號。中國是文明古國姓名學免費，體現在人的姓與名上，那學問就挺深。據統計，中國人的姓就有上萬種之多，“百家姓”一說，只是修辭上的需要。你想想，一個擁有十幾億人口的大國若只有百十個姓，那重姓重名的人用高鐵都拉不過來，民政和公安部門的社會管理工作就會遇到大麻煩。
姓是家族的標識，而名，則著重強調個體差異。父母給孩子起名，依個人文化背景、興趣愛好而定，除卻家族規制，具有很大的隨意性。而姓則不同，姓名學姓是家族血脈得以傳承延續的具有絕對排他性的標識，姓是不能改也是改不得的，誰動這個心思，誰就是大不孝。
古人，尤其是古代文人，除了名，還得有字、號。比如蘇軾，姓蘇，名軾，字子瞻，又字和仲，號“東坡居士”。古人有文化，在姓名字號上，他們不馬虎也不嫌麻煩。如果是皇帝，那更不得了，老百姓有的，他當然要有，老百姓沒有的，他更要有，如年號、廟號、帝號、謚號等，這些東西老百姓不能僭位使用，專制帝國的森嚴等級不容挑戰。
孔子有了兒子，魯昭公派手下工八字作人員送去一條鯉魚致賀，孔子深感榮幸，索性給兒子取名“鯉”，以志紀念。我暗想，幸虧魯昭公送的是一條鯉魚，萬一是條鯰魚或草魚什麼的，豈不難為了至聖先師。叫孔鯰孔草等怎麼也不如叫孔鯉來得響亮，何況，漢文化裡，鯉魚像征著健康、進取等人間正面形像——在古代中國，“鯉魚跳”是一個人功成名就的代用語。５月５日是日本的兒童節（端午節），全國各地都有為男孩子懸掛鯉魚旗以勵其志的風俗，而鯰魚草魚之類就沒這待遇。
給兒子取名“鯉”，雖有蒙主聖恩的意思，其實也透露著隨遇而安的曠達。兩千多年後的還是那片土地，人們的名字集體無意識跟隨與孔聖相似的思路，無數個向東、向陽、衛東、衛紅用響亮的意識形態符號昭彰著一個時代的姿態，當然，對當年民眾的時代感，今天的我們不能簡單地誣稱其為諛時媚世。而作家八字免費或劇作家們給自己作品裡的壞人起名則是另一條思路，那些壞人不僅壞，不僅反動，而且名字（包括俗稱的“外號”）都顯得陰陽怪氣，晦暗無光。如《紅燈記》裡的王連舉，《智取威虎山》裡的座山雕、欒平、胡彪、野狼嚎，《沙家浜》裡的胡傳魁、刁德一，《金光大道》裡的範克明、張金發、馮少懷等。最可笑的是，《暴風驟雨》裡有個壞蛋竟然叫杜善人，一聽那名字就不是個好東西，而《紅燈記》《平原作戰》裡的日本鬼子連大平、田中、川端、松下這樣聽上去比較順耳的姓都不配有，他們只能姓鳩山、龜田之類。
僵化的臉譜化時代，這些都不足為奇，時間既能留下痕跡，也能涮洗一切。十一世紀的中國人的名字，漸次回歸平實、溫婉且注重民族文化傳承，人的時代感和價值觀的嬗變由此可窺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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