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6月09日 转载)

作者：凌沧洲/沧海

    我劝你们好好读读莎士比亚/看看麦克白那双血手/挽大洋之水也无法洗清/中国的老屠夫们又何尝/不从屠城夜后心惊肉跳…这是北京作家、资深媒体人凌沧洲先生今年六四有感于警察对他的监视所作的一首诗。６月８日，《参与》记者采访了刚刚被解除监视的凌沧洲先生。

    《参与》记者：这次警方对您的监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这是您在敏感时期第一次被监视吗？

    凌沧洲：从6月3日开始的，昨天（6月7日）下午四点多撤岗的。我向他们表示抗议，我说，“你们接到的这个命令是错误的，你们用这样的手段对付一个作家和学者，你们这么多公民对付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公民，也是错误的。”我是第一次被监视，也许跟六四二十周年有关，也许与我参加讨论邓玉娇案的一些活动有关。这种监视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和程序，如此荒谬的事情说明中国的执法者并不把法律当回事。我的遭遇也不是个案，在中国这个荒诞的社会里，目前对这种侵犯人权的事还找不到好的解决办法。

    《参与》记者：最近不断有民主人士、异议人士受到监控，北京维权律师唐吉田自6月4日被海淀区国保绑架失踪达72小时以上，六四二十周年过去之后还会再发生类似事情，您怎么看待这一状况？

    凌沧洲：稳定压倒一切是当局这二十年来的口号，在此种思路下产生了维稳办之类的机构，为了维护稳定即使是只是表面上的稳定，不惜花费多少代价，即使具体方式不暴力，从法度和精神层面上讲也是一种深层冒犯和高度践踏人权的事情。而且监控不分青红皂白，不论是思想人士、写作人士，还是六四难属，一概监控，我觉得有点文字狱的味道。但如果越来越多的人被监控，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走出恐惧。从来没有哪个政府靠警力能把人的思想控制住，我很怀疑这种暴力恐吓是否有效。我提倡朝野互动，就是希望能够对话。一方面不要把体制内的人想象成妖魔鬼怪，要知道他们也是被体制所捆绑，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中国的公民社会处于一个觉醒的状态，很多东西还不完善，但十年之内肯定有所改观。

     《参与》记者：您一直在关注邓玉娇案，您认为邓玉娇案反映了中国民主进程中的哪些问题？

    凌沧洲：据重庆一家媒体的消息，巴东检察院现在以“故意伤害罪”起诉邓玉娇，那么有网友质疑，既然是“故意伤害”，又怎么会“防卫过当”，检察院起诉的罪名与警方侦结的罪名是相矛盾的。在六四之前，所有关于邓玉娇的帖子都“蒸发”了，留言板和评论栏几乎处于销声的状态。邓玉娇案里有多方的博奕存在，有可能地方的力量还是很顽固的，当局担心大范围地失控，在敏感时期采取了一些“安保”措施。这次对民主异议人士的监控给我感觉是范围大、力量大、时间长。

    在中国，有些问题一时看不到解决的曙光，我希望能借一些个案推进中国的民主、自由，比如象邓玉娇案。当然历史的悲剧不能被遗忘，这是中国民主路上绕不过去的槛儿。但这个进程如何把握，是要一步到位，还是逐步推进呢？我个人是主张在体制内外能够公开讨论六四，现在双方都被历史事件所捆绑。这二十年来，除了少数既得利益者之外，谁又不是六四的受害者？1989年我是一个出版社的助理编辑，参加过很多次游行，很幸运地逃过了清洗，可以说六四给我们这一代人以震撼和启蒙，在我们的人生中留下很深的印记，我们追求民主和自由的梦想一直没有破灭。我希望双方能够把仇恨对立的情绪淡化下来，以一种理性的方式，还原六四真相，让整个国家和平有序地转型，沿着民主自由的方向发展。

    《参与》记者：六四过去二十年了，您认为这二十年内中国的民主化经历了怎样一个过程？

    凌沧洲：这二十年里，互联网使中国的言论空间有一定的扩大，但我一直批评中国的言论空间不够。在民主选举、公民结社等方面的进展几乎等于零。在新闻自由、言论自由方面比民国时期、晚清末年都有所退步。但无论怎样，和谐社会的提法肯定比阶级斗争的提法好一些。

    我始终认为自由优先于民主，呼吁自由并不是激进地变革社会，而是希望中国稳定、有序地进入民主自由的社会，但从网民对杨佳案、邓玉娇案的反映可以看出，和平演进、朝野互动的路正在被贪官污吏堵塞。人们自由空间的每一点拓展都是靠人们的血泪争取的，而不是靠谁的领导或恩赐，因此不论现实怎么黑暗，每个人都应该站出来呼吁，通过合法途径表达自己的公民意见，怕的就是所有臣民都在酣睡，出于恐惧都不敢表达心声，这才是一个可怕的社会。 (博讯记者：蔡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