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九年九大之后，武汉“反复旧”运动受到中央关注，周恩来通知武汉参加省市结合常委以上的群众代表去北京，在京西宾馆住了一个多月，希望通过隔离造反派头头和群众的方式，使反复旧运动偃旗息鼓，结果未能奏效。期间，周恩来五次接见了武汉造反派代表，参与处理武汉问题的还有康生、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叶群和谢富治等，最后形成“五二七指示”。除了周恩来之外，其他参与者构成整个儿的“林彪反党集团”，这个不利于造反派的政治调整过程，没有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等人参加。

“五二七指示”硬派是造反派“把工代会置于革委会之上”，完全不考虑当权派打击造反派的各种措施，一味指责造反派的错误，本质上是取消了造反派运用“四大”的权力。“五二七指示”下达后，造反派不再进行公开的群众运动了，但是在广大造反派群众中间与革委会的对抗情绪却未能消除，少数造反派由此对周恩来颇有微言。九大政治报告以“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为题目，而从“五二七指示”所隐含的处置方向看，当权派的一切作为都免于追究，实现“团结”的唯一的调整方式是压制造反派的不满和反抗。

在文革期间，虽然在舆论上出于肯定“造反有理”的需要，宣称愿意承担“天下大乱”的成本，但是在现实的政治调整中间，出于对于造反成本上升、对社会秩序混乱和成本极限因素的实际考虑则始终存在，一九六八年中央先后发布七三布告和七二四布告，就是出于这个考虑。作为一个一般的规则：在越是需要秩序和加强控制的时候和地区，支持造反派的力度就越小，对于当权派的放纵程度就越大。一九六七年上半年，在中央处理黑龙江革委会和“炮轰派”的对抗中间，周总理曾经有预案，要重组黑龙江革委会，但是由于黑龙江地处中苏对抗的前线地区，对于失去秩序和控制的担忧相对突出，所以毛泽东亲自出来说“黑龙江炮轰没道理”，由此周总理放弃了改组黑龙江革委会的打算。而广西处于“抗美援越”的第一线，因此中央对广西的造反派四二二的支持力度始终不足，以至于当权派敢于放手镇压，成为文革期间全国镇压造反派最严重的省区，镇压手法也极其恶劣。在一九六九年秋天，出于对国际形势的严重判断，对于造反派的支持程度更是严重下降，最终导致全面系统清算造反派的“清查五一六运动”的蔓延。林彪事件之后，由于尼克松访华所预示的中国安全态势的改善，使得降低当权派对造反派的控制程度以及部分恢复对造反派的政治支持，才又成为一个政治考虑，这个大形势的转换本身是“反潮流”和“批林批孔”运动的背景条件之一。

为了继续压制造反派，一九六九年中央下达“九二七指示”指斥武汉的“北决扬”是历史反革命操纵的组织，并部署了对“北决扬”所代表的老造反派不满情绪进行打击，这是承接五二七指示的调整方向的。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上旬，各个单位的当权派指定人选参加“北京学习班”，造反派组织的骨干和头头1000多人被集中到北京空军学院。政治策略选择是隔离造反派的领导骨干与基层群众。陈伯达四次去“湖北班”讲话，把学习班的方向从“消除派性”扭转到“清查五一六”，陈伯达不仅亲自作动员工作，还在会上公然说“湖北武汉是五一六的根据地、仓库和保险柜，保险柜的钥匙就掌握在杨道远手里。”

在造反派骨干集中在北京的半年时间里，武汉的当权派进行了广泛的舆论动员和组织安排，大量的保守派被补充进各级革委会了。当权派进行舆论动员的效果是很好的，造反派头头在北京学习班的时候，当权派和保守派制造舆论说这些人已经被押到河南兰考去劳改去了，武汉国棉一厂的保守派甚至造舆论说本厂的王某是暗通苏联的特务；清队时期报章上则把负有血债的百万雄师作战部副部长汤忠云（逃跑时被公安干警击毙）被当作英雄来宣传，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执行公务时击毙汤忠云的干警王，更被判六年有期徒刑，在判决后释放时，他已经实际蹲了九年大牢。一造反派头头在参加六九年周恩来接见的时候报怨说“好像做保守派还光荣些似的”，周恩来反问“那怎么看待七二○事件？”

按照武汉造反派在反复旧时期的说法，清队的结果是“造反者被造反，夺权者被夺权”，当权派反夺权是通过三部曲完成的，先是通过制造个人崇拜的“忠字舞”等形式夺取造反派的文化权力，割断造反派与毛泽东的政治联系；接着是在舆论上把造反派妖魔化；决定性的步骤是通过“捅马蜂窝”把造反派拉下马和扩大革委会代表数量方式把保守派大量扶上台。造反派头头从北京学习班回来之后就发现，革委会大变样了。

湖北省革委会在一九七〇年召开两次学毛著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这两次“积代会”的基调，都是“调动工农反学生”这一政治智慧的翻版，一个革委会选派的“学毛著积极分子”金琼珥在大会上按照当权派的布置，控诉造反派打人说“一脚踢穿三层裤子”，这个事情许多造反派至今记忆犹新，事后调查并无此事。一九七〇年开始的“一打三反”运动，当权派借这个运动在全国揪出了1000多万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其中湖北省的造反派被当权派和保守派合伙揪出了60余万五一六反革命份子。江苏省的清查五一六运动更是成就卓著，有一个顺口溜说“五一六，家家有；不是亲，就是友。”

清查五一六的运动，具体是由掌权的军队干部主持，前党政干部参加，保守派成员作为“动力”，清查对象是造反派成员，这是一次系统而全面的、对文革初期造反行为进行系统“秋后算帐”的政治过程。从当时的政治走势看，清查运动锁定造反派作为对象，部分包含着“清除不安定因素保证社会稳定”的考虑，沿袭周恩来在九大前后处理“反复旧运动”期间的考虑；更多的是军队干部追求管理成本最小化（所谓“造反派不听话”）和向造反派夺权的考虑，起根本作用的决定因素则是当权派和保守派有着彻底清算造反派的坚定政治意志：通过把造反派打成反革命的方式以在政治上“消灭”他们。

庐山会议上的争论被毛泽东定性为“路线斗争”，要不要设立国家主席的程序问题，在被毛泽东否定之后大家又都一致同意不设，因此这样的分歧根本谈不上什么路线分歧。但是，更为重要的争论是会议上军队干部和党政干部对张春桥的不满大爆发，与此逻辑上一致的是文革积极分子在各地被系统清算的事实，这在根本上标志着对文革的根本政治分歧，而且这一清算运动的最初舆论动员就是从毛泽东思想仪式化开始的，所以，路线斗争体现在设立国家主席争论之外的两个问题上：把毛泽东高举到神坛之上（会议中间的所谓“称天才”）和同时系统表述对造反派的不满。许多研究者在资料选择上，过分重视了会议上对一个具体议程的不同态度，似乎这就是全部的主题所在，同时却过分忽视了不那么明显的、却是与文革大势密切相关的“根本政治分歧”。

毛泽东在一九六七年一月请出“军队支左”之后，在政治上已经无牌可打了（至少缺乏“明牌”而只剩下“暗牌”了），到了庐山会议争论之时，毛泽东实际上是在无牌可打的状态下，搞“违章出牌”，针对当权派和保守派结盟系统清算文革力量的政治现实，“借机”进行了一场单枪匹马的反击。如果回忆一下一九六七年中期，毛泽东在力量对比不利的现实面前，不得不选择战略撤退，那么，对于系统清算造反派的清查五一六的形势，毛泽东面临的对手和力量显然更为强大，这个运动卷入了比一九六七年更多的群体和力量包括更多的当权派和保守派，这更是毛泽东所无法进行“公开”调整和进行政治处理的，为此毛泽东不得不“剑走偏锋”出怪招，庐山会议之后，那些在整造反派问题上跳得最高的军队干部，如黄吴叶李邱诸人被迫检讨。在林彪事件之后，一些整造反派最积极的军队干部，基本上是被硬性指为“林彪集团死党”而拿下去了，或者作为“活党”“上了贼船的人”在政治上被矮化，就湖北省而言，湖北省革委会副主任刘丰被指为“林彪死党”关进秦城监狱，省革委会主任曾思玉被称为“活党”“上了贼船的人”，武汉市革委会主任方铭被称为“活党”，相反，前党政干部张体学等人却被轻轻放过了，据称在庐山会议上，首先发言表达对张春桥不满的是张体学，刘丰是跟在张体学之后才发言的。对政治竞争作一个功能分析，结论是很清楚的，那些在整文革积极分子方面最积极的军队干部，被毛泽东以个人的至高权威加以清算了，河南整造反派最积极的军队干部王新在庐山会议和林彪事件之后陆续挨整，但是他怎么都不服气，他说“我在庐山会议上一句话没有说，就只吃了几片哈密瓜。”

在造反派中间找坏人的运动，在一九七一年达到登峰造极的高度，仅仅在武汉钢铁公司这样一个小范围里，把那些历史上有些小问题的人（例如在三年困难时期做过小生意的人），一次就枪毙了13人；在1972年的“批极左”运动中，湖北省和武汉军区把造反派头头集中在湖北省二招办学习班，并准备对造反派的头面人物进行“杀关管”，其中十八人，根据武汉军区司令员、湖北省革委会主任曾思玉批示预备“在必要的时候处以极刑”，对造反派的清算不再仅仅满足于象此前那样把造反派打成反革命份子了，已经着眼于进行“肉体上的消灭”了。曾思玉在林彪事件之后，被指为“林彪集团活党”“上了贼船的人”，一九七三年底十大军区对调时去济南军区了事。

针对这样的情况，毛泽东在上面非常不满地对周恩来叶剑英等人说：现在是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革委会成立之后，各级当权派的注意力，确实是过分集中在如何联合起来把造反派打成反革命上了。当权派自己不拿国事当回事，把国家经济和政治搞得一团糟，还要借批“极左”去继续追究那些已经被他们打成反革命、长期住在“五不准学习班”里的造反派。说生产没有搞好是造反派的责任，不仅是文革期间作为当权派整治造反派的主要借口，也是今天主流文革叙述的一大支撑点，万里一九七五年出掌铁道部，就是拿“火车准点不准点”为由头来整治造反派的，一个徐州的张姓造反派被判五年有期徒刑，万里嫌少，结果在一天之内被加刑三次，最后被万里本人亲自加到二十年。

一九七三年毛泽东要求实现“权归政、兵归营”，由此支左干部离开地方，支左期间党政干部和军队干部的矛盾也非常突出，瓦解了原来当权派共同对付造反派的政治联盟，造反派所面对的政治压力骤然减轻。同时，由于军队干部在支左时期，也大量得罪了党政系统的当权派，他们之间在文革前期曾经有过的高度一致，不再存在了，党政干部与军队干部之间甚至有了非常深刻的裂痕，一九七三年支左干部离开武汉的时候，王克文主持武汉工作，他对军队干部的态度是：全部离开一个也不挽留。而原武汉市革委会主任方铭回到部队之后，被安排担任武空第五副司令员自称是“负责农场和喂猪的”，军队干部内部的相互不满和裂痕也是显而易见的。文革前期当权派的紧密联盟，就这样烟消云散了。一九七三年各地成立新的工会，武汉新成立的工会不承认一九六七年造反派大联合时期的“工代会”的合法性。十大之后的武汉造反派，利用王洪文在修改党章报告上的反潮流字句做文章，说是要发扬革命的反潮流精神，他们的政治诉求非常简单和明确：“要四大不要五不准”“还我革命工代会

一九七三年，经过许多次打击和磨砺，造反派政治上已经相对成熟了，再也没有了什么“钢派”“新派”的争执，甚至还曾经预备和百万雄师联合进行批林批孔。区别主要在于反抗的激烈程度不同，反抗手段的不一样。这个时期武汉有三个相互区别的流派在分别活动：一拨人是“街头派”或者称为“社会流派”，他们的活动方式主要是出大字报、在街头集会演讲，诉诸群众和社会同情，谢妙福等人组织了数百人去北京上访，还曾经到京西宾馆门口静坐示威；第二拨称为“议会派”，他们参与省市委主持的“首义路招待所座谈会”，面对面地向省市委提出要求：放出以前被关在监狱里的同志，承认大联合组织的合法性，为受冤枉的同志平反昭雪，推倒一切污蔑和不实之词，落实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正确对待文革的新生力量等；还有一些就是在三结合中担任省市委常委以上的职务的，被称为“投降派”或者“受招安派”，他们在体制内部有些发言的机会，他们有些人反对在街头活动，主张利用已经取得的席位，在体制内部进行合法斗争。这三个派别虽然有区别，彼此也有一些小的摩擦，但是大体上是相互配合并梯次展开，对当权派则形成共同的政治压力。造反派这个时候对政权有了新的认识，武汉的胡厚民提出“放（人）平（反）补（台）提（干）纳（新）”五字方针。

在“批林批孔”时期，许多造反派根据自己的切身感受，不满足于把矛头仅仅对准林彪，要求“批礼治”这种最久远的“驯服工具论”思想。在选择突破口上，各地造反派选择了一个民众普遍关心的反腐败题目——批判“走后门”，由于造反派本身长期受当权派打击和压制，在这一个方面显得“非常干净”而对立面却“十分肮脏”，这是一个非常高明的选择。湖北省委许多干部，在造反派的舆论攻势之下，贴大字报或者在大字报后签名，说要把自己的儿子姑娘从后门进去的大学和军队里退出来。而且当权派不仅本身处于分裂状态，而且再也难以组织百万雄师了，处于相对虚弱的时期。武钢党委还发布造反公告。湖北省委“认真”准备给造反派补台，主要是准备把造反派塞进边缘权力部门如团省委和省总工会。

这样一个非常有利的舆论形势，是毛泽东自己出来终结的，毛泽东亲自出面说文革八年了，以安定团结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他还反对单纯批判“经验主义”，反对“三箭齐发”，还说前门进来也有坏人，后门进来也有好人，造反派认为这是原则问题，怎么成了好坏人的问题呢？毛主席失去了当年的气魄。对造反派的“补台”和“平反”工作，随之也就不了了之；对武汉反抗最激烈的“街头派”的镇压，是武汉市委书记王和省委书记赵商议后去北京请示邓，邓在北京给他们30个抓人指标，就这样被镇压下去了，其中的武齐华在狱中被活活打死。这一次的形势确实已经与一九六七年不同了，当权派在当时的情况下已经难以凝聚共同的意志了，作为当权派意志难以凝聚的必然表现，湖北省委的主要领导还曾经和造反派合作去搞批林批孔运动；而且造反派也已经不是一九六七年的造反派了，内部那么容易被渗透和瓦解，内部的分化和对立情绪已经微不足道了，合作与共同奋斗已经成为主流了。这一次是毛泽东自己出来说：算了，算了。第六回合是接着第五个回合之间对造反派清算的升级而来，但是最后是偃旗息鼓而去。时间是从九大之后开始，到一九七五年初为止，中间，林彪事件是一个转折点，分为前后两个不同的阶段。

邓小平复出之后，毛泽东让他全面主持工作，邓小平用这样一个机会去强化自身的政治代表地位。他试图通过“把造反派整下去”这样一种方式，来体现干部群体的意志和利益，他与上海马天水的私人谈话（要马以后到北京只找他）、与贾启允、×××私下谈话，使用了诸如“如果人家说你复辟，那就对了”“不要怕当还乡团”等等语言，要他们下去发起“批判造反派”运动，通过整造反派来满足干部群体的政治需要，以建立起他们的政治代表性。同时，竭力扩张官僚队伍的人数，也是一个重要的政治手段，武汉市从一九七三年军队支左干部离开之后，到一九七五年不到两年时间，干部数量就迅速膨胀到超过了文革前。

在政治代表性问题上，毛泽东始终认定“股份”只能是来自人民，而刘少奇、邓小平则始终认定“股份”来自干部，斯大林也有与刘邓接近的观点——“干部决定一切、技术决定一切”，这是共产党内一个根本性的认识分歧。毛泽东的“人民决定论”观点，看来只能在长的历史阶段和最终阶段得到检验；而刘邓的“精英决定论”观点，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内，倒是符合现实政治中间的力量对比。《五七一工程纪要》中间体现的也是“官员决定论”观点，一些造反派人士认为这个纪要是典型的“复辟派纲领”。

邓小平在公开的场合则发动“整顿软懒散的班子”运动，说造反派没有经验要下去农村锻炼，把造反派赶走，以新干部没有经验为借口，要各地当权派把参加三结合的造反派头头下放到农村去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以积累经验；四人帮则在报纸上批判经验主义。许多人说邓小平对文革的系统纠偏，超过了毛泽东所允许的限度，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是邓小平过于希望建立起自身的政治代表地位，以牺牲中国的政治平衡为代价（按照当时的话说“是搞分裂”），使得干部队伍的消极面急剧放大，在全面整造反派的过程中间，干部队伍失去了起码的监督和平衡力量。

一九七五年纪登奎到河南驻马店水灾地区慰问，警告河南的造反派头头不要怕右了，说是现在“要向右向右再向右”，这体现官僚精英群体中间的一般倾向。这个时期，毛泽东的身体已经非常不好了，反正肯定是活不长了，这在干部队伍中间形成了一股新的理性选择：为了在后毛泽东时代的政治格局中间站稳，争相与毛泽东本人的立场和意愿保持距离。在“评水浒、批宋江”的影射史学界说中间，人们看到有些人就算是参加或者支持造反，其毕生努力的目标也是象宋江那样“要博个封妻荫子”的，贫苦出身的阮氏三兄弟就没有这样的诉求，端视这些人的现实地位和预期利益而决定，“影射史学”也是能提高人们识别能力的。毛泽东说在阶级社会里一切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毛泽东在中国政治格局竞争中间的“个人筹码”太重，无论在党内政治格局还是在文革群众大民主运动中间都是如此，而且这样一个的超强地位始终无法被替代。毛泽东退出支持者位置，往往带来政治格局的严重失衡；文革前他撤回对党内弱势群体刘少奇等的支持，结果党内政治竞争的平衡局面就不存在了，党内强势群体找弱势群体的岔子把他们整下去，结果引发文革中间最大的冤案，后来把这笔帐算在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头上，完全不符合事实，这些冤案的发生只与毛泽东撤回支持的事实“客观上相关”。现在毛泽东眼看要离开这个世界了，各路诸侯无不纷纷“死整造反派”以捍卫官僚精英群体的共同阶级利益，为自己在将来的政治格局中间谋个好出身，而大量“开后门”何尝不是照顾官僚精英群体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呢？毛泽东筹码的分量之重，广为人们所知，不过很多人不愿意应用到分析具体问题中间来而已，文革前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张金保，安慰她的一个晚辈子侄说：“只要毛泽东在，你们起来造反不要紧，是吃不了大亏的。”这位青年反过来担心：“如果毛主席不在了呢？”张老老实实回答说：“那就不好说了。”

一九七六年的清明前后，在周总理去世的问题上，各地的保守派和造反派有一些观点交锋，武汉、郑州、南京都有所表现，最集中地体现在天安门广场上。广场事件的内涵至少有三个方面：一是文革期间特别是上山下乡运动，阻断了城市青年人在原有社会体制中间所具有的上升阶梯，这是不满的一个主要方面，在这部分人中间，邓小平也许能够代表一个阶梯型的正常社会，可以寄托他们上升的愿望和理想，这是一种经济主义的表述；二是文革期间当权派及其子弟所积累起来的严重不满，突出地爆发出来，只有在这一部分人中间才明确涉及到对邓小平和四人帮在政治上决然不同的取舍态度，这群人中间许多人就是文革初期“联动”的成员，这一部分人是纯粹的政治表述；第三个方面是多数人的状态，周总理的清正廉明形象受到许多人的自发拥戴，作为一个原本意义上的悼念活动参加者，称不上什么特定的政治或者经济诉求。毛泽东批准的政治局会议界定的“反革命事件”定性，实际上是针对第二部分人的政治意志表述的；文革被否定后的表述，把三种大有区别的情况“一锅煮”了，说所有去广场的人都是“拥邓”“反四人帮”的，这明显有美化新领导的意味。

真实的情况是：文革十年间确实存在始终拥护刘邓的保守派群众例如北京的干部子弟组织——“联动”成员，但是也存在着后来被指为“四人帮帮派骨干份子”的造反派群众，他们是坚决反对刘邓的，在一九六七年两者都有表现，文革被否定之后，就选择性地保留了“拥护刘邓”的“群众意见”，那些反对他们的意见则得不到呈现。在天an门事件之后，各地实际上都有一个颇具规模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群众运动风潮，在毛主席去世之后就迅速结束了，这是群众性大民主运动的最后一次回光返照。勉强算是第七个回合。

粉碎四人帮之后，造反派头头们被指为四人帮帮派体系骨干份子，进入监狱，文革的群众运动及其引致的“造反派——当权派”矛盾对抗和政治博奕过程至此结束。而文化和思想上彻底消灭造反派的“文化围剿”战役，从全面否定文革开始至今仍然在继续当中，这集中体现在三本官方文革史和各种主流精英所建立的文革叙述中间。这一次只有胜利者在文化上实施的清算，而缺乏造反派的反驳，因此构不成一个完整的政治博奕回合。

显然，文革群众运动的兴起和起落，并非完全自发，而是存在外在调节的，特别是毛泽东所主持的政策与舆论调节作用，非常显著。因此，为了避免叙述的片面性，需要对毛泽东的战略意图和战术步骤作出补充。

在文革的第一回合，刘少奇通过部署“排除干扰”“抓游鱼”等方式，王任重等人据此散布“枪打出头鸟”“秋后算帐”等，这明显是为了抬高参与造反的风险和成本，对于群众运动的兴起有着强大的抑制作用。而毛泽东于一九六六年七月中旬返回北京之后，则致力于撤销工作组，解除抑制群众运动的“领导力量”，同时，毛泽东以自己至高无上的威信，亲自批准播发聂元梓的大字报，写信支持学生建立自己的政治组织，这明显是降低了造反成本和风险。毛泽东还发动全国串联，并且容许建立超越单位管辖范围的“全市性组织”，都在相当程度上抵消当权派在管辖范围内部的优势，有利于造反派力量的顺利成长。在“批判资反路线”之后，毛泽东调转舆论保护的方向，保护造反派的同时大力批判当权派执行的资反路线，不仅当权派失去了舆论保护，而且这个舆论迅速瓦解了当权派苦心建立的多数派组织，并促使多数派开始考虑自身所面临的“政治上犯错误”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多数派（保守派）的疑虑或者风险，促使相当一部分成员消极化，这使得造反派对于当权派的力量对比得到很大的改善。

与刘少奇等人主持工作期间，把引领文革运动走向的重要文件五一六通知局限于县团级不同，结果显然有助于强化当权派的信息优势；而毛泽东主持通过十六条之后，第二条就在报章上全文发布，这拉平了造反派群众与当权派的信息差距。在十六条发布之后不久，限制当权派动用国家机器的力量去体现自身意志的政策限制就出台了，总参、总政文件和公安部文件的严厉限制，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当权派的手脚，迫使他们在组织多数派（保守派）群众组织方面投入大量的精力，最终规定了文革体现为“群众运动”外貌。

由于当权派的罢工，迫使毛泽东思考造反的成本极限问题，最终导致军队支左和造反派参与夺权，以恢复社会秩序。在一时难以实现三结合的地区和部门，先行实现军管。党政当权派罢工，使得军队承担恢复秩序任务的核心力量不可避免，而为规范军队支左的“军委八条”，则被当权派按照自身利益的需要而运用，因此出现了“二月镇反”。这个“政策缺口”被“军委十条”堵塞之后，当权派通过“拥军派”挑起的武斗，则促使文革走向一个新的阶段。文革发展到“群众组织”以武斗镇压造反派的新阶段，原有的政策调节和舆论调节就迅速失效了，毛泽东不得不考虑战略撤退。

为避免把当权派逼到墙角，引发严重的对抗，毛泽东始终注意“网开三面”，通过“给出路”政策以降低造反派对立面的反抗烈度。毛泽东在政策上始终承诺“我不会打倒你们，我看红卫兵也不会打倒你们”，同时在重大政策中间，十六条中间策略性地界定“95％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始终注意教育造反派要注意“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要给对立面以出路；不要说什么保皇派了，我自己也当过四天保皇派，开始保过工作组长张承先的；要武汉的造反派不要去抓百万雄师，要依靠他们内部起来造反等等。甚至在文革前的舆论动员阶段，就提出革命接班人的五项条件之一是能够团结那些反对自己后来证明是反对错了的人，这些都是教育文革派避免把对方推到墙角，可惜造反派多数未能领会和照办，在一定程度上未能降低文革的对抗烈度，使得造反派自己长期面临着强大的对立面，未能瓦解对方的策略错误，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造反派力量不足的原因。

在一打三反高峰的一九七○年，毛泽东借助一个程序因素发乱，在庐山会议上开始了一个人的反攻，这一个调整过程直到林彪事件之后继续进行，直到一九七三年让支左干部离开地方。这个过程的结果，一方面解除了压在造反派头上的巨大军队官员的压力，同时也造就了当权派内部的不和，瓦解了当权派在一九六七年一月夺权之后结成的神圣同盟。这在客观上造就了一九七三年十大之后和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运动时期有利于造反派的力量对比。由于顾虑到自己身后的力量对比不利，是毛泽东自己结束了造反派在批林批孔时期的优势和攻势，在上面禁止四人帮通过批判经验主义和邓小平的较量，在下面终结了造反派通过“批判走后门”的方式进行舆论动员，坐看军队支左干部离开之后的权力真空被老干部填补，在客观上是毛泽东而不是别人造就了邓小平在干部中间的政治利益代表地位。由此，干部们都深刻领会了毛泽东为身后设想的意图，料定了毛泽东不再会为了保护造反派而施行重大报复措施，官员考虑未来政治站队因素，死整造反派的风险也明显不大了，就出现了“为了在毛泽东身后政治格局中间有利现在就要采取行动”的精明打算，甚至形成一个潮流，邓小平也因此敢于放手组织国务院政治研究室，预备在舆论上去夺四人帮掌握的舆论宣传权力，邓力群用胡乔木都难以满意的刺激性言辞来书写《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纪登奎拒绝了代邓小平起草文革决议的任务。

毛泽东一九七四年的长远考虑和退却，迅速反应在干部们的行为中间。一九七六年毛泽东再次裁决废拙邓小平，在一定程度上是抬高了邓小平的政治代表性。毛泽东去世之后，文革期间建立起来的政治格局完全失衡，清算造反派成为所有当权派表现自己政治正确的手段，各级官员都争当干部利益代表——通过死整造反派来表现，结果表现出每一个下级都比上级更积极，下级政府都表现出比上级政府更憎恨四人帮“帮派骨干体系”，在判刑上，下级政府总是倾向于给造反派判处更多的徒刑，总是越过上级政府所划定的框框，因为每一级的官员都要在政治上有所表现：比上级更追求政治正确。由于毛泽东在一九七四年终止了造反派的攻势，多数造反派并未处在领导岗位上，因此对造反派的清算，局限于“表现官员的政治正确”的程度，没有出于夺权而进行肉体消灭的需要。也正是因为各地造反派没有在一九七四年的有利政治时机，落实在革委会成立时期的政治地位，实现补台，因此中国权力系统中间就只剩下中央那孤零零的几个人，客观上留下了“一举抓获”的操作空间，从而避免了全国性的动荡和流血。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