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11-19

 改革之初，1979年3月，已经取得党中央领导集体“核心”地位的邓小平,针对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长期性的理论，以胜利者的口气踌躇满志地声言“不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确已消灭了剥削阶级和剥削条件之后还会产生一个资产阶级或其他剥削阶级。”（《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8页）其后，对于这个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会不会产生资产阶级的问题，担当“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又十分自信地宣称：“（改革）会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个别资产阶级分子可能会出现，但不会形成一个资产阶级。”（《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9页）1985年3月，邓小平说：“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根本原则。”（《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1页）1985年8月，邓小平再次强调：“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8-139页）邓小平还说：“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0页）

 面对现实，回顾历史，把邓小平这些断言和保证，与资改派“资式改革”实践的客观结果对照起来思考，我们必须弄清楚互相联系的三个重要问题：第一，资改派主导的“资式改革”，究竟是坚持了还是背离了公有制为主体、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方向？第二，“资式改革”有没有导致两极分化？第三，“资式改革”是否产生了一个新的资产阶级？这三个问题，集中体现“资式改革”的根本性质，资改派的根本性质。

 一、“资式改革”促使公有制丧失主体地位

经过1953——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其后的二十多年建设，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已占整个国民经济总产值的百分之九十以上。而资改派主导的“资式改革”，使我国所有制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据全国工商联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和自己的调查所作披露，2000年内外民营（即私营）经济在GDP中所占的比重为55%，而到2005年上升为65%。这五年私营经济比重平均每年上升2个百分点，据此趋势计算，则2006年私营经济在GDP中所占的比重为67%，2007年为69%。事实表明，现在我国经济已是私有制经济为主体，公有制经济丧失了主体地位。

国有经济即全民所有制经济在我国经济发展中起主导作用。然而在“资式改革”中，国有经济逐渐被削弱。1978年，我国国有工业占工业总产值的77.6%。而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6》发布的2004年数据表明，国有工业占工业总产值仅为15.3%。按照多年来国有工业产值的比重每年下降2个百分点计算，2007年其比重仅为10%左右了。这甚至低于1949年建国之初的水平。1992年党的十四大宣布的“公有制占主体，国有企业为主导”的所有制结构，已经不复存在了。

公有制经济丧失主体地位，被私有经济取而代之，这是在“资改派”主导下，由官方一手造成的。“资式改革”首先从社会主义力量比较薄弱的农村开始。毛主席领导的农业合作化遭到恶意诽谤，人民公社制度被废除，代之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所指出的农业集体化道路，是人类历史上的空前创举。这一新生事物在成长过程中，由于经验不足，难免有些弱点，出现一些失误。正确的态度，应当是肯定成绩，总结经验，克服不足，吸取教训，沿着集体化道路继续前进，逐步完善。但资改派及其支持者们，借口我国农村生产生产力水平低，肆意渲染夸大人民公社运动中具体工作中的失误和不足，将人民公社制度一棍子打死。他们大树分田单干、包产到户的典型，并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接连几年发布“中央一号文件”，强行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明明是分田单干的个体小农私有经济，他们却硬说“还是农村集体经济”，“实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实际上，在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已把人民公社生产队的集体财产分光卖光，哪里还有什么集体经济？农户使用自己的生产资料（农机具、畜力、种子、化肥等），生产活动由本人及家庭成员进行，生产成果归本人及家庭所有，这不是个体小农私有经济是什么？至于什么“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不过是骗人的空话。现在的农业生产，除了农户分散单干，还有什么“统一经营”？人民公社被取消了，生产队没有了，谁来“统一经营”？而形式上保留“土地村民集体所有制”，这并不是由于资改派及其支持者们不想搞土地私有化，而是害怕步子迈得太大太快，会遭到党内外干部群众强烈反对，引起社会动乱；保留“土地村民集体所有制”，便于他们在“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招牌下，逐步推进私有化。实行“渐进式”以减少私有化的阻力，而不是像苏联戈尔巴乔夫那样搞“突发式”，这是“资式改革”的一个特点。但形式上保留“土地村民集体所有制”，并不能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具有集体经济性质。因为《土地承包法》等法律、政策明确规定农户承包经营的土地，可以在农户间流转——转包、出租、转让等。这就为农村土地兼并，一部分人占有较多土地而雇佣剥削其他农民提供了条件。通过可以长达几十年的土地转包、租赁或转让承包土地的经营权，足可产生占有大量土地使用权以剥削他人的“二地主”和被剥削的雇佣劳动者，产生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就连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农场主，也不一定非得是土地的所有权人。小农私有经济每日每时都会产生资本主义因素，这是马克思主义早已揭示的客观规律。但资改派及其支持者们在诋毁农业集体化的同时，迎合、利用农民作为小私有者偏重眼前利益的弱点，在全国推行分田单干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变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为个体小农私有经济，一时似乎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业生产有所增长，但却背离了农业集体化的社会主义方向，为农村两极分化铺平了道路，牺牲了农民群众长远的根本的利益。这种分散单干的小农私有经济，不能满足快速发展的工业化的需要，无力与西方发达国家集约化经营的大规模资本主义农场抗衡竞争，成为我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巨大障碍。一些当权者及“资式改革精英”鼓吹加快农村土地流转，企图以农村土地使用权的资本主义集中兼并，来克服分散单干、包产到户的小农私有经济的软弱无力。但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在加深农村经济资本主义私有化的同时，加剧农村的两极分化。至于80年代兴起的乡镇企业，开头大多是集体经济性质。但在城市“卖光国企”的私有化浪潮裹挟下，在政府给予外资企业超国民待遇的压力下，集体经济性质的乡镇企业或者倒闭，或者转为私营企业，几乎被赶尽杀绝。现在只要深入农村去调查一下，就不难发现，无论在村一级，或者乡镇一级，绝大多数已没有什么集体经济了。

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后的工业化进程中，农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逐步减少，现在仅为11%。工业产值比重迅速增长，早已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绝大部分。然而在工业领域，公有制经济被削弱和蚕食的状况，就更为触目惊心。在“资改派”主导的“资式改革”进程中，“资式改革精英”和媒体大造舆论，诬称公有制经济产权模糊、效益低下，宣扬只有把产权分割到个人，搞私有化，方能产权清晰，提高效益。政府在税收、资金、原材料、土地使用等方面，给予私营企业各种方便和优惠，大力扶植鼓励，更给予外资企业以超国民待遇。而国有企业在遭到大肆贬损丑化的同时，运营中遭到多方排挤和钳制。在政府和媒体“公有制经济比重过大不利于生产发展”的喧嚣声中，公有制经济被不断削弱和收缩，内外私营经济在中国大陆迅速膨胀。特别是1992年后，政府强力推行“国企改制”，是在全社会否定公有制、推行私有化的严重步骤。一方面，在“对国民经济实行战略性结构调整”的名义下，抛出“抓大放小”的口号，推动和鼓励原国企管理层收购中小型国企，使遍布全国大中小城市的千百万中小型国企，被统统卖光，转变为私营企业。官方鼓吹说，这是调整国有经济内部结构，把出让中小型国企取得的资金用于加强重点国企和重点行业。但这只是一种托词和表面现象。实质上，管理层收购中小型国企的狂潮，是在全社会否定和损害公有制经济，推行私有化的重要步骤。第一、这使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变为官商私人财产。在“资改派”主导下，党政官员出卖国企，使之变为私营企业，被视为“资式改革”政绩；原国企管理者收购国企，被视为带头“资式改革”。为了各自利益，他们都极力压低国企收购价格，常常是价值几千万被压低为几百万、几十万。企业转到私人手里后，则重新估价，按远远高于收购价的市场价持有或转让。国有资产被严重低估和大量流失，是各地“管理层收购”狂潮中的普遍现象。第二、根本改变了众多中小型国企的所有制性质，降低了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增强了私有制经济的比重和作用。我国中小型国企遍布全国大中小城市，数量众多。把如此众多的中小型国企统统卖光，变为私营企业，这就大幅度减少了国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大大增加了私有经济的比重；我国地方经济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各地方的中小型国企发挥主导作用，地方政府的财政税收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中小型国企。把遍布各地方的中小型国企统统卖光，变为私营企业，既严重削弱了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作用，又削弱我国无产阶级政权的财政经济基础；我国众多中小型国企遍布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各领域，直接联系广大群众，是社会主义占领思想政治文化阵地的重要依托。众多中小型国企变为私营企业，使党组织和群众思想政治教育的活动空间大为缩小；广大群众在日常生产生活中不得不直接地，广泛与资本主义企业打交道，资本主义在政治、思想文化上的侵蚀力度大为增强。第三、改变了众多企业乃至全社会的经济关系。资式改革前，原国企管理层是拿工资的劳动者，代表国家管理企业，而改制后，他们成了剥削他人的私营企业老板，不再代表国家利益；改制前，职工是企业的主人，其劳动成果属于包括自身在内的全社会人民，而改制后，职工成了受私营企业主剥削的雇工，其剩余劳动形成的价值全部属于私营企业老板。由于我国社会主义脱胎于经济文化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生产力水平低，国有企业的大多数是中小型企业。我国工人阶级的大部分或相当大部分是在中小型国企工作。而“管理层收购”狂潮，把众多中小型国企统统卖光，变为私营企业，导致我国工人阶级的大部分或相当大部分，不得不在私营企业中就业，成为受私营企业主剥削的雇佣工人。原本在经济上已翻身解放的工人阶级，经过“资式改革”，却不得不重新处于被雇佣受剥削的地位。另一方面，在“与国际社会接轨”、“谋取地方利益”等口号下，地方政府主动迎合外资吞并我骨干国企的贪欲，支持外资掀起廉价收购我大型骨干国企的狂潮。诸如西北轴承、大连电机、锦西化工机械、无锡威孚油泵油嘴、杭州前进齿轮箱、佳木斯联合收割机、武汉锅炉厂、武汉机床厂、鸡西煤矿机械、沈阳凿岩机、哈尔滨第一工具厂、合肥变压器厂、山工机械、南孚电池、陕西鼓风机、活力28……等等，一长串大型骨干企业（其中很多是行业龙头及承担重要军工任务）连同艰苦奋斗几十年形成的品牌、市场占有率、工业核心技术和研发机构，统统被外资吞并。发改委国有资产研究中心主任高梁在有关文章中正确指出：“西方国家不拒绝外国公司到本国办厂，但却严守一个底线，就是不允许外方独资、合资企业占据自己产业的主导地位。”但“资式改革”却主动放弃了这一底线。国务院研究发展中心2006年7月的一分研究报告披露，在中国已开放的产业中，每个产业排名前5位的企业，几乎都由外资控制；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主要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外商巨资廉价收购我大型骨干国企的狂潮，不仅使我国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下降，而且已使我国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民族经济自主权。经过“管理层收购”狂潮和外资廉价收购我骨干国企狂潮的摧残，原本占工业产值百分之七八十的国有企业，现在只占工业产值的百分之十左右了。国有企业的主导作用和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就这样被“资式改革”掉了。“全国工商联一位负责人在2006年3月预测：到十一五结束时民营经济的比重将由65%上升到70%以上。”（原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大变化》，中国展望出版社2007年版）

推行私有化，削弱公有制经济，以私有制取代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绝对不是什么“资式改革”、“创新”。人类自走出原始社会，其后的几千年历程，一直处于私有制社会。在私有制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大部分成果，归属于占人口少数的剥削者，占人口大多数的劳动者处于受剥削被奴役的贫困地位。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奴隶社会被封建社会取代，封建社会被资本主义社会取代。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发生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之所以要用社会主义公有制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并不是简单直接地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不发达，社会产品不足，而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创造的大量社会财富，绝大部分被占人口少数的资本富豪所拥有，广大劳动者只能处于贫困地位。虽然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要求劳动者提高科学文化素质，劳动力成本提高，劳动者收入的绝对量增长，生活有所改善。但劳动者的收入增长的比例，总是远远小于资本家财富增长的比例。劳动者收入增长了百分之几，而资本富豪财富增长百分之几十、百分之几百。劳动者创造的社会财富愈多，他们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鸿沟愈大，劳动者相比较的社会地位愈低，愈加深重牢固地束缚于受剥削被奴役的贫困地位。而由于贫富两极分化，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者相对贫困，购买力或消费能力与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要求不相适应，必然出现产品过剩和经济危机，反过来阻碍生产力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罪恶的根源不是生产力不发达，而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只有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以社会主义公有制取而代之，才能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全社会人民共同富裕，从而适应社会大生产发展要求，推动人类社会不断进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不是像以往历史上的革命那样以一种私有制取代另一种私有制，而是消灭私有制，以公有制取代私有制。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变革和进步。无产阶级只有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实行公有制，才能解放自身，同时解放全人类，使人类从残酷的弱肉强食的生存竞争中解放出来。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在《GCD宣言》中指出；“GCD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马恩文选》第1卷第265页）而“资改派”所主导的“资式改革”，却推行私有化，以陈腐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取代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这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资式改革、创新，而是逆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历史大趋势倒退的复旧复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背离。

资改派及其支持者们推行私有化，削弱社会主义公有制，以私有制取代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的理由就是“我国生产力总体水平低，生产力发展不平衡。”但以此作为推行私有化的“理论根据”，并不科学，难以成立。

首先，生产力总体水平低的国家，即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可以率先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早已回答了的问题。在俄国十月革命前，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反对俄国首先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理由，就是俄国生产力落后于欧美国家，俄国生产力的发展还没有造成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物质文化基础。而列宁指出，由于帝国主义时代世界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各种矛盾在经济文化落后国家集中表现交织作用，并且这些国家具备了一定的社会化大生产作为物质基础，有了一定工人阶级的队伍作为阶级基础，在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下，可以首先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证实了列宁论断的正确性。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针对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宣称“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等谬论，列宁驳斥说：“既然建设社会主义需要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怎样，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追上别国的人民呢？”（《列宁选集》1972年版，第4卷第691页）列宁逝世后，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逐步创造社会主义制度所需要的物质文化基础，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对于像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民族，能否超越资本主义阶段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马克思、列宁都曾予以回答。马克思早已指出，一些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民族，在特殊形势下，可以超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列宁则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报告》中指出：“对于目前正在争取解放而战后已经有了进步运动的落后民族，国民经济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是不可避免的说法究竟对不对。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列宁选集》第4卷第336页）中国革命的胜利，证实了马克思、列宁预言的正确性。毛主席领导我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经过短短几年经济恢复医治战争创伤，便及时领导我国人民成功地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在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

其次，生产力总体水平低，即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可以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下，比资本主义更快地发展生产力。俄国十月革命前，其国内生产总值只相当于美国的6%，而经过几十年社会主义建设，上世纪60年代已相当于美国的60%，由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跃升为唯一能与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中国的社会主义虽脱胎于经济文化极其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在建国后的短短三十年，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社会主义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在受到帝国主义经济封锁的条件下，以平均每年增长7.1%的高速度发展经济，人均寿命由解放前的35岁提高到70岁，爆炸了原子弹、氢弹，发射了人造卫星，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下，可以比资本主义更快地发展生产力，这已被历史事实所证明。至于苏联解体，出现资本主义复辟，其根本原因并不是像资改派所说的是因为经济没有搞上去，而是因为苏共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列宁领导俄国党和人民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取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斯大林领导俄国党和人民依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迅速发展生产力，使俄国由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变成了超级大国，这一辉煌成就正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取得的。英国政治家邱吉尔曾说过：斯大林接手俄国时俄国只有木犁，而在他撒手人寰之际，俄国已有了核武器。但在经济上成为超级大国、军事上拥有百万大军和现代化武器的条件，苏共却丢掉了政权。这不是因为经济没有发展，而是因为苏共中央出了赫鲁晓夫、戈尔也乔夫、叶利钦等修正主义者，他们推行断送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路线，搞乱了党和人民的思想，也搞乱了经济，使苏共陷于思想混乱的涣散状态，党本身失去生存基础，更失去了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凝聚力。宣扬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下不能迅速发展生产力，也根本不符合我国的历史事实。我国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不正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建立的吗？我国的原子弹、氢弹、人造卫星和三峡大坝、宇宙飞船，不正是依靠社会主义国有经济的支撑而取得成功的吗？难道这些都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企业中生产的吗？面对我国历史事实，邓小平曾说过：“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0页）怎么在“资式改革”中，却成了只有推行私有化，以资本主义私有制取代公有制主体地位，才能救中国和发展中国？

再次，资改派及其支持者们以我国生产力发展不平衡为“理论根据”来推行私有化，是一种言行不一的谎言和欺骗。“生产力发展不平衡论”，是说我国各部门各行业各地区生产力发展不平衡，生产力水平呈现多层次。与生产力的这种状况相适应，需要采取多种所有制形式，简单点说，就是生产力水平高的实行公有制，生产力水平低的实行私有制，这样才能迅速发展生产力。可是，在“国企改制”中，“资式改革精英”们却鼓吹“靓女先嫁”，不正是把生产技术先进、经济效益好、发展潜力大的国企先卖掉，变为私有制企业，然后把所有中小型国企统统卖光，变为私有制企业吗？他们把最具先进生产技术、最能取得经济效益、最具研发能力和发展潜力的一系列大型骨干国企，廉价卖给外商，使之变为私有制企业，难道是因为这些骨干国企生产力水平最低，不能实行公有制而只能实行私有制吗？“生产力发展不平衡论”鼓吹生产力水平高才能实行公有制，生产力水平低的只能实行私有制，而他们在“国企改制”中，恰恰是把生产力水平较高的一系列公有制企业变成了私有制企业。事实表明，生产力发展不平衡，只是他们推行私有化的借口。他们言行相背，蓄意欺骗。依靠谎言和欺骗来推行私有化，这就表明他们推行私有化没有任何科学依据，是毫无道理的倒行逆施。

其实，生产力水平高低和国民经济各部门各行业生产力发展的平衡性都是相对的，可变化的。我国五十年代中期的生产力水平，比之于现在的生产力水平，是现在的生产力水平高，但现在的生产力水平，比之于三十年后，则是现在的生产力水平低。抽象地讲生产力水平高才能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那等于永远不能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实际上，只要具备了一定的机器大工业，社会化大生产，就可以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并依靠实行全民所有制的国有工业的主导作用，引导生产力水平较低的农业通过集体化道路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至于国民经济各部门各行业生产力的发展，也总是有高有低，有快有慢，不可能所有部门所有行业生产力水平全都整齐划一。即便是现在生产力最发达的美国，其各部门各行业的生产力水平也仍存在差异。我国几十年后，生产力有更大发展，也不可能国民经济各部门各行业全都达到航天工业发射宇宙飞船那样高的生产技术水平。借口国民经济各部门各行业生产力发展不平衡来推行私有化，是没有道理的。

资改派及其支持者们借口我国生产力总体水平低、发展不平衡来推行私有化，以资本主义私有制取代公有制主体地位，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刘少奇鼓吹“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对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时党内是存在争论的。提出“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其实质就是主张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反对毛泽东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主张中国经过一个资本主义阶段，把生产力发展起来了，再搞社会主义。在农业上，就是主张先实现机械化，再实行农业集体化。值得庆幸的是，毛主席领导党和人民及时地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在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如果按“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主张干，则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不知要推迟多少年。因为一个国家一旦全面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不是轻易可以改变为社会主义制度的。那不知要有多少人流血牺牲，不知道要使中国人民多少代处在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之下。而且，帝国主义列强，也不允许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中国通过走资本主义道路富强起来，从而成为其最大的竞争对手。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只能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附庸和殖民地，从而丧失中国人民通过民主革命所争得的民族独立、民族解放的伟大成果。在“资式改革”中，借口我国生产力总体水平低、发展不平衡来推行私有化，以资本主义私有制取代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又回到鼓吹“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错误轨道。这是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借口俄国生产力水平低反对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谬论在中国的复活和翻版。

当然，资改派及其支持者们借“改革”之名推行私有化，以资本主义私有制取代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不仅有认识论方面的原因，即理论认识上的根本错误，还有价值观方面的原因，即利益关系上的原因。文化大革命作为ZGGCD领导的一次伟大的群众性政治运动，客观上存在群众运动失控，“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等缺点和错误。这些毛主席生前已经指出。纠正这些缺点和错误，从中吸取教训，是应该的，是正确的。但文化大革命作为国际共运史上第一次全国群众性的反修防修大演习，把斗争矛头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广大人民群众以空前热情直接参与国家政治生活，过问国家大事，其根本方向是正确的，有许多宝贵经验值得总结和记取。因为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和批判满腹怨气，由纠正文化大革命的缺点和错误而滑向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和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进而否定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的理论和实践，否定毛主席领导时期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并占绝对优势的理论和实践，最终导致借改革之名推行私有化。一些“资式改革精英”，正是靠否定毛时代，在私有化“资式改革”中升官发财的，并且他们在经济利益上往往与西方资本主义有密切联系。他们骨子里向往少数人靠剥削奴役多数人发财的资本主义“自由世界”。这就是资改派及其支持者们借改革之名推行私有化的深层原因。

推行私有化，以私有制取代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这不是细枝末节的小事，而是关系国家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前途和民族命运的大事。判断一个国家和社会的性质，主要看何种生产关系占统治地位即主体地位。我们党之所以说经过1953-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就是因为公有制经济由此取得了主体地位。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而“资式改革开放”，却推行私有化，使我国公有制经济丧失主体地位，被私有制取而代之。这是违背《宪法》的明文规定的。《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具有最高地位。“本宪法以法律形式确认了中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成果，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而“资式改革”，使我国公有制丧失主体地位，被私有制取而代之。对于如此严重的违宪违法，擅自改变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那些党政机关、政府大员们，却视而不见，装聋作哑，集体沉默，一语不发。这难道就是他们所宣扬的“依法治国”吗？这种状况，恐怕不是政治清明、国家兴旺的吉兆和福音吧？面对此种状况，一切关心社会主义前途、国家命运的人们，都应当警醒和深思，奋起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