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资式改革”造成严重的两极分化

公有制占主体，是全社会人民实现共同富裕的物质前提和根本保证。而私有制占主体，使广大劳动者处于受剥削地位，不可能在全社会实现共同富裕，只能导致两极分化。

关于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状况，国家发改委、国家统计局、中国社科院专家所著《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年度报告2004》，指出中国现在最富有的10%家庭，与最穷的10%家庭相比，收入相差32.1倍。这还是官方平均化的统计数据。在现实生活中，那些百万、千万、亿万富翁们的收入，与普通百姓的收入，相差何止几十倍！例如，中国平安保险的老总马明哲（原为深圳蛇口工业区招商局负责人袁庚的司机）年收入6500万。一些房地产开发商拥有数千万、数亿、数十亿甚至超百亿的个人资产。胡润中国富豪榜2008年排名前几位的都有超百亿资产，排名第一的富翁拥有个人资产430亿。他们与普通百姓的收入，相差何止几十倍！

反映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国际公认的警戒线是0.40。而据国家统计局机关报《中国信息报》披露，我国基尼系数1984年为0.24，2004年则突破国际公认的警戒线达到0.47，二十年间扩大一倍，如此快速的贫富分化，世界罕见。根据世界银行出版的《世界发展指标—2007年》资料，2004年我国基尼系数已达0.496。而据有些学者统计，若加上官商非法收入，我国基尼系数已超过0.51。据世界银行资料，2003年美国的基尼系数为0.407，日本为0.249，韩国为0.316，印度为0.325。《纽约时报》的文章据此指出：中国大陆的贫富分化状况已超过美、日、韩、印，接近1949年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水平。“中国至今虽自称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所需要的社会架构已荡然无存。”

据国家统计局发表的《农村居民贫困状况》披露，2006年农村按照每人每年693元的贫困标准计算，全国农村共有贫困人口2148万。国家统计局未发表城镇贫困人口的数据，但这并不意味城市不存在贫困人口。联合国2006年按照适用于世界各国包括非洲国家的贫困线标准每人每天不足1美元计算，中国贫困人口23500万人，占全国人口的18%，并指出，在城市的每个角落都可以发现穷人。世界银行2006年底发布的《贫困评估报告》指出，中国穷人不但相对贫困，而且绝对贫穷。2001-2003年，中国10%的贫困人口实际收入下降2.4%。

我国严重的两极分化，明显的表现在消费格局的恶性变化上。一方面，我国居民消费率逐年降低。居民消费率是指居民消费的部分在一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1978年我国居民消费率为48.8%，而据国家统计局发表的数据，2006年已降低为36.4%。2007年估计低于36%。现在同1978年相比，我国人口增加3.5亿，而居民消费率却下降了12个多百分点。居民消费率不断下降，是因为广大农民群众的收入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不断下降，城市职工的工资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不断下降。我国工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1980年为17%，已经很低，而到2004年，只有不到11%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农群众相对贫困，购买力低下，致使国内市场狭窄，消费不足，因为仅靠少数富人的消费不足以支撑全国市场。但另一方面，富豪阶层的资本积累和奢侈消费已达到惊人程度。在“资式改革”进程中，中国的资本形成率不断上升，近几年都超过40%，这比美国的不足20%高一倍多，也超过所有主要的亚洲国家。中国经济发展的果实，大多为少数富豪所占有。中国这个人均收入居于世界后列的发展中国家，2004年竟然成为世界第三大奢侈品消费国，奢侈品消费额达到60亿美元，占世界的12%；2007年达到世界奢侈品消费市场的18%（见2005年12月9日经济参考报；2008年1月24日新华武汉网）。据世界奢侈品协会统计，2007年中国人奢侈品消费额已达80亿美元。另据商务部统计，到2014年中国将成为全球最大奢侈品消费国，占全球总量的23%。一极是财富和奢侈的积累，一极是穷困贫乏的积累。一方面，是广大工农群众、普通百姓的收入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不断下降，缺乏日常生产生活用品的购买力；另一方面是占人口少数的富豪阶层不断投资发大财，花天酒地高消费，疯狂地从国际市场购买大量奢侈品。严酷的两极分化令人悲叹！

邓小平说：“共同富裕，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是“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然而，共同富裕与两极分化是根本对立的，互不相容。两极分化不是共同富裕；要实现共同富裕，必须消除两极分化。“资式改革”，导致如此严重的两极分化，还能说坚持了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原则吗？当然，共同富裕不意味着同等富裕，但贫富相差如此悬殊，两极分化如此严重，难道就是“共同富裕”吗？“资改派”主导的“资式改革”，已使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被私有经济取而代之，广大工农阶级处于受剥削的地位，法律又规定保护私人财产，那些千万、亿万富豪可以通过财产继承，使其掠夺的巨大社会财富传宗接代。普通工人，即使在岗，一个月收入不过二、三千元，农民工的月收入不过一千多元，他们如何与千万、亿万富翁们“共同富裕”？什么时候才能达到“共同富裕”？

在“资式改革”进程中，我国城乡差距呈现拉大的趋势。由于政府对农村投入太少，只占全国投资的2-3%，而农村的血液——无论经济的还是文化的，却源源不断地被抽向城市，农村经济发展愈益严重滞后，限制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广大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三农”问题凸显出来。没有权、没有钱，再加上没有文化，农民地位急剧下滑。在中国社科院的十阶层分析中，农民倒数第二，仅仅高于“失业、半失业阶层”。在中国广大农村，现在到处可以看到兼并土地的农业大户雇佣其他农民，越来越多的农民充当雇工遭受剥削。在城市，企业改制打碎了毛主席领导时期工人阶级的“铁饭碗”，无论是国企职工还是私企职工，一边从事比以前更繁重紧张的劳动，一边战战竞竞地担心下岗失业丢掉“饭碗”。在企业改制过程中，国有企业下岗职工4000万，集体企业下岗职工1000万。为追求所谓的“产权清晰”、“精简高效”，大批工人和他们的福利被当作包袱甩掉。改制，对于工人，往往就是买断工龄，下岗失业。这使他们在已失去了学习机会的年龄被抛入无所依靠的境地。即使再勉强找到工作，也往往不对口，绝大多数处于贫困状态。

“资改派理论”主导的“资式改革”，不仅使工农群众经济地位下降，而且使工农群众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全面沦落。在毛主席领导的社会主义时期，工人阶级是全社会公认的领导阶级，工人农民是国家的主人翁。国有经济、集体经济的发展，就意味着工人农民自身经济状况的改善和更有保证。工人很自然地认为“工厂企业是我们自己的”，“我们是工厂企业的主人”。农民很自然地认为“生产队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就是生产队的主人”，“生产队发展了，我们的日子就会更好”。如果对国有企业、集体经济的管理提出合理化建议，会得到表扬和鼓励，党和政府保护工农群众参加经济管理的民主权利。毛主席倡导的《鞍钢宪法》实施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工人、技术人员三结合。而现在，情况根本不同了。无论国企还是私企的扩展，都不意味普通工人收入的增加和饭碗更有保证。在实行股份制改造的大型国企中，公司的董事长、经理、厂长等高管，不仅有丰厚的股息红利，而且年薪收入与普通工人相差悬殊。但工人们能提意吗？不能。提了也没用。因为这就是“资式改革”，是政府保护的“合法收入”。工人们还能要求这些高管们参加劳动吗？还能对他们提出批评吗？不仅不能，而且，言行稍有不慎，就可能被通知“下岗”，陷入失业困境。在普通工人的眼里，这些与自己收入悬殊，不必参加劳动的高管，其实与资本主义企业的老板差不多，有些人就直接称他们为“老板”。他们也可能是工人出身，但已不是普通工人，普通劳动者，而是已经资产阶级化的工人贵族。可这又是政府通过“改制”“资式改革”故意造成的。面对这种情况，普通工人还能把企业当成自己的、认为自己是企业的主人吗？至于改制后由国有企业、集体企业转变而来的私营企业，性质已根本改变，老板是企业名正言顺的主人，工人只不过是被雇佣的劳动者。老板一句话就可以让你卷铺盖走人。工人还是企业的主人吗？在企业里他们还是“领导阶级”吗？企业的主人是老板，领导阶级是资本家。

如果工人因待遇或失业而请愿，农民因失地等问题而请愿，那会被视为“破坏稳定”的违法活动，常常招来防暴警察的干预，带头者难免被“绳之以法”，得到被施以“专政”的待遇。因为《宪法》已修改，工人罢工的权利早已被删掉。当今时代，连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都规定人有罢工的权利，而在高唱“社会主义民主”的中国，工人罢工的权利却被“改革”掉了。这到底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改革”，还是使中国历史车轮倒退？

在毛主席领导的社会主义时期，孟泰、时传祥、王进喜、邢燕子、陈永贵这样的工农劳动者，被作为全社会学习的榜样。学校教育学生，对工农的称呼是“工人叔叔”、“农民伯伯”，工农劳动者有着国家主人翁的荣誉感、自豪感。而“资改派”主导的“资式改革”，把这样的认识和舆论根本颠覆了。企业家、富豪们，在经济学者和媒体的鼓噪中，享有经济增长的全部荣光。他们被当作“社会名流”，可以“光荣入党”，充当党的代表大会的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真可谓“名利双收”！而劳动者只被视为廉价资源，被置于与其他生产资料相等的地位，工农的主人翁意识和尊严感丧失殆尽。若学生毕业当了工人、农民，则被视为无能，遭受贫困和歧视。现在学生毕业后最热门最感光荣最令人羡慕的是考取公务员当官，是经商发财当“大款”。升官发财，做凌驾于普通劳动者之上的“人上人”，成了许多青年的“理想”。

占我们民族人口绝大多数的工农劳动者，其经济地位、政治地位、社会地位全面下降，全面沦落。还能说这样的“资式改革”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吗？

比之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最大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邓小平自己说过：“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4页）而“资改派”主导的“资式改革”，却造成我国严重的两极分化，工农群众的经济、政治、社会地位全面下降。邓小平说：“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导致两极分化，资式改革就算失败了”。现在这个“资式改革”不仅导致了两极分化，而且贫富悬殊超过美、日、韩、印。

三、“资式改革”催生了一个新的资产阶级

“资改派”主导的“资式改革”，根本否定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强行推进“市场化”。而完全的市场经济，必然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因为一切生产要素包括所有生产资料和劳动力都变成了商品，也就要求和可以买卖公有制企业使其转化为私有制企业，在等价交换的形式下剥削雇佣工人的剩余价值。为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八十年代政府实行工业产品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双轨制”。两种价格的差距，为一些人利用权利寻利提供了条件。掌握经济实权的政府官员，“只要批条划圈就来钱”。他们与不法奸商相勾结，倒卖批文，倒卖稀缺资源，大发横财。据有学者研究估计，这段时间约有350亿元社会财富被转移到这个特殊获益集团手中。这个特殊获益集团基本上由掌握经济实权的官员及其亲友构成。

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和党的十四大正式确定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后，很快就掀起了“国企改制”的浪潮，其催生新的剥削者阶层的作用更远远大于“双轨制”。经过1953—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及其后二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我国大中小城市遍布国有企业。但通过“国企改制”，遍布全国大中小城市的千百万中小型国企统统被卖光，变成了私有制企业。其中有一部分被实行“双轨制”中形成的暴发户收购，而绝大多数是由原国企的管理层收购。这个“管理层收购”的狂潮是在“资改派”主导下，由官方一手造成的。无论政府官员，还是国企管理者，谁若不支持和参与变国企为私企，就会被视为抵制阻挠资式改革，被以多种形式“做工作”施加压力，乃至于“不换脑筋就换人”。这个“管理层收购”的路径大体上就是原国企管理者或其代理人主持清产核资，极力压低国企收购价格，利用其地位和关系从国有银行低息贷款来购买国企，然后以出卖国企部分资产还贷，或者从经营企业所获利润还贷。这样，空手套白狼，化公为私，转眼间从拿工资的劳动者变成了百万、千万富翁，成了剥削工人的私企老板。在众多中小型国企被统统卖光，转化为私企的同时，大型骨干企业实行“股份化”的公司制改造，除引进外资参与剥削公司职工外，不参加普通职工集体生产劳动的公司高管们，大多拥有巨额股份，每年获取丰厚股息红利，并有与普通工人相差悬殊的年薪。几年下来，他们也都成了百万、千万富翁。广东省省情调查研究中心发布的《2006年省情调查报告》指出，广东国有企业有的以强调“经营者个人贡献”为由自定高薪，有的企业实行“股权激励”，高管几年间获得几千万元甚至近亿元报酬，企业却亏损。（《报刊文摘》2008年11月5日）

住房私有化和与之伴随的房地产业的恶性膨胀，在榨尽亿万工人毕生积蓄乃至于透支未来的同时，造就了许许多多巨商富豪，是催生新的剥削者阶层的又一重要渠道。在大中小城市普遍扩展过程中，城市国有土地迅速升值。但国有土地升值并未泽被全民，而是被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开发商分割了，地方政府得小头，开发商得大头。由于国有土地已不能满足官商越来越大的胃口，农民的承包地被地方政府大量征用转让给开发商。胡润中国富豪榜上排名靠前的，多半是来自房地产业的开发商。而在已揭露的房地产业案件中，又总是可以找到官商勾结共同发财的踪迹。

在“资改派”主导的“资式改革”进程中，以公权谋私利的官场腐败愈演愈烈。贪贿腐败已不限于经济部门，而是迅速蔓延到党政机关、司法、教育、医疗等领域，成为全社会的普遍现象。清廉正直的官员有，但是少数，而且往往在官场中“吃不开”，遭受多方挤压，常常碰壁。市场经济本来通行等价交换原则，追求形式上的平等和民主，反对官员搞特权。但“资改派理论”主导的市场化“资式改革”不但没有淡化封建社会形成的“官本位”传统观念和体制，反而使其更加强化。现在大学生就业，首选目标往往是考取公务员当官。因为大家都明白，现在中国官员们的收入，不仅仅限于纸面上持续升高的工资，还有许多一般老百姓锝不到的额外收入和好处。这些额外的收入和好处多经过“正常程序”披有“合法”外衣，通常比较“安全”。只有少数“倒霉蛋”才会由于各方利益冲突被揭露出来。在普通老百姓眼中，现在的党政官员大多已不是毛泽东时代的“人民公仆”，而是根本不参加集体生产劳动，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以权谋私，“吸工农血汗的官僚主义者阶级”。（毛泽东语）

知识分子从来就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阶级或社会阶层，而总是依附于一定阶级或社会阶层。在“资改派”主导的“资式改革”进程中，一些原本就没有改造好的知识分子，愈益暴露他们蔑视工农、仇视工农的真面目。他们肆无忌惮地诋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诬蔑社会主义制度；狂热吹捧“资改派”及其主导的私有化、市场化“资式改革”，为之出谋献策，辩解溢美，鸣锣开道；他们拼命拍资本富豪的马屁，为之树立形象，编造“理论根据”，疏通政策、法律渠道。他们从大肆掠夺社会财富的官商那里分一杯羹，腰包渐渐膨胀起来，挤进富人的行列。他们是新的剥削阶层的补充部分。

总括起来说，“资改派”主导的“资式改革”催生了一个由贪官、富商、不良知识分子共同构成的新的剥削者阶层、新的资产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