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谣言中伤我以权谋私－

改革不能避免物价

第13届全国代表大会在国内外备受好评，也令全国人民充满希望。1987年的经济比往年为佳，国家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有迹象显示会继续平稳发展。假如我们依照过去几年成功经验，继续有关措施和政策，1988年会持续改善。可惜事情并非这样。取而代之的是，好的变成坏的，到最後情况相当糟。

物价飙升是1988年的逼切问题，这是改革过程中不能避免的。1988年首季物价续升，特别是食品价格，原因是前几年农产品产量一般。我们的方法也有问题，因为我们没按市场守则。谷物价格提升了，但肉类和蛋类没升，导致短缺。我们考虑几年内提升物价至正确水平，同时提高工资，但事後看来这是不切实际的想法。虽然双重定价制度制造了许多磨擦和贪污的机会，但亦为经济带来活力。我们明白价格改革至关重要。但由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必须循序渐进。8月份，我们在北戴河讨论价格改革，立即有报章报道会有加价。我们忽略了储蓄的问题。这本是常识，但我们当时欠缺经验。民众开始恐慌，涌到银行提款和抢购货品，引致短缺，令经济情况看来似乎变坏。但事实并非如此，主要问题是心理因素。另一问题是对价格改革的不当报道。後来，当存储价值保证措施推出後，存款就回升了，情况迅速稳定下来。这证明经济并没重大问题。

提五年整物价工资

挤提和抢购潮引致全国恐慌如浪潮涌至，各个主要城市都很紧张，党内外批评声音增加。这令我们高估了经济问题严重性，以为通胀率飙升。1988年我们决定将重点从改革改为「调整及重组」，想稳定民众，但效果极之负面。李鹏和姚依林等人一直对改革有疑虑，「调整及重组」口号一出，他们立即收紧各方面的控制。几个月後，经济放缓，这一轮收缩终於持续两三年。到1992年邓小平南下，批评「调整及重组」，经济立见起色，这亦证明之前经济情况并非真正严峻。这段时期有两个重要课题需重新考量：一是在双重价格制度下，改革必须循序渐进；事後回想，一切同时进行的基本方针都错了。二是在挤提和抢购潮後，高估了经济严峻情况。改变方向并不当，应是加深改革以稳定情况。问题是我们对价格改革的想法。我们试图强行突破，以为市场转型随後会完成。此外，价格改革的时机和公布都错了。设计丶讨论和落实价格改革的整个过程间，有些传媒报道邓小平的说话，另一些报道我的评语。这令焦点放在这问题。报道都说改革容易的部份完了，现在要搞定价格，这些都令人民恐慌。终於令反对改革的人有机会造成持续几年的经济滑落。

经改恐国企亏损

我在1988年5月1日提报告，提出应在五年内调整物价和工资水平。国务院草拟了详细计划，交回政治局审议。邓小平一直支持价格改革。他曾公开说需要突破，我们要克服困难，又说问题不是太急进，而是踌躇。我知道他担心国有企业亏损和希望减少国家津贴。当然，若我们指出一些政策太难实行，他不会勉强。所以1988年试图进行价格改革，责任不在他，完全在我。到最後，我提出押後改革，这也得到邓的同意。

我们原本在1988年计划了重大的改革和开放。87年底提出了海南经济特区，拟出企业法；我提出让大型和中型国企采取自由管理，自负盈亏；87年冬，也是沿海发展策略提出的时候，我提议将广东省作为改革政策试验场。

假如这一些都顺利展开，就会有进一步改革和开放。可惜，因为价格改革失误，整个改革都受挫。现在回想，我仍非常惋惜。

李鹏和姚依林利用「调整和重组」的机会，恢复老法子，把改革完全推翻，他们发出许多规例指令，收回下放的权力。权力集中在国务院几个人和中央委员会几个部门手上。结果经济迅速下滑。要不是有一些非国有的家庭生意和合资企业，全国经济可能会陷入极大困难。

走向「调整和重组」政策後，人们相信我在经济事务方面势力减弱，我提的政策都没获得采用。一些高级同志认为我不再是总理，应专心党务，国务院对我的工作处处阻挠。连香港报章也指我已无实权，不再负责经济事务；有谣言说我将丢掉总书记的职位。「调整和重组」也令人以为经济改革遇上严重问题。

一些高级同志要求政治局常委会──意思是说我──负起责任承认过错。这期间我从许多渠道听到有一群元老写信给邓小平，说我不够资格，应下台。这期间邓曾多次说「中央领导层架构不应改变」。

说我子女卖车赚钱

一些党元老与李鹏等合作，1989年春节前，李鹏和姚依林在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带头批评我，又问了好多奇怪问题，想整我。

姚从来不说不含糊的话，这次他却很清楚直接，显得无畏。他和李鹏背後，一定有人支持。

还有谣言中伤我和家人。有人说我的子女以权谋私：卖彩电丶汽车等赚钱。这些全是捏造的谎言。後来我下台，他们急急展开调查，但什么都查不到。

以前我鲜有这类谣言，为何在1988年下半年突然冒出？这不是意外，而是抹黑我的阴谋，要破坏我的改革派形象。

邓对我的态度变了

1987年前我任总理，主要负责经济，不多参与政治。我比较慎言，胡耀邦却不同，他在意识形态上较自由。党内保守派主要针对他。他们觉得我相对中立。

我当上代理总书记後，首先处理的是反自由化运动。他们列出名单，要批评这个那个。我不喜欢这种文革般的行为，加以阻止。结果六四事件後我为此被批评。

还有几个件令左派特别不满我，包括令邓力群丢了中央委员工作；左派结论是我「比胡耀邦更胡耀邦」。

「调整和重组」提出後，他们认为我毁了经济政策和改革，於是散播不利我的谣言，展开「倒赵」运动。

六四前，邓一直支持我。但六四事件後情况改变了。因为我和邓对於如何处理学生示威的方法意见不一。邓对我的态度变了，反对我的元老终於得到邓的同意，他们一起决定要让我下台。

－邓小平要免去胡耀邦－

他最後不信胡耀邦了

胡耀邦在1987年1月被迫辞职，其中一个说法是邓小平受党内元老压力，要弃胡保赵，但我不认为这是真正原因，当然不少人曾在邓小平面前历数胡耀邦的不是，但邓小平放弃胡耀邦，并非被人误导或受压而作出妥协，而是他对胡的态度逐渐改变，到最後不再信任他。

由1980至86年，邓胡的分歧逐渐扩大，其中我特别要提反精神污染运动，我认为胡处理此事的手法，深化了两人的冲突，邓支持这场运动，但耀邦一直有所保留，希望平息知识分子的不满和减少国际舆论的负面影响，他曾说过「清除精神污染」的口号并不恰当。

1984年6月28日，邓单独向胡启立说，指耀邦未能坚守四个基本原则。1985年7月，邓小平指出真正问题是自由化趋势不断滋长，我认为鉴於邓多次强调这问题，书记处有需要召开会议以作回应，我向耀邦提出建议，但他只说要到新疆，未有慎重看待。

1986年9月，共产党12届六中全会上，大家提出要在精神文明建设决议中，加入反自由化字眼，耀邦对此未有明确回应，但之後邓小平非常认真地说：「我讲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比任何人都多，我们不单现在要提，未来十年二十年也要继续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