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中国的问题并不等于外国没有问题。地球上最先工业化的欧洲国家，由于经济和军事相对强大，而社会意识大体上仍然处于征服掠夺型的野蛮状态，曾给发展滞后的国家带来巨大灾难。后起国家如日本，乃痛下决心学为“先进”，只用几十年功夫便工业化，而且“军国化”了，其野蛮的社会意识和穷兵黩武使周边国家大遭其殃。这些历史实例皆说明，一个社会的价值体系决定该社会对待人的态度，也决定其社会的基本性质。仅仅经济发达、军事强大，并不能使一个社会文明化，完成现代化的历史转变。欧洲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皆是在基督教价值体系内发现人的价值的运动，然而社会的偏见愚昧并未消失。基督教的高远道德理想，如“爱你的邻居”“爱人如己”等，在基督徒的互相厮杀、迫害异端、种族歧视、对穷人的残酷剥削、对殖民地血腥统治这些严峻考验面前，作为社会制度价值，可以说破产了。宗教信仰的理想，要求人“称义”“成圣”，然而普通人成不了圣（其实任何人也成不了圣），只能靠理性之光的引导，寻求如何对待人的最佳价值抉择。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大抵以理性、自然神论、甚至无神论为价值参考系，重新发现人的价值。然而这个过程非常缓慢，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中期，西方列强除互相厮杀和争夺殖民地及势力范围而外，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侵略掠夺，以及国内富人对穷人的剥夺，并未终止。与前此不同的是，国内的理性呼声，夹杂左派的理想主义喊声，越来越强了，而二战后在新的地缘政治格局中兴起的民族独立运动，迫使列强伸向海外的触角节节败退。终于，在联合国之内产生了人权协约，算是大体上有了一点国际公认的关于人的价值的纸面上的成果。实际上各国的社会意识，对人的价值的认识，参差不齐，有的已经走出很远，有的尚未起步。人类社会发现人的价值的漫长历史过程，遥遥无终期。
这些年来，中国的经济有所发展了，但权力主导经济的后果，是两极分化，社会分裂，难以为继。依靠垄断权力已经获得财富的那些人，有其自身的政治诉求，而许多人失地、失业、失房、失学、失公疗、失养老，在通货膨胀面前大惊失色，开始怀念大一统计划经济，甚至忘记文革反右大跃进吃食堂饿死人整死人的灾难了。“主义”“路线”之争卷土重来，然而这一切并非新鲜事物，因为话语是旧的，始终没有脱出陈旧制度价值观念的藩篱。只要超不出旧藩篱，人就仍然是接受什么的容器，不是接受这种主义，就是接受那种主义。然而主义是板块式的封闭的理论构造，其基本前设是固定的，一旦接受了某主义，必全面牵动社会结构，排除了其他选择，而我们需要的是在全部可能性中恒常进行最佳选择。至于利益，则是主体所理解和选择的价值，如果没有自由主体，“利益”只是他人尤其“圣人”“伟人”分派给你的而未必是你真正需要的东西。
主义之争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说明。中国人所谓“主义”，乃是清末民初通过日本汉字所杜撰的一个误用的名词概念。西文-ism(e/mus)的本来涵义通常是指与某名词相关的“做法、方式或语言习惯”，如criticism(批评)，plagiarism(剽窃)，journalism(报章用语或文体)。这种名词在英语中多有-ize式的同根动词，如plagiarize。其次，指状态（包括病态），如barbarism（野蛮），mongolism（先天畸形）。再次，指对于某一种原则或思想体系的实行，如neutralism（中立），socialism。最后，指一种宗教或教义，如Buddhism（佛教或佛学），Daoism(道教或道家思想)。然而，五四时代的知识界，由于学术的不成熟和语言障碍，将“主义”类词语凝固化、本质化、教条化了，仿佛无论什么思想，只要称为“主义”，就是一种凝固的教条教义，有教主，必须跟从（接受什么的容器）。这种对于西方思想的理解，其实属于“中国特色”。实际上，socialism和liberalism是指两种颇宽泛而悠久的思想传统，并不像中国人理解的那么狭隘、凝固。长期以来，所谓“社会主义”被中国人理解为“社会发展史”式的金字塔格式，将人类全部历史定格为几个“必然”的发展阶段，最后资本主义到了帝国主义阶段“必然”通过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而进入“公有制、大生产”的共产主义永恒天堂。这种不可能由经验检验（人类从来没有过这种经验因而不能证伪），也不可能由逻辑检验（前提不包涵结论）的形上学教条，与可证伪、可复制、可预测、可论证计算的科学规律毫无共同之处。至于Liberalism，其实是一种自由传统，不是什么“主义”。而中国人将其狭隘地理解成某时代某教主的教义，甚至提出，即使从中国传统开发出自由思想，也只是对“自由主义”的诠释，仿佛没有平权的、独立的思想或学术价值。这恐怕也是理学心态（“容器主义”！）在作怪，同时也是五四时代遗留下来的“主义救国论”的余绪。如果其他文化传统中的自由思想只是对“自由主义”的后续性诠释，那么近代“自由主义”对古希腊自由传统的后续性诠释又如何解释呢？究竟谁是教主？跟从谁？所以说，我们需要认真检讨我们自身的学术不成熟和语言障碍。在西方是常识性的东西，在我们往往会误解。我们需要认真读书，首先是精通语言，学者不能靠翻译理解所研究的学术。要做学者而又兼自由的主体，对外语和汉语以及文化传统都需要精通，不能满足于一知半解。
然而究竟如何从容器转变为自由主体呢？自由究竟是什么，为什么说自由是一切价值的基础，因而是普世价值呢？以下便要从各个角度来研究这个生命攸关的问题。(2007年9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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