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良

   最近一段时间，中国大陆地区发生了几件意义深远的事件，都与暴力相关。贵州的群眾暴动、杨佳的杀警行动以及昆明的连环爆炸案。

    从泛蓝联盟重建开始，我就一直坚持一个观点：我们不主张暴力革命，但是我们没有权力制止暴力革命。纵观海外民运界，我这样的观点的人不多。那些有名的民运领袖们，似乎除了王炳章先生，大多是和平演变派。说起来，很好听，因為崇尚拉甘地、曼得拉，所以主张和平非暴力。但是，他们显然完全忽视大陆地区人民对於中共这个贪得无厌专制政权的感受。特别是一些因為64事件而成為领袖的，在我看来是最没有资格鼓吹非暴力的人。虽然民主精神的一个重要原则是宽容，但是，在没有理清64真相之前，在杀人者没有作出任何的悔改之前，那些曾经领导了64的领袖们，没有任何的权力说出放弃武力推翻中共的话。我一直坚持，宽容是胜利者的专利。在没有取得对於敌人的绝对优势之前，说原谅他们的罪恶，是可笑的。

   显然，最近一段时间大陆人民自发的对於中共的暴力反抗，说明瞭我们海外民运失败的一个原因：生搬硬套他国的经验而无视大陆的社会现实。可以说，海外民运 30年来的失败，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放弃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的路线，而过分依赖世界其他国家的所谓的非暴力不抵抗的路线。从另一个方面上，也為中共对 於海外民运的被西方资本家豢养的指责提供了藉口。

   大陆人民用自己的行动，在中共的奥运之前，告诉全世界一个现实：大陆地区不仅没有走上胡四世的所谓的"和谐"社会，甚至已经没有了江三世时代的全民闷声大 发财的共识。大陆地区的社会矛盾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这不仅仅说明瞭海外30年"非暴力"民运的失败，更是中共64以后经济分脏路线的失败。

   64以后的中共，可以说就是一个赌徒，把所有的身家性命都押注在所谓的经济改革上。如果我们稍微用点思考，不要听信中共豢养的那些所谓专家学者的欺骗性的 理论，我们就可以发现，中共的所谓经济改革，说白了，不过是一场全民性的分赃竞赛。因為镇压学生运动丧失了执政的合法性，中共在内外交困中，不得不对人民 开放了经济自由。经济活动成為中共统治区中最自由的领域。可以说，政治领 域是中共的禁臠，文化领域是中共的后花园，唯有经济领域，是这20年来最开放自由的领域。当然，这个开放和自由，也因為中共的法制先天性的弊端而呈现一种 病态。经济领域里面的自由，最為人詬病的就是贪污腐化。目前有各种各样的解释，也有各种各样的治疗秘方。我相信中共当局自己，也急於找到解决办法。但显 然，这是不治之症，也必将决定中共政权最终的垮臺。因為这个病态自由的根本原因在於中共的法制不健康，不是人人平等的法治，而只不过是统治大陆社会的官僚 阶级管束人民的工具。既然如此，需要法律保障的自由，在经济领域这一块，也必然是一种没有平等、公义的自由。特权者永远凌驾於法律之上。我们可以看到，这次贵州瓮安的民眾反抗，就是对於这种不公平法制的反抗。一个不牵涉到政治的普通民事案件，映射的却是政治层面的不平等。这不由不让我们想起清朝末期发生在四川的保路运动。在一个政治不平等的社会里，经济领域的有限自由，必然将成為社会革命的导火索。因為被经济自由的幻像欺骗的民眾，最终必然发现：只有政治平等，才是保障他们权益的最有利武器。没有政治上的平等，经济自由不过是海市蜃楼。

   中共20年来的经济成就，一方面得益於64屠杀的威吓作用。邓小平的"杀20万人换20年稳定"的话，冥冥之中已经一语成讖。另一方面，中共的经济成就也 得益於西方垄断资本集团的扶持。64以后，中共当局一方面通过鼓励全中国集体分赃的方式，让大陆地区的人民暂时性忘却伤痛，另一方面，就是向西方垄断资本 集团投降，以牺牲中国的环境、放弃中国未来的方式，取得成為世界血汗工厂的资格。显然，这种经济政策让中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我有个朋友，做海运业务。他 说，一个货柜从上海到洛杉磯的海运费是反方向的3∼4倍。造成这个差价的原因当然不是因為从洛杉磯到上海路程比从上海去洛杉磯短，而是因為从美国运往中国 的货运数量更少。数位上看，大陆地区对於美国的贸易顺差已经让人很不舒服，但是如果从这个对比上看，这个顺差还不仅仅是每年几百亿美元的问题，而是实实在 在的资源转移的不对称。就是说，中国大陆地区用几倍的实实在在的物资换回了一堆堆的美元纸币。而比这个更糟糕的，是换回了美国的次级房贷的债券。在美国的 经济学界，已经有人认為，这次次贷风暴的最大的冤大头就是中共政权。

   我们无法判断中共是否清楚它採用的这套经济政策对於中国资源的毁灭性的掠夺效果，但是无疑，中共已经通过这套政策的实施和西方垄断资本集团勾结成為一体， 成為西方垄断资本在大陆地区的代理人。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的特徵就是重利轻义。面对中共政权的盛情邀请，西方垄断资本集团是决不会放过这样千载难逢的机会 的。事实也正是如此。可惜的是，海外一些為中国的民主化而奋斗的同仁，显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在政治上、经济上一味依赖西方社会的帮助，几乎完全失去了和 中共争夺民族主义的旗帜的机会。

   但是，显然中共也认识到这套依靠"闷声大发财"的分赃原理以及充当垄断资本代理人的经济政策维持自己的统治不是长久之计。胡温政权提出了所谓的"和谐社会 "的说法，希望通过回归毛泽东时代的"為人民服务"的路线，解决统治中国的官僚阶级与人民对立的根本问题。从这点上看得出邓小平的眼光之短浅，重用一个政 治辅导员出身的胡锦涛，可以说是邓小平的政治遗言中最大的败笔。覆水难收，在大陆地区的经济自由已经远远超乎政治管辖能力的今天，希图通过恢复毛时代的思 想工作的方式、希图通过扩大准特务组织中纪委许可权的方式约束官僚阶级的為所欲為，胡氏政权所做的，不过是毛太祖和锦衣卫的结合而已。不从制度上解决中国大 陆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问题，不从宪法体制中去掉中共的特殊地位，中国大陆就不会有真正的政治平等，而这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基石。 而显然，这样重大的歷史任务，不是大学政治辅导员出身的胡锦涛能够完成的。

   在今天，中共代表的不再是意识形态，不再是理想主义的革命党，代表的不过是一撮既得利益者的集团。这个集团的目的就是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实现这个目的的 手段，就是垄断政治权力。这一点，显然也不是当初意识形态第一的毛太祖所能够想到的。但是，毛因為意识形态的需要，而弄出一个凌驾於宪法、国家之上的"党 "，在今天却实实在在地成為这个垄断资本买办集团的工具，让中国大陆地区成為一个无法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社会。

   如果说64后的十年，因為经济领域的大片的空白，以及西方垄断资本和中共官僚垄断资本没有能够完全控制市场，中国民眾在中共的分赃政策中还有利可图，而使 他们暂时麻痹而意识不到政治平等的重要，那麼，随著市场的逐渐成熟，西方垄断资本以及大陆官僚买办资本逐渐把持了市场的主导权，中国民眾必然会越来越分享 不到经济发展的利益，而只会更深刻地感受到：没有政治平等的保障就没有真正的经济自由的痛苦。即使中国人具有天生的忍耐性，也必将有爆破的一天。最近越来 越多暴力事件的发生，已经向我们预示了一个可怕时代的来临：经济发展的成果已经越来越受制於政治不平等的约束，而不再起到麻醉民眾的作用。我相信，没有政 治平等的中共政权，面对的必将是一波波层出不穷的暴力抗争事件。这样的场景在中国的歷史上并不陌生，是每个王朝末期的共同现象。中国人民所可以期待的，也 许就是这个趋势的最终的结果不是王朝的更迭而是第二次辛亥革命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