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资产阶级就是资产阶级，不管他是老的，还是新生的；也不管他是外国的，还是本国的，本性难移。

马克思说：“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有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人间一切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

当今中国的新资产阶级是否仍是如此？让我们看看下面的一些报载实例。

■暴富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后患无穷

■暴富这个群体既不是“新生产力的代表”，也不是“改革的促进派”，而是社会主义市场取向改革的障碍。这个新生群体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从根本上来说跟我们的改革目标是对立的。可以说暴富群体是当前深化改革的主要危险之一

■解决暴富、解决腐败问题还是要从整顿分配秩序、理顺分配关系、加强法治，从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上找出路

暴富群体：体制转型的怪胎

-----访全国人大财经委委员于祖尧

○本报记者 黄钟

当前，我国正处在经济体制转型时期。经济生活中新问题层出不穷。近年来，暴富现象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之一。全国人大财经委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于政尧教授最近发表了一篇题为《转型时期暴富群体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的文章，对暴富问题从理论上进行了较全面的分析和论证，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反响。于教授认为，当前我国社会已经出现了一个特殊社会群体----暴富群体。这个经济转型过程中新生的特殊群体混杂于先富裕起来的人群之中：部分不是靠诚实经营和劳动赵家的私营企业主和个体户；少数公有企业的承包人和买主；收取非法高额出场费或投机钻营的文艺界明星、穴头；政界的贪官污吏；少数新生的洋买办；一些以文谋私的知识界暴发户，等等。于是记者带着一些疑问采访了这位经济学家。

记者：请问您当时是出于什么考虑关注暴富问题呢？

于祖尧：经济改革本质上是人们之间利益关系的大调整。利益关系理不顺，要实现资源配置化，是不可能的。我1993年访问日本时，作了一个关于中国市场化改革难题的学术报告，讲到分配问题，我认为必然会出现分配体制不规范，双轨运行，给一些人提供暴富的机遇，可能会出现暴发户。后来我在这个基础上又重新学习了邓小平同志关于共同富裕的理论，并搜集了很多公开发表的资料，感到我国当前收入分配上存在的问题比较多。总的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收入普遍增加，但同时也出现了少数人通过不正当手段成为暴发户。这个问题的出现是跟腐败现象联系在一起的，腐败和暴富是一对孪生的怪胎，互为因果，相互影响。

我认为当前我国收入分配当中存在着两个突出问题。一是工资内收入的平均主义倾向还没有完全消除，而通过各种途径得到的工资外的收入在急剧增加，占职工总收入的比重超过50%以上，已喧宾夺主，并且工资外收入的差距也在急剧扩大。二是出现了新的贫困阶层，与此同时又出现了一个暴富群体。目前分配秩序混乱，政府对分配失控，解决这两个问题还没有高招。

记者：您认为衡量和识别暴富的标准是什么？

于祖尧：经济学讲的暴富，不是数量概念，而是反映社会生产关系的经济范畴。不能用占有财富多少来划分是否暴富。只能从牟取利润或租金的途径和手段来判断。我的文章对此作了比较具体的详细的分析。可以用统计分类的方法，也就是说富裕阶层里面有多少是靠钱权交易、黑色成灰色经济、钻体制的空子等不正当途往获得收入的，把这部分人划出来，用法律来区分，看是依法改富还是违法致富。

记者：可是在转型时期不但法律和政策可能有漏洞可钻，而且可能法律和政策本身就有不合理之处。靠此富裕起来的人是否也应划入暴富群体？

于祖尧：从政策导向上说，我们主张勤劳守法，不主张搞邪门歪道、钻政策空子发财。只要不是把它当作改富的主要门路，偶尔为之，可不算暴富之列。这是个政策性很强的问题，弄不好会影响鼓励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政策。

记者：您在文章中论证了产生暴富群体的客观必然性，这是否意味着在某种意义上还得容忍暴富，对吗？

于祖尧：我们改革的目标是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在体制转型的过程中，由于多轨运行等客观条件，难以避免产生暴富群体。但存在的东西并不都是合理的。必须通过加强法治，加快体制转型、整治暴富、阻止它不要进一步发展，防止暴富群体形成一个特殊的阶层。

我觉得暴富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后患无穷。1991年底，我在莫斯科访问，我们跟苏联经济学家讨论改革问题，有一位老学者，他支持叶利钦改革，但反对私有化，他认为在苏联条件下如果搞私有化，广大的苏联人民不能从中得到好处，最后受益的是两种人，一种是官员，特别是原来在经济部门任职的政府官员，这些人会利用自己的权力、影响和关系一夜之间富裕；再有一种人就是会玩不正当手段的人，如黑手党，这种人很容易致富。俄国现在实际上已经形成了新的官僚垄断买办资产阶级。所以我们要坚持共同富裕的目标，要以俄为鉴。

暴富者侵吞劳动群众的劳动成果、掠夺公共财产，挥金如土，败坏改革声誉，损害党群、政群关系。广大群众对他们的劣迹看在眼里，恨在心上。而那些暴发户也不安于现状。他们在进行原始积累的同时，跃跃欲试，把手伸向政治，说“我们不满足于作花瓶当摆设”，要到政府里当官。有的人花钱买宫是想过把官瘾。有的人则明确地要通过掌握政治权力，进一步捞取经济上的好处，把改革引上对他们有利的邪路。

记者：在您看来，现在对付暴富问题有些什么政策手段呢？

于祖尧：现在政策手段还不多，可选择的余地不大，眼前能利用的就是税法，但现存税牧征管问题不少。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办法实际上是劫贫放富。它起征点是800块钱，像我们这样的工薪阶层每月都由财务科依法从工资里扣除应缴税款，谁都逃不了。而那些暴富的人偷税漏税的办法多得很，即使查出来，处罚也太轻。政府现在对他们也拿不出什么有效的力法来。

记者：照您这么一说，暴发户把触角伸进政治领域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趋势，如果对暴富问题不认真对待，是不是有可能出现金权政治呢？

于祖尧：完全可能。这些年腐败问题严重。如果没有金钱跟政治权力相结合的话，腐败不会发生到今天这样严重的地步。反腐败必须堵住金钱通往政治的道路。否则，一些政府官员必然沦为暴发户利益的代言人。有位读者给我来信说，反腐败必须加大政治体制改革的力度，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

记者：暴富群体的出现不是一个孤立的偶然的问题，您认为在收入分配领域，理论和政策上是否有值得注意的问题？

于祖尧：比较突出的问题有两个：

一是我们提出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原则上没问题，但究竟什么人先富、通过什么途径富却没有从法律和政策上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们肯定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种现象的合理性，但决不是鼓励人们以暴富者为榜样，发不义之财。现在真正应先富起来的人却变成“贫下中农”。社会上流传一个顺口溜：“穷得像教授，傻得像博士。”

二是所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我认为这个提法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市场经济是要给每个市场主体提供平等、公开、公平的环境，各显其能。没有公平就没有效率。在这种条件下，你有能力就先富，你不能适应市场法则，则破产。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政府也要用宏观调控来缓解它产生的消极面，通过税收、社会保障来缓解结果的不平等、不公平，因为任结果的不公平、不平等发展，它必然会影响社会稳定，从而回过头来影响效率。关于公平和效率的问题，一些现代西方经济学大师的看法比我们高明。

记者：请问，您是如何评价暴富群体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呢？

于祖尧：暴富群体既不是“新生产力的代表”，也不是“改革的促进派”，而是社会主义市场取向改革的障碍。这个新生群体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从根本上来说跟我们的改革目标是对立的。可以说暴当群体的崛起是当前深化改革的主要危险之一。原因我在那篇文章里也谈到了。第一，他们的利益与深化改革是根本对立的。他们不愿意恢复旧的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但他们也不愿建立规范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为经济运行多轨制、市场无序，恰恰是他们赖以滋生的主要条件，是牟取暴利的主要途径。第二，暴当群体是体制转型时期的特殊产物。任其发展，它必然会进一步蜕变为新生的官僚、买办、封建性质的阶级。第三，它对政治体制只会起腐蚀作用，加剧腐败。

记者：您在文章中曾说，收入差距扩大之势是在居民收入普遍提高，绝大多数人的生治水平达到或接近小康的基础上出现的，而且随着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有了保障，因而这种差距具有相对的性质。既然如此，那么您是不是认为目前这种收入差距的现状和趋势还是社会可承受或容忍的差距呢？

于祖尧：如果任其发展，群众就难以接受了。实事求是地讲，社会上存在不安定因素，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收入分配不公。特别是在新的贫困阶层出现，下岗人员增多的情况下，更应正视这一问题，因为它已经开始影响人心的疑聚力和社会的安定。

记者：您认为要逾越暴富问题这一障碍关键在哪里？

于祖尧：解决暴富、解决腐败问题还是要从整顿分配秩序、理顺分配关系、加强法治，从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上找出路。

（1998年7月22日《中国经济时报》）

老板赖账3000万 一边逃跑一边申辩

仪科惠光案拉响中关村信用警报

本报记者申音 实习生黄新 钟丽军

目前，曾被众多媒体追捧过的国内第五大IT分销商仪科惠光神秘“案发”。公司办公地和货仓空空如也，而老板林晓志在欠下中关村数十家企业的至少3000万元货款后已不知所踪。

在苦等数周毫无结果的情况下，愤怒的债主们联名反映到中关村科技园区管委会。

8月13日，仪科惠光被法院查封。8月20日，管委会召集海淀区人民法院、检察院、公安局等部门开会，将其列为挂牌案件。8月23日，林晓志在网上发贴称：“我们一定会回来，并且要用第二次创业裸得的利润清偿所有的债务！”同月28目出版的《中国经营报》在头版头条公开披露此事，原本为中关村管理部门和受害企业藏掖的“秘密”方才曝光于世。随后，众多媒体试图跟进报道，但中关村内已经“坚壁清野”。本报记者凡经努力，在保证不透露被采访者身份的前提下，终于取得了部分知情者的信任，了解到更进一步的幕后情况。

疑窦丛生的营销模式

记者注意到，在长达数页的受骗企业名单中，既有神州数码、英迈国际、和光商务、中电集团这些名头响亮的大企业，也有一大批中关村里的小公司，所涉金额多的有900多万元，少的不过万把块钱。那么林晓志又是如何将这些大小葡萄串在一起，一个个吃掉的呢？

是赊销，中关村里最通用的方式。

一位1998年就进入仪科惠光直到今年5月份才离开，最高担任过销售总监和投融资总监的L先生（遵照其个人意愿，如隐其名），很清楚老板是如何发家的。

“刚开始他没多少钱，又要做生意，怎么办呢？于是他就把自己包装好，以好的开缘和信誉为砝码，去打动别人。结果，供应商就愿意把货给他卖。有货卖了，打个欠条，又可以争取到20天或30天的延长付款期，中间低价卖出去，两三天之内就可以套到钱。但他不会马上把钱给经销商，等手上积累的资金多了，就可以此用做别的生意，等于是空手套白狼。”

即便如此，还是需要一些技巧的。没钱，林就提出了所谓“黄金渠道”、“专家服务”等连锁经营概念，大力宣传。10万元风险拆押金的低门槛、高额的折扣吸引了不少二三级城市的中小进货商加盟。而林老板的要求很简单，各分店中80%的采购量都必须通过总公司集中采购。林的一呼百应也让大供应商刮目相看。

IT分销行业的平均毛利率只有三五个点。这样的高进低出根本不可能给他带来利润。林晓志很快就明白了这个道理。但他继续做赔本生意是有理由的。

国内IT市场红火之后，和仪科惠光有类似之处的分销企业佳都、怡海等已先后被外资收购，创始人拿到了上千万美元的股份，这对林晓志是个巨大的刺激。他意识到连锁销售体系是一个很有力的砝码，可以对外融资，甚至上市。只要成功，他就可以“解套获利”了。

因此，仪科惠光不惜代价抢市扬，做份额，郎便因为价格放得太低，冲乱了IBM的价格体系，以致被取消销售资格也不回头。

这其实是个操作难度很大的工作。因为做分销本身对资金实力要求很高，一旦资金流通不畅，那么整个链条就会停下来。于是他不得不连续地高价进、低价卖，只有这样才能快速变出钱。一旦两天没销售，整个资金就会有问题。

问题很快出现。随着NASDAQ的“高台跳水”，融资迟迟谈不下来，上市已经越来越遥远。IT销售放缓，东西就是低价也卖不动，仪科惠光的财务失控。从今年1月起，林不得不拆东墙补西墙，拖欠货款空头支票的事越来越多。大代理商减少发货，林就把目标列准二级、三级甚至更低级的代理商。只要能赊货，也不侃价。拿到货后，只要可以变现就马上出手。钱也不再用来补漏洞，统统被林自己卷走。

一家具有外资身份的大分销企业，本来已经打算停止和仪科惠光做生意。但林晓志跑过来，拿着中国科学器材进出口总公司的100万美元的信用证。于是，林又提走了200多万元的货，却再也没有回来。事后，他们才了解到，那个信用证是器材公司老总私自开给林的，下面根本不知道。

到了5月份，按照《中国经营报》的说法，林已经是一个纯粹的骗子，一分货款也没还过。而直到其帐号被查封的前3天，还有天津的进货商向仪科惠光的帐上打钱。林自6月起，就再也没在公众场合露过面。

林晓志：史玉柱还是牟其中

“他看起来真的想做事情，而且很努力。”被林老板骗走200多万元的货的某国内知名分销商经理，谈到了他对林晓志的第一印象。

1997年，自称“在福建做IT做了6年”的林晓志绝到中关村，创建了仪科惠光公司。当时启动资金不过50万元。根据《计算机世界》事前的一个长篇报道，“办企业这么多年下来，我始终没有在前台卖过一台机器，包括公司的营业额每月还不到几十万元的时候。”早年政府部门工作的经历使得林老板很善欢扮演思想家的角色，“在一个产业的大背景下，我到底要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做企业，如何运作这样一个企业才能符合产业的发展趋势？”

短短两三年内，林抛出了“黄金渠道”、“专家服务”、“变产品主导为客户需求主导”、“E连锁”等新概念，很是让不明就里的媒体兴奋了一阵。随便用新浪一搜索，报道仪科惠光的网页五六十个。

“他是善于利用舆论造势的，在宣传包装上花了不少工夫。”L先生承认，他曾经负责过仪科惠光的公关宣传工作。举个例子，林对《计算机世界》的记看声称，仪科惠光1999年销售额达到5亿元，而在自己后来的自述中又称只有2.5亿元，相差一倍。

在网上的申述和告别声明中，林把仪科惠光的倒闭归咎于长城电脑公司恶意拖欠货款，以及得实集团突然申请查封其帐号，颇为悲壮。这让他在网上蠃得了不少同情分。深知内情的经销商们对此格外愤怒。

“他说直到6月，长城电晓还拖欠仪科惠光300万元中央粮库项目的货款。实际上，长城不过是把仪科惠光去年做总代理时欠下的钱抵回而已。”

“林如果不是骗子，可以把财务交给第三方审计，看看亏在那里。可他根本不敢这么做。亏他还好意思说把车子留在那里以表诚意，那是法院封的。”

“林晓志口口声声说自己要学史玉柱，可在他身上，我只看到了牟其中的影子。”一位经销商恨恨地说。

中关村为什么“沉默”

中关村处在一种奇怪的静默之中。记者打电话给相熟的神州数码公关人员，对方的回答是公司内部已经下了指示，谁也不可以接受媒体的采访。

至于海淀区人民法院、工商局等部门，明确地给了记者闭门羹。

我们根据拿到的名单挨个去问，绝大多数人表示“上面已经打了招呼，不方便说”。少数同意访谈的，也大多要求保密身份。受骗企业的具体数目也还是个谜。一位经销商称：“我向海淀区分局刑侦科报案的时候，就已经50来个，现在据说有100多个了。”

另一种言论在区内散播。有人说，林不能抓，抓的话谁的债也还不了了。不如让他绝续骗，还有可能还大家的钱。

更多的人心已经凉了。一位外资分销企业的经理反思：“大的气候、环境需要维护，需要建设，一定要有健全的淘汰机制、惩罚机制，否则责任没法追究。”

“IT行业的特点决定了赊销是肯定要继续下去的。”一家公司的律师说，“中关村一带骗子太多了，大公司防不胜防。去年我们几家联合去报案，队已经排到了3000多号。几十万元的案子公安局根本不受理。像四方通达、创业先导、华证东方这几个案子拖了一年多也没有破。”

“更可气的是有的骗子还在中关村转悠。工商局不管虚假注册，有的前几天骗了你100万元跑了，过几天又注册一家公司，或者借几个民工的身份证注个册。”

“现行的公司法太模糊了，比如有限责任就很笼统，到底该怎么承担责任。虚假出资的认定也有问题，不是查你的帐，而是你工商登记表里有没有会师师事务所入帐凭证。”

也有的经销商认为，信用体系的建玄和维护不能光指望政府。因为政府行为包括法律、法规都是滞后的，总是跟在问题的后面。政府的效率低。他们即使做也是很急慢地做。必须要有中介组织和丈的企业带头去做。

事实上，早在去年，新华信风险管理有限公司就组织了一次IT行业信用管理研讨会。不少村内企业参加。当时新华信倡导作一个信息库，把IT业所有的客户名录放进去共享。但与会企业显然不愿把企业机密与人分享。

“林晓志破坏的不是一个企业，而是一种秩序。”一位外资分销企业的经理语气沉重。

谁来担报中关村

中关村科技园区管委会副主任任冉齐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记者（简称记）：仪科惠光事件发生后，管委会做了哪些工作？目前案件进展情况如何？

任冉齐（简称任）：案件正在全力侦破中，为此我们联合有关部做了一些必要安排。我们会在适当的时候公布侦破的结果。

记：您认为中关村的管理部门和企业可以从这件事中吸取些什么教训？

任：这件事应该被当做一个典型，教育中关村企业注重信用和信用管理的建设。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建立证信体系太必要了。以前企业对这个不热心，认为会增加自身成本，但如果大家都遵守的话，就会降低社会的成本。应当说，这是国家走向市场经济的一个必须经历的台阶。整顿经济秩序，改变政府管理手段的重要一状就是信用体系的建设。

记：政府能为中关村信用体系的建设做些什么？

任：我们打算在中关村里营造一个区域信用体系。主要想法是由政府来整合下面各行政部门和机构（如海关、税务、工商、银行等）的企业数据信息，组织一批在证信评估方面权威的、经过市场证明的中介机构。

记：这些数据信息包括哪些？

任：分为3类。……

记：为什么政府不做这个工作，要由中介机构来做？

任：这是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并被信用国家验证过的。一个信用体系的建设，必须依靠市场中介机构的成熟，也要靠政府的扶植，要把原来政府做的又做不好的工作，让市场中介机构、行业协会来完成。

记：从信用体系建设来说，中关村有哪些特殊理由需要先行试点？

任：中关村是个高科技园区，很多企业还是处在创业阶段。他们最需要风险投资、创业投资，但这些都是以企业信用为基础的。可要鉴别一个企业的资信，前期成本太高，风险太大。所以应当营造一个守信得奖、失信受罚的环境。不管多难，我们现在也要起步了。

（2001年9月4日《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