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住了工薪阶层，管不住新贵

富豪不交个税凸显制度缺陷

本报记者 王尧

 “国内一些富豪为何不交个人所得税？”今天，中科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纲回答本报记者提问时说：“这些富豪会认为，公司是我的，公司已经纳税了，我个人为什么还要纳？”

这位学者今天在“中日政企学北京论坛”上分析：“表面看，是纳税人的观念错了；往深里分析，说明我们的税收征管方面有问题。”

税制专家钱晟则进一步说：“这个问题已经不是税务部门独自能够解决的事了，它牵涉到分配渠道等社会系统工程。”

胡鞍钢今天证实，上周国务院总理问策会上，专家也向总理提出了关于个人所得税的问题。

最近，“富豪为何不交个税”成了新闻热点。媒体说，有国家领导人也对此提出质疑：税务部门调查了去年美国《亚洲华尔街日报》评出的“中国十大富豪”，结果几乎没有人交个人所得税。原因是，公司是他们自己的，个人拿的工资都在税前列支了。

胡鞍纲说：“越富的人越不交税，这不正常。依法纳税，对所有人是公平的，谈不上杀富济贫。”

个人财富和纳税数额对不上

“的确，有些人的纳税额和个人财富对不上，已经是大高二心知肚明的问题。”今晚，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钱晟对记者说，“有人号称‘亿万富姐’，可一查她纳税，简直太少了。”这位税制专家分析，对一些私营企业主来说，家人买瓶洗发水都能在企业里报帐；自己家里的东西，都算做可以折旧的企业固定资产。而那些善于资本运营的人物，往往也有实业，他们家里和企业资产不分。这样，税务机关知道也往往没办法。

如何区分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一位税务官员对本报记者说：“目前征收上没那么较真儿。如果企业是自己的，缴了企业所得税的老板，往往不缴个人所得税。”

记者问：“哪种方法税额更高？”这位官员说：“不一定，要具体分析。”

一些制度的缺失是这个问题产生的原因。钱晟教授说，比如财产申报制，在中国变成了一个廉政制度，目前只有处级干部填报。而在国外，几乎所有公民都要申报财产，这是纳税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越富的人纳税越少

钱晟教授曾说过：“现状是，个人所得税管住了工薪阶层，管不住新生贵族。”

胡鞍纲援引国内外的数据说，我国缴纳个人所得税的人群中，排第一位的是工薪阶层；排第二位的是在中国的外国人；第三才是私营企业主、个体户等。

他分析的结论是，当前我国每个农氏的税负要高于城里人。城市每人平均年税费约为37元，而农村每人约为90元。

城市里，低收入者的纳税要高于高收入者。我国税法中，收入越多纳税越多的“累进制”，在最高收入人群面前变成了“累退制”。我国最高收入户的税负，差不多世界最低。

胡鞍纲认为，这表明个人所得税在解决收入分配不平等方面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纳税还是不透明

胡鞍纲，这位曾在美国耶鲁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的学者说：“在美国，歌星杰克逊缴不多少税，老百姓都知道。在中国，老百姓也知道歌星毛阿敏曾栽在税上，但她纳税的数字谁也说不清。”

钱晟教授说：“我们每个人纳了多少税，好像自己也说不清。纳税情况的模糊，使纳税人没有意识到，纳税多是一个人成功的标志。所以才有这样的现象，有些人这边给灾区捐款，那边又在偷税。这说明我们对人的评价里，没有加上纳税的因素。为什么不能每年公布个人所得税的纳税大户？这和见义勇为、捐助学校一样，是非常光荣的事情。”

胡鞍纲说：“公众人物首先要依法纳税，并且，应该主动公布自己的纳税情况。这是他们作为公众人物的成本。”

钱晟教授则认为：“如果社会真正树立了纳税光荣的氛围，公众人物会非常乐于公布自己的纳税情况，包括政治家。”

个税：一个企业一次补交1000万

“我的一个朋友最近急着赶回香港，就是为了缴个人所得税；而我的太太在北京每月都要去地税局一趟。”胡鞍纲说。

他认为，现行的征税办法有问题。

国际上通用的做法是每月代扣制，年度统一梳算，而中国是月征税，再加上税收服务上的欠缺，交易成本过高。而且，目前惩罚力度不够，致使偷漏税现泉相当普遍。

有消息为证，某地一家高科扳企业的员工被查处有认股枚，税务部门追缴个人所得税，居然高达上千万元。

教授税法很多年的钱晟说：“中国个税法诞生22年了，当前，无论纳税人数还是纳税额，情况都有了很大变化。可是，税务机关的征管观念和手续都没有跟上。”

他认为，个税法的修改“牵一发而动全身”，比如财产申报制和它背后的财产评估制度等，都是税务机关“生命中不能承担之重”。

胡鞍纲认为，在许多征税办法上，我们可以借鉴国际上的经验，提高服务，减少手续，培育税务代理中介机构。“个人所得税的问题成为热点，恰恰证明了中国正走在建立依法纳税的路上。”

（2002年7月5日《中国青年报》）

仰融：迷雾笼罩的资本枭雄

本报记者 王尧

明天，仰融关注的“中华轿车”就要在北京市场大亮相了；可直到今天，仰融“身在何处”却依然还是个谜。

8月20日，“目前”还是仰融担任董事长的上海申华控股公司，在北京会有一个热闹的秀----“中华轿车投放市场”。但是，关于“董事长仰融是否被捕”的消息，直到今天，这个上市公司还没有明确的说法。今天，申华控股公司媒体负贵人回答本报记者说：“可以肯定的是，明天仰总不会出席。”

仰融，最迫一直笼罩在传言的迷雾里。8月，有媒体披露：“在资本市场上一直长袖善舞的仰融从华晨汽车出局后，行踪一直成谜。近日，有传闻称这位华晨系的创始人已经被逮捕。此前，仰融已被政府正式通知‘限制出境’。”

接着，有关这个资本枭雄命运的迷雾越来越浓-----这边，有仰融“一直在休病假”的新说法；那里，也有“仰融最近在美国，活得好好的”的新解释。

今天，申华控股公司媒体负责人之一索研小姐的答复还是很中性：“我们是上市公司，公司社三大证券的公告是惟一的信息披露渠道，到目前为止，公司不存社任何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如果公司发生如此重大的事项，他们一定会通过正常渠道向社会公布。”

直到今天，在公众眼里，1957年出生的仰融，尽管是2001年度媒体评出的中国经济人物，但他的人生经历中还有迷雾团团。

这位有着经济学博士学位的企业家，讲述过自己年轻时的经历：“在越南打过仗，1988年又受了一次大伤，腿断了，头也打开了，三进手术室，奇迹般地、没有残废地活了下来，这以后便既珍惜又藐视生命。”

2001年，正处于成功巅峰的仰融，评价过自己人生中最重要的3个转折：

第一个转折，发生在1992年10月，他操作组建的“华晨中国汽车”（CBA）在美国纽约成功上市。这是中国企业海外上市第一例。

对纽约证交所来说，这也是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第一只正式挂牌的股票。这段传奇经历，被称为“夜行上市”，当从中融到7200万美元资金时，很多当初笑话他天兵的人深感意外。

1992年华晨上市，被媒体评为当年中国十大新闻之一。美国哈佛大学把华晨上市招股书评为经典案例教材，因为它是“社会主义国家第一家在纽约挂脾上市的公司”。当时，中国证监会还没有成立。

就是这个案例，直到今天还让许多官员、经济学家对仰融“拿不准”，敬而远之。于是有了“仰融的水很深，最让人琢磨不透”的说法。

第二个转折在1995年1月，发生了华晨接管国有的“金杯客车”管理权。

第三个转折在是在1999年，在他的操作下，收购了申华实业，更名为上海华晨。今天的“申华控股”与此企业有关。

不懂汽车却闯进中国汽车制造业的仰融，有一句名言：“金融是手段，汽车才是目的。”他在8年时间内，完成了纽约、上海、香港“三地上市”。在10年中，他在汽车业里投下了50多亿元人民币。在高度垄断的中国汽车业，冒出了个另类的、号称拥有自己知识产权的企业。

仰融，成了中国汽车制造业游戏规则的一个“颠覆者”。2001年，宝马集团选择仰融手下的华晨作为合作伙伴，宣布要生产宝马汽车。小字辈的华晨，在与“国家队”约竞争中胜出，让人颇感意外。

更让人意外的是，今年6月，作为创始人之一的仰融，从华晨汽车出局。8月，仰歌被捕的传言出现。

为什么会出现“仰融被捕”的说法？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一位分析师认为，可能与华罢的产权归属问题有关。中国民间经济分析机构、安邦公司分析师认为：“即使仰副如传闻所说的真的被捕，也不令人奇怪。从民营企业家普遍拥有的‘原罪’背景来看，仰融的悲剧性命运几乎可以肯定。”

尽管掌握着超过百亿资产的仰融说过，华晨全部足国家的。但是，今年媒体分析出的“华晨股权结构变更图”，还是让很多人没有找到答案。正是企业产极归属不清的“原罪”，笼罩了仰融的光环。

仰融，这个打破汽本巨头垄断的资本运作高手曾说过，对他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是《丑陋的中国人》。

（2002年8月20日《中国青年报》）

张维迎当“牧师” 众名家说“原罪”

企业家反思：还是赚干净钱好

本报记者 杨得志 实习生 蒋志臻

“曾经跟我同台领奖的著名企业家们，现在大部分都已销声慝迹了。”在12月21日闭幕的“2002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上，联想集团董事局主席柳传志与东软集团董事长刘积仁、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万通集团董事局主席冯仑、搜狐网络公司首席执行官张朝阳一起，痛说过往原罪，而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张维迎教授则充当了他们的“牧师”。

今年，仰融出走，杨斌翻船，中国富豪纳税等事件接连发生，使“赚钱和道德的冲突”成为社会新的热点。在论坛上，几位企业家在张维迎的启发下，纷纷负疚地说起陈年往事。

柳传志介绍，联想集团在“没法活了”的情况下，赖了客户两年多的帐，也曾很长时间用的都是走私的电子元器件。

刘永好手下的总经理在江西生产销售用高水分的玉米做成的饲料，结果让农民的猪吃了他们的饲料不长肉，害人不浅。

东软“捣鼓”出售房地产交易软件，让客户花了很多钱购买了不应该买的东西，自己却赚了个四五千万元。至今，刘积仁还深怀愧疚。

柳传志回忆说，上世纪80年代，政府给计划内的企业生产批文、进口外汇的额度，计划外的企业却享受不到这些。计划外企业没办法，只好花钱去买批文。再加上海关、税务等部门明显的立法、执法不一致，不公平竞争的问题非常严重，企业环境非常恶劣。“在1994年以前，我们要将50%左右的精力用在对企业环境的适应上。”

这种遗风现在仍在流传。张维迎说：“几年前，我在上海的房地产论坛上说过，中国的房地产商30%是大骗子，30%是中骗子，30%是无意识的骗子，10%是好的。目前房地产市场仍是晨不规范的市场之一，客户被欺骗诉诸法律官司不断，面临很大的挑战。”

柳传志说，党的十四大召开之后，批文取消了，外汇和人民币的额度对接成功，然后经济软着落，到十五大提出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再到三个代表，经济环境越来越好，再搞违规行为就得不偿失了。刘永好也承认，为了眼前的诱惑和利益，采取短期行为，反要付出较大的成本。“虽然新希望当时多赚了500万元，但今后第二年、第三年，江西很多农民就不买新希望的饲料。结果，到现在为止，这个省的销售额仍比其他省要少。”

作为新一代企业家的代表，张朝阳对原始积累必须经历血腥阶段的看法不表苟同。他认为，在市场经济越来越发达的今天，靠正常的渠道，用比较规范的方式，创办一家好的公司是完全有可能的。相反，用血腥的手段，靠歪门邪道，已很难走远并形成气候。最近几年的风险融资，通过上市或者别的新型做法，已是非常规范。

张维迎介绍，上个月在香港举行的第二届亚洲企业领袖年会就颁发了公司公民奖。把公司理解为一个社会公民，势必要求企业对社会承担更多的责任。张维迎说，评价个企业是不是优秀企业，首先看它是不是一个优秀的公司公民。如果不是一个优秀的公司公民，就不可能是一个优秀的企业。很遗憾的是，这次年会没肖中国的企业和企业家获奖。

柳传志认为，现在成功的中国企业家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在改革中很大一部分人付出了成本。他说：“无论从哪个角度讲，我们都有责任在上岸后，帮助别人也上岸，保持自己的稳定，不仅为别人，也是为我们自己。”

（2002年12月23日《中国青年报》）

□拿到地就上了赚钱大道

□下力气就能打通关节

□雇人买房制造售搂风暴

一房地产商戳爆楼市肥皂泡

沈虹冰 陈芳 李自良

39岁的孙国平（化名），在房地产业“打拚”了6年，做了近20万平方米的楼盘，巨积累下4000多万元的资产。他向记者吐露了业界圈地、盖房、卖房中一些不为外人知晓的手法。实录如下：

拿到地就上了赚钱的大路

时下，在股市低迷、其他行业利润不理想的情况下，不动产投资成了热门。连小投资者都流行“抢房就是抢钱”的说法。国家出台政策鼓励购房按揭，地价不断上扬，房价飙升，谁见了不动心？商业银行也纷纷抢这碗饭。眼下房市景气，我们的投资回收很快，看上去是个多赢的结果。

谁都知道，在这个行业要站稳脚跟，必须肖雄厚的资本和较好的土地储备。现在各地做房地产赚得多的，大多是在前些年“圈”得了大片土地的。能不能圈到地是做房地产成功与否的关键。

现在各地都在搞开发，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卖地生财，有些地方地都卖滥了。抓住地方领导干部心理，掌握第一手信息很关键，“招商引资”、“改造”、开发建设政策一出台，土地里就有机可乘。只要我是一个“有实力”、“有背景”的企业，就能用很少的定金，甚至不花钱，就可得到协议用地，剩下的地价款先欠着。要么换个方式，包下一条旧街道改造或者一个地方的“亮花工程”。投资不大，但可以换得一块或可开发，或可融资、出让的土地，甚至还有一批商铺。

下大力气就能打通关节

拿到了地，就成了投资商，就可以利用优惠政策开始融资、合作、卖楼花。尽管房地产法规对土地使用权的取得和房地产预售有严格的制度规定，但制度是人制定出来的，只要在关键的地方肯下力气，就能顺利打确各种关节。

如果没有钱开工，有建筑商，有银行帮忙。现在房地产企业多，建筑企业更多如牛毛。建筑商垫资开发是业内不成文的规矩，他们不仅要先帮着把楼盖到封顶，还要交给开发商保证金。只要开始合作，就是一条船上的人。拿到了地，可以找一家手段高明的土地评估所运作，最后得到的项目开发贷款肯定不能低于买地的价钱。这笔钱可以用来应付一部分债务、发工资、做设计、搞宣传等等。

卖楼当然并非易事。首先要制造热度，针对消费者“买涨不买跌”的心理，要变着法儿造势，制造搂市火暴的幻象。没有人买，可以雇人来“买”，项目一“开盘”就会演绎成“某某花园开盘狂销数百套”，或者“某某广场售搂风暴，首期一百个单元当天彼抢购一空”，这些故事往往有惑人的图片和图像证明。买房的人动心后，就上了套，可以做的文章就多了。

买房子的人当然不懂如何精确计算和测量，也不会详细核查他们看不懂的工程图纸，建房成本、开发商许诺的高档原装进口材料都无法鉴定。买主即使能以较低的价格成交，事实上还肖各种各样的附加费在后面等着。

概念也被吵到了极致。水景花园、香樟别墅、智能数码、生态人居、绿色环保、人性化设计，要什么有什么，只要能打动买主的心。这些充满诱惑的东西总能勾起人们的购买欲望。

楼盘买得差不多了，原有的“湖景”、“园林”很快不见了，或者干脆这些地块就又建起了新的商品房。

我所说的这些，都是这个行业里不规范的现象。现在这个行业红火，大家都往这里挤，谁也说不清楚现在的房地产业究竟是不是“泡沫”。

（同上）

扶持民企也得讲章法

鲁宁

上月23日，新一届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山西知名民营企业家---海鑫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海仓在其办公室遭枪杀的事，震动全国。此宗新闻还有续篇，2月24日，《21世纪经济报道》以《李海仓身后债：海鑫钢铁欠银行30亿》为题提出，“该是到了揭示海鑫集团真相的时候了”！

近20年间，中国的企业特别是丈企业头顶各式荣誉光环，或平时被地方宠惯了。这些企业，一旦领导层出现人事变动（更不消说发生当家人遇害这种极端事件），往往要遭劫难：或经营业绩大幅缩小，或真相大白，或神话戮穿……由此，闻知海鑫集团的巨额银行欠债浮出水面，我反倒觉得全在意料之中。

海鑫集团的总资产据说也就30亿元，即使不考虑总资产（帐面资产）是否需要挤出水分的因素，仅30亿元的银行债务就会使整个集团“零资产”。假如再考虑到该集团实有资产抵押变现时必然出现的资产贬值，海鑫成了个资不抵债的空壳集团。而有待进一步核实的消息说，海鑫还欠其他自然人和关联企业5亿元。

海鑫号称国内著名民企，李海仓本人被列入《福布斯》中国富豪排行榜。在山西省内，李本人及海鑫集团更是政府扶持民营企业的一根“政治标杆”。由“李海仓神话”到海鑫集团之空壳，人们有理由怀疑，类似于海鑫的国内其他“著名民企”，是否在“超高速发展”过程中已经出现虚脱，甚至早已被掏空？

由此，人们还有理由责问，类似于海鑫那样的“著名民企”，在其创造发展神话的过程中，占用了多少在公平竞争杀仲下本不可能占有的额外发展资源？当地的政府和媒体，在这一场场“造神运动”中，该分别承担什么责任？其背后是否有腐败因素在做怪？

更要反思的是，在发展民营经济成为大潮的今天，政府及全社会该通过何种方式扶持民营企业？扶持的过程本身，是否需要讲究章法、遵循合法与理性的程序？几十年间，政府一直倾全力无持无数的国有企业，而无数个扶出来的“泡泡”总是一批批地破灭，弄得自身很没面子不说，还抬高全社会经济发展的总成本，阻碍了公平竟争的市场生态的形成。以往的教训不堪回首，但愿同样的教训不要在民企身上出现。

民营经济在中国总体上还很稚嫩，政府完全有责任扶持民营经济的发展。而且，就全国面上的现状看，政府对民营经济的扶持不是过了，而是远远不足。强调扶持民企要讲章法，首先在于扶持的立足点和着重点。对这个立足点，我的理解是，转变行政职能，改善行政服务态度与放弃市场歧视。而着力点则在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这样做，表面上看，没有直接给政策优惠开“小灶”来得快，但建立于此的发展速度足扎扎实实的速度，至少不会留后患！

（2003年2月27日《中国青年报》）

首批成为全国政协委员的23名民营企业家只剩下“6杆老枪”

企业家代表委员双重身份如何参政

本报北京3月7日电

本报记者 丛玉华 王尧

这几天，广西喷施宝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祥林在华润饭店遇到五个老朋友：新希望集团总裁刘永好、大连韩伟企业集团董事长韩伟、中华茂祥集团董事长王茂祥、江西九江民生集团董事长王翔和东方集团董事长张宏伟。他们是仅存的以民营企业家身份连任三届的全国政协委员。

1993年，在第八届全国政协会上，23名民营企业家首次进入全国政协。1998年，第九届全国政协开会时，非公经济人士的数量达到48名，但原来的23名只剩下10名。今年，有100余名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被推选为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依然不倒的就是这“6杆老枪”。

为什么另外十多人没有连任？王祥林说：“原因很多，有破产的，有犯事的，但更多的是把企业家和政协委员的角色搞混淆了。”

据记者观察，此次当选的老板大增，一些代表、委员驻地也格外热闹起来。许多老板都带来了公关班子，疏通有关方面的关系，给媒体送宣传稿，有的还带来了本企业的产品。

“目前这个阶段，非公经济代表、委员为所在阶层说话无可厚非，但利用这一政治身份来为自己的企业添景，是不是有点变味？”一位常跑两会的记者说。

“在前两届会上，也有一些风头很劲的企业家，在报上、电视上常常露脸。后来，就消失了。”王祥林回忆。

王祥林是有名的“王大炮”。在政协会上，他抨击过国家政策对待民营企业的不平等，反映过破产企业国有资产流失的严重情况，还曾力排重议支持两面针厂长拿10多万元奖金。

“王大炮”的名声甚至传到了朱总理耳里。有一年，中央派调查组到广西，朱总理亲自交待工作人员要找王祥林谈谈。“我能连任三届，可能更深层的原因是，全身心地尽了一个政协委员应尽的责任。”

记者问另一个“不倒翁”张宏伟，此次参加两会有没有带公关团？张宏伟一脸的惊讶：“我是政协委员，带那些干什么？我是带着笔、纸来开会的。”但他也承认，“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商人嘛，为自己谋利益的念头不可能没有，关键是要有制度约束。而现在，完全靠企业家自律。自律得好，就不倒；自律不好，就走人。”

据悉，在今年两会上，非公有制经济人士除了100余人当选全国政协委员，还有133人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如此多的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进入了人大、政协是顺应时代要求，但也把角色问题凸显出来。

角色尴尬不仅表现在政治身份带来的额外好处，还表现在额外的负担。据报载，全国政协委员、浙江传化集团董事长徐冠巨投资的“政府工程”----浙江省农业高科技示范园区，在暂时看不到盈利的情况下上马了。有人说，也许“原来的纯商人”徐冠巨根本就不会上这个项目。“养鸡大王”韩伟也担负了平抑市场蛋价的义务，每当市场鸡蛋价格波动，他就会出来降低企业的利润，换来全国市场的平稳

中国人民大学宪法学教授、中国宪法学会常务副会长韩大元对发达国家议会制度颇有研究。他认为，尽管社会制度不同、选举制度不同，并且发达国家的议员都是专职的，但一些规范议员行为的做法，值得中国借鉴。

韩大元说，发达国家有的议员从政前也是企业家，有的告别议会之后也去做企业。但是，当他们的身份是议员时，就要受到严厉的约束。

他说，这些议员首先要对自己的竞选承诺负责，为国家利益服务，对选民负责；其次，议员在议会活动中的规则，非常详细完备，内部监督系统里，还有议员惩戒委员会、议员纪律委员会等等。

当然，外部监督也很重要，各大媒体都有常驻国会的记者，议会的信息定期通过媒体向社会公开，每个议员的行为都非常透明。韩大元说，我们有了《全国人大组织法》和《代表法》，还有两个议事规则，但都比较原则，对人大代表本身的监督不够，需要在制度上完善。

针对今年两会中出现的企业家“公关风”、“会中会”，韩大元表示了明确的批评态度。他说，尽管我们制度还不完善，但也有对代表、委员义务的规定，特别是对具在会议期间的行为，有原则性的约束。“无论你是什么职业，在人大、政协会议期间，你的身份就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所做的事，就是审议报告、提出议案、提案。”

（2003年3月8日《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