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清算民企原罪后的民粹化

邓聿民

继全国工商联副主席胡德平提出清算民企“第一桶金”就是否定改革成绩之后，重庆市委书记汪洋最近在该市的民营企业家座谈会上再度呼吁，对民企创业初期的“不规范”要宽容，而民间研究机构和君创业咨询集团则通过工商联提出立法建议，建议赦兔民企“原罪”。

他们对民企的呵护和辩护是针对新一波对民企“原罪”的批判的。有关民企和民营企业家的“原罪”问题，在整个改革过程发生过多次争论，但2004年以来延续至今的这场争论，一个鲜明的背景是，中国社会充斥着一股浓烈的民粹主义氛围。其表现是，不问具体情况和是非曲直，不对问题本身进行理性和专业的思考，而只是简单地诉诸情绪的宣泄和道德的评判。

拿民企“原罪”问题来说，我们不否认在社会转型和经济发展过程中，民企存在着种种违规甚至违法行为。但是，什么样的“原罪”是不可避免的，什么样的“原罪”是应该受到清算的，必须用一种历史的眼光进行具体分析，切忌把不同的“原罪”简单地揉合在一起。批评民企“原罪”的人，应该明白一个基本的常识，中国的民营资本，其原始积累有自己独特的社会语境，和马克思当年论述的英国当然不同。中国是一个长期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排斥市场经济，不承认民营经济存在的合法性，在这样一种制度环境中，民营经济要是不去冲撞乃至冲破计划体制的陈规陋习，焉有今天的大发展？

具体来看，改革以来的民企“原罪”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上世纪80年代改革初期的改革性的挥索“原罪”，那时民企的违法违规较多地集中于对旧体制的突破；二是90年代深化改革期，民企的违规违法更多地表现为配合地方政府推进地方经济发展而进行的“跟随违法”，是一种发展性的被动“原罪”；第三种“原罪”，指的是一些民营企业家与权贵相勾结，利有旧有制度和法规的缺陷和漏洞，盗取国家财产，侵害人民利益，这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犯罪，这样的“原罪”是应该清算而且必须清算的。

在剖析民企的“原罪”时，必须区分这三种不同的“原罪”。对前两种，我们应该立法予以规范；对第三种，才要大力清算。现在的问题是，很多人往往不分青红皂白，把这三者混在一起。这种对民企“原罪”的一边倒批判，反映了目前中国社会的民粹化倾向。

所谓民粹化，指的是一种极端平民化倾向，即极端强调平民群众的价值和理想，把平民化和大众化作为所有政治运动和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最终来源，以此来评判社会历史的发展。在民粹主义看来，平民的利益被社会中的精英所压制或阻碍，应该把国家的利益，从这些自私自利的精英团体手中夺回，用来促进全民的福祉和进步。

我们一方面要正视和理解民间清算“第一桶金”后的利益诉求；另一方面又要防止这种利益诉求被利用。因为当民粹主义的力量发展到一定程度，并被一些精英人物利用来谋利时，可怕的集体非理性就会登场，造成摧毁性的社会力量。对于中国社会来说，由于缺乏启家运动这一课，使得中国社会缺少成熟的公民社会的特质，缺少冷静、宽容与专业化的眼光和态度，凡事情绪化，动辄诉诸普通公众的朴素情绪，加上诸多社会矛盾的积累，因而社会一有风吹草动，极易引发摧毁性的非理性力量。

（2006年12月26日《中国青年报》）

副市长、秘书长、负责城建的官员频频落马

楼市权力寻租：亏了百姓 肥了贪官

近期，江苏省纪检系统举办了一个反腐教育展，其中负责城建的官员频频落马引人注目。近年来，苏州市原副市长姜人杰、常州市原副市长张东林、南京市政府原副秘书长魏竹琴等相继被查处，其贪腐行为均与房地产有关。

 “常州市原副市长张东林案很典型，其主因是被房产商控制，不能自拔。”江苏省纪检部门一位干部介绍说，近几年张东林在审批房地产开发项目等过程中，被查出索取和收受17名房产商贿赂270余万元，涉及具体楼盘近30个，有的开发商每开发一个楼盘都要行贿。

为收买张东林，某开发商费尽心机地开了一家酒店，专门应承他的个人宴请，几乎不对外营业。

为让张东林与情人“浪漫”幽会，开发商送给他的两个情妇价值54.6万元和25.8万元的住宅各一套，装修奢华，并配有高档家电。某开发商还送给他的儿子38万元购房款，张东林得知后，只若无其事地说了声“我知道了”。

开发商为何如此仰赖一个负责城建的官员？因为“谁和张东林的关系铁，谁就会成为主流房地产企业”。受贿后的张东林为开发商提供的服务“细致入微”：确保审批项目顺利过关，减免土地出让金，为国有房地产企业核减亏损，为开发商协调各种关系，以审批代替土地招投标等等。权力所及，无所不包。

南京市政府原副秘书长魏竹琴案情与张东林相似。据纪检部门证实，魏在用地协调、规划审批、规费减免、项目立项及承接上为开发商谋利，收受钱财。其陋身携带的他人赠送的各种消贾卡就达数十张。

城建官员腐败，还有一个突出特点，即“老子管城建，亲属搞开发”。据苏州市纪委证实，2004年8月被江苏省纪委立案调查的苏州市原副市长姜人杰，利用分管城建的聪务方便，不仅大肆受贿，而且伙同其子在变更土地用途过程中，非法敛财，数额特别巨大。

南京一位大型房地产开发公司经理坦言：“如果权力都在阳光下运行，开发一个房地产项目的成本能降低15%左右！”

南京大学教授葛扬说，我国对房地产行业宏观调控至今已有两年多，但房价在一些地区依旧快速上涨，住房结构调整在多数城市效果有限。一个重要原因是房地产腐败现象太多，而腐败高发又与房地产领域的制度缺陷有关。

开发一个房地产项目，要办齐“五证”，盖好20多个公章，这些环节除了涉及规划、国土、建设等主流部门，还需经过房管、工商、税收、建设、交通、环保、卫生防疫、消防、地质勘探、园林、人防等众多机构的审批或备案。

江苏一位开发商坦言：“部门林立，表面上环环相扣，但却很不透明、很不规范。如果我们不一个个上门去烧香，当官的就会拖。楼盘开发是资金密集型的，哪个环节都拖不起啊。”

苏州大学一位教授说：“像工业用地转为商业用地，价格会百线飙升。而土地用途变更的权力掌握在土地规划领导小组手中，但实际决定权在分管副市长和副秘书长手中。其中的制度监管缺陷，很容易成为开发商集中攻关、负责城建的官员权力寻租的环节。”

“近两年房地产市场中的权力寻租色彩并没有被稀释，在一些地方反而越来越浓。有的开发商拿到的土地容积率远远高于周边地块，一个中等项目容积率提高零点几个百分点会增加几千万元的销售额。而在土地出让环节，虽然在2003年实行了招拍挂制度，但‘围标’、‘陪标’现象并不少见。这说明土地在拍卖前已内定了买家。”一位开发商忧虑地说。

中国城郊经济理事会理事长包永江分析说，在开发商和城建官员之间，额见上存在一种“共生”的寻租现象。开发商一方面是城建官员的“政绩推动者”，同时又很客易把城建官员拉下马，成为诱导官员腐败的“麻烦制造者”。从经济层面上分析，双方在“攻关”和“寻租”上一拍即合，容易结成“利益集团”。

2006年2月，国务院首次界定的商业贿赂重灾区中，与房地产市场密切相关的工程建设和土地出让，首当其冲。

有关专家说，作为官商合谋的副产品之一，楼市“灰色成本”也许并非房价高企的决定因素，但它无疑助长了房赴产领域的寻租行为，如果每个公章都成了腐败的机会，那么“荷实”调控政策本身也可能成为下一个“腐败的机会”。

“新华视点”记者宋振远 邓华宁 王骏勇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6日电

（2006年12月27日《中国青年报》）

四、对外开放在“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进一步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这个思想指导下，有人主张中国应当老老实实再给老外打十年二十年工。当然，也有人提醒要警惕引进外资中被跨国公司“被动锁定”和外资“鲨鱼论”。下录一些资料，以期从一侧面窥见对外开放对我国社会经济所发生的影响：

300亿元避税额与新自由主义陷阱

曹 林

看到一组令人吃惊的数据后，我这个一直以来对全球化抱有好感的人有种上错船站错队的感觉，心中对那些全球化意识形态下种种冠冤堂皇的召唤充满了疑惑：全球化到底是谁的全球化，是我们的吗？其实类似的质疑一直充斥于报端，只不过由于缺乏鲜活事实的支撑而常常流于民族主义的义愤，这组新鲜出炉的数据夯实了这个质疑。

数据是商务部这两天公布的：今年1至5月，全国吸引外资259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1%；合同外资金额572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近50%。中国成了外资的一片热土---然而在这些闪光的数字背后却足另一番景象：55%的外商投资企业亏损！

一方面外企大面积亏损，另一方面大量外资不断涌入，难道外资真有飞蛾扑火的国际主义大无畏献身精神？税务专家在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一针见血地指出：不少外资企业亏损是假，避税是真。外资企业在中国避税的一个主要依靠就是从中国挖走的反避税人才。外资企业一年流失税收300亿元人民币----这是国家税务总局反避税官员推算出的结果。

原来如此！真相让人大跌眼镜。挖走宗主国的反避税人才替自己避税，300亿元的避税额，这一切让我们清楚地感觉到了全球化是一个大大的陷阱。

新自由主义是全球化的战略武器，而新自由主义的核心是政府放弃干预经济的权力。民族国家的政府放弃干预，那由谁来主导呢？想起一位反全球化专家痛心疾首的提醒：全球化的真正含义是全球国家和民族的解体，迫使各国政府放弃干预经济的权力，听任跨国公司和闯际金融巨头操纵世界经济，听任某个大国组织、世界银行等，以该国利益为中心，制定影响全球各国的经济政策----用心良苦又昭然若揭。

新自由主义为何要声嘶力竭地主张政府应该放弃干预？显然这种声音是为跨国公司意识形态服务的。跨国公司是一些大国疆域的延伸，跨阎公司控制了全球三分之一生产的70%直接投资，“当地政府放弃或减少干预”为他们的减税和避税腾出了足够的空间。

先来看看跨国公司在国内的折腾吧。在英国，福特汽车公司曾威胁英国政府如果不提供国家资助或减税，就把新款美洲豹车生产厂以及1000个工作岗位迁到美国去；宝马汽车公司在1993年赚了15亿美金，但它声称，该年利润的95%是在德国境外获得的，与之相对的是，从1988年到1992年，宝马给联邦德国交的税从5.45亿马克减少到0.31亿马克。

在国内尚如此，插上了翅膀飞到了发展中国家的外资在减税上更是无所不用其极了。他们首先利用资本优势逼迫地方政府减税，再利用地方政府“害怕资本飞走”的心理而公然避税。

比如说在我国很多地区，地方政府是不敢大张旗鼓地反避税的，因在这些地方政府看来，招商引资重于税收流失，外企越多政绩越大。而税务部门的反避税会搞得外企人心惶惶，这样会破坏投资的软环境。很多外资企业和跨国公司则充分利用了地方政府的这种心理，甚至到政府告税务部门的状，有的甚至扬言如果不停止对自身的避税调查，就要到其他地区投资。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往往会作出让步，税务部门有时也是无能为力---“55%的外商投资企业亏损”的假象就是这样靠避税造出来的，300亿元的避税额就是这样积累起来的。

外商真有许多地方政府想象中的那么甜美，那么不可触犯，那么值得纵容吗？

一项数据显示，2003年，外资企业的进口为2319亿美元，占总进口额的56.2%，当年中国加工贸易进口额为1629亿美元，这两个数字之间的差额以及外资企业的顺差表明，外资企业已经取得了在中国市场的主导优势，对中国市场具有相当的控制力。姜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经济学家罗森通过对中国出口商品结构的深入调查后发现：2002年，在中国3250亿美元的出口中，只有680亿美元被美国官方统计部门列为“高技术”产品；进一步研究则发现，这些产品也并不真正属于“高技术”之列，大多是零部件或低利润的家电产品。这说明在高科技领域，中国本土产业正处于被边缘化的状态。然而，在全球化新自由主义的盎惑下，各地在国内资本过剩的情况下仍竞相“招商引资”，这无疑是强化外资的竞争优势，进一步压缩国内企业，特别是私营企业的生存空间，以根本上削弱中国工业化的基础。

这是新自由主义给中国经济设下的一个巨大陷阱，3000亿元的避税额只是这个大陷阱暴露出来的冰山一角。中国自1992年以来积极实施的“以市场换技术”的战略在新自由主义及其资本无坚不摧的吞噬下早已失去了足够的自卫能力，技术没“换”到什么，“换”来的是贪婪无比但仍被无数国人视为“救世主”的外资。

面对新自由主义的陷阱，面对全球化越烧越旺的大火，在“政府减少或放弃干预经济”鼓噪之下我们一定要清醒，不能任火蔓延。有一种火叫反火，是为控制森林火灾蔓延而点然的隔离性火障，在新自由主义咄咄逼人的气焰之下，应该到了政府在某些方面加强干预而设置“反火”的时候了。在这方面中国应当认真借鉴日本、韩国甚至印度的经验，在面对汹涌澎湃的外资时强化政府干预对外资的警惕和对国内资本的保护性发掘。

我们要清醒地意识到，外商在很多时候不是我们想象中带来市场活力的“鲶鱼”，而是想吃掉民族工业市场“小鱼”的“大鱼”。

（2004年7月9日《中国青年报》）

龙永图表示：中国应该再搞十年加工贸易

据《经济参考报》1月22日报道，日前，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表示，中国不应该因为目前进出口贸易的迅速增长而沾沾自喜。

龙永图说，中国对外开放多年来，中国的老百姓从中国的对外开放中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而且在中国进出口额度中加工贸易占了50%，有5000亿之多。这些进口零部件资源在中国加土之后复出口，因此这5000亿根本没有进入中国，这种体外循环事实上不能算成外贸依赖度。此外，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外贸出口超过英国和法国是理所应当的。“那种认为吸引外资几百亿美元就是烧包，就是把中国毁了的看法是错误的。”

龙永图指出，中国现在在国际的分工链当中只是搞了点加工贸易和制造业。中国必须要站在产业链的高端，但是现在还没有这样的本领，因此应该老老实实低下头再干十年二十年的加工贸易，再为老外打工十年二十年。

（2005年1月26日《报刊文摘》）

招商引资：警惕遭跨国公司“被动锁定”

郭松民

跨国公司在中国的负面影响逐渐浮出水面：“每年上千亿元资富流向国外，让出市场并没换来技术优势，垄断的态势日趋明显。”（2月1日《天府早报》）-----这个报道让我倒吸了一口凉气，联想起最近沸沸扬扬的“54家跨国公司联名上书反对统一内外企所得税”的消息，脑海里浮现出了一个可怕的怀疑：也许，我们已经被跨国公司“被动锁定”了！

 “锁定”是一个舶来词，英文叫“lockin”，也有人将其译为“套牢”。在经济学上，其含义是指因为初始条件以及某些偶然的因素，使制度变迁走上了恶性循环的轨道，最后被定格在低效率状态而难以自拨。这其中有自我锁定的，也有被动锁定的。比如，人们常说的“越生越穷，越穷越生”，就是“自我锁定”，而那些陷入传销、非法集资等活动中的人，则往往属于“被动锁定”。

从报道披露的情况看，至少在汽车工业方面，我们被“被动锁定”的苗头已经可以看得十分清楚：跨国公司通过给“生产许可证”这一“甜头”，使中国的民族汽车工业几乎全部被“收编”参与合资。但是，由于在“合资企业”中，外方完全主导了“产品设计确认权”，为了避免对外方母公司的利益构成冲击，“合资企业”根本就没有兴趣进行研发和创新。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汽车市场迅速被合资品牌和外国品牌所占领，原国有企业中的研发力量烟消云散，或者转投外国老板门下，或者改行。

 “被动锁定”的后果是：如果没有外方赋予的“生产许可权”，中国的汽车工业就会瘫痪；如果继续依赖“生产许可证”来维持，则必然是绝大部分利润被汇往国外，中国人只能按外国人的图纸干活，挣一点儿血汗钱，永无出头之日。

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如果被“被动锁定”，结果必然是一步步走上依附型的发展道路，造成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拉美国家的历史就是明证：国内最后只剩下一个同跨国公司穿连档裤的上层，他们可以充当为跨国公司充当代理而富裕，广大人民却苦不堪言。连美国一位有良知的社会学家在拉美考察之后也尖说地批评说，这种所谓的“现代化”，其实不过是“对无幸者的大屠杀”。

中国还有多少行业、多少地区没有被“锁定”？中国还有多少行业、多少地区将要被“锁定”？当我们在为跨国公司慷慨允诺的各种“好处”雀跃时，要不要冷静想想潜在的风险？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认真思考。被国内许多经济学家奉为偶像的弗里德曼曾经直言不讳地说：“我之所以获得诺贝尔奖，就在于我证明了一条公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我们在和跨国公司打交道时，真应该把这句话当做座右铭。

（2005年2月2日《中国青年报》）

中国：与世界共享财富

5月的北京又迎盛会，世界的目光再度聚焦。

《财富》全球论坛，这个被称为“把握世界经济走向最高峰和最直接的窗口”，第三次选择了中国。

中国发展：世界经济的重要引擎

把办会的接力棒反复递交同一个国家，在《财富》论坛记录史上绝无仅有；而本届论坛规模之大、巨头之多，也创下了《财富》历届年会之最。

没有人会忽视中国经济的发展，没有人能抵挡中国市场的诱惑。

正如联合国贸发会议秘书长鲁本斯·里库佩罗所言：“中国的改革开放是近年来最广受关注、最有戏剧性、最引人入胜的过程，她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并在全球和区域产业布局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财富》论坛9届年会的选址，首要条件必须是当今经济最富活力、最具创新的地方。从上海、香港到北京，《财富》三顾中国，原因绝非偶然。美国在线时代华纳首席执行官李文认为：“把今年的论坛设在中国的首都，是众所企盼的选择，也是我们最佳的选择。”

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中国的每一片土地都在热潮涌动；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经济圈，扩大对外开放的步伐不断提速。目前，中国的经济总量位居全球第六，人均GDP迈过1000美元大关，去年对外贸易、外汇储备、利用外资均实现历史性突破，分别位居全球第三、第二、第一位，国民经济保持了9%以上的又快又好增长。

作为世贸组织成员，3年多来，中国信守承诺，取消各种非关税壁垒，关税总水平已降至9.9%，有些产品的降税幅度甚至比WTO确定的时间表提前；在最敏感的服务业，切实降低准入门槛，大大增加了透明度。此外，放开外贸经营权的措施到位，保护知识产权的明显成效，都表明了中方遵循“权利与义务相平衡”的诚意。中闻商务郎长薄熙来说，中国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在进一步扩展，已由政策性开放转为法律框架下的制度性开放，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新格局。

随着国力的强盛，国内企业的竞争力也在提高。在《财富》500强的排行榜上，中国企业增至14家。《财富》会议部总裁罗伯特·比尔曼说，这些成功跻身全球500强的中国企业，正在悄然改变着国际商业社会的结构，其发展潜力和前景值得期待。

来华投资：跨国巨子的第一选择

《财富》论坛，风云际会；跨国巨子，脑力激荡。本届年会聚集了近90家世界500强和美国500强：沃尔玛、通用汽车、摩托罗拉、宝马、索尼、花旗、汇丰、杰尼亚……每一个名字都在我们眼前闪亮。而他们的相约而至，也充分体现出全球工商界领袖越来越浓的中国情结。

参会的著名经济评论家赫南多·迪索托有句名言：“拒绝中国就是拒绝财富。”从最初的空白到如今的星罗棋布，从单一的“试水”到深层的全面合作，跨国公司对华投资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据统计，世界500强中有400多家扎根中国，全球排名前列的汽车巨头和IT产业100强几乎全部来华落户，美国资讯科技公司国际数据集团总裁帕特里克·麦戈文给同行的建议是：“如果要到亚洲投资，中国无疑是首选。”诺基亚集团首席执行官玛·奥利拉说，中国是他们在海外投资的重中之重。

目前，全球拥有6万家跨国公司，掌握着世界生产的50%、贸易的60%、技术转让的70%、直接投资的80%。近年来，作为“全球最有吸引力的投资地”，中国由“引资”转向“选资”，一直积极鼓励跨国公司来华投资，特别是高科技、高附加值产业。

雄厚的资本、一流的技术、国际化的管理以及一系列先进理念，给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注入了强大动力。中国也被视为跨国公司全球产业链中的重要一环。截至今年4月，中国合同利用外资额已近1.15万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界计5795亿美元，去年底外资存量已达2132亿美元，人均吸收外资47美元。在跨国公司的带动下，外商投资高潮迭起，现在，外企工业产值占全国的1/3，税收占全国的1/5，出口占全国的近60%，就业占全国的10%。其中，跨国公司以多种方式在华设立研发中心约700家。与此同时，更多的跨国公司致力于本土化，并将地区总部移至京、沪、穗等地。跨国公司的“溢出效应”，有力促进了中国的新型工业化和可持续发展。中国各地投资环境的日趋完善，更坚定了巨头们的投资信心。索尼渠团董事们兼尚席执行官出井伸之表示，钱往高处走，对于所有的日本大企业来说，中国就是他们投炎战略目标的一个高点。

共享财富：在全球化中互动互利

人们注意到，本届《财富》论坛的主题都是既与中国有关又与世界有关，既不是纯中国的也不是纯世界的，而且凡是涉及世界的对话题目都被赋予了“中国元素”。

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启正说，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中国经济的国际化进程与经济全球化正在构成良性互动和互利。中国的更加繁荣和更加开放，不仅造福于中国民众，也将为世界各国提供大量商机。论坛将利用自身的平台，帮助企业寻找中国与世界的连接点。

去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首次超过5万亿元，消费结构加快升级，住房、汽车、电信、旅游、教育等成为消溃新增长点。中国已是全球第三大汽车消费市场、第一大移动通信市场和第二大互联网市场，并有望跃升为全球最大的旅游客源国。到2010年，中国将有1亿个家庭具备中等购买能力。旺盛的国内需求，强劲拉动了进口。据世贸组织统计，去年中国对全球货物贸易增长的贡献率达12%以上，成为第三大进口国，占全球进口增量的约10%，占亚洲进口总量的1/5强。从2004年起，中国预计每两年就要进口1万亿姜元左右的商品，这将为各国提供一个硕大的“蛋糕”。德国宝马集团董事长赫穆特·庞克说，中国的广阔市场会使任何一家生产商大有作为。

另一方面，更多的国内企业“走出去”，与当地兴同发展，在欧美一些城市，海尔等中资企业的广告牌十分醒目。至去年底，全国累计对外直接投资近370亿美元。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和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的今天，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期和本世纪头20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中国经济开始在更大范围内为世界经济增色添彩。

共破发展难题，共圆财富之梦。这是中国的许诺，也是全球企业包括世界500强的希冀。本届《财富》论坛虽然只有短短3天，但我们相信，北京的年会，绝不会是《财富》中国之旅的最后一站。

（2005年5月16日《人民日报》）

李德水解读千亿美元贸易顺差

中国大陆只是过路财神

本报北京1月25日电（记者王磊）“实际上中国大陆是过路财神，不要只看到外贸总额，更要看到背后财富的分配。”今天，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谈到2005年中国外贸盈余、外汇储备大幅增长时说。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2005年中国对外贸易顺差已达1019亿美元，年末国家外汇储备8189亿美元，比年初增加2089亿美元。

李德水认为，外汇储备增长很快，外贸盈余，是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国际产业分工的必然结果，中国对欧美的顺差实际上是亚洲各个经济体的综合表现。他说，中国在亚洲的角色是一个“加工中心”。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省、东南亚大量的元器件运送到中国来加工，在中国组装之后向欧美出口。因此，中国对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和东南亚都是逆差，而对欧美则有很大的顺差。

李德水举例说，我国台湾地区去年对日本和韩国的贸易逆差达到450亿美元，对东南亚其他国家也是逆差，因为它从那边进口元器件在台湾加工一下，然后到大陆来组装，向欧美出口，台湾岛对大陆的顺差2004年是512亿美元，2005年达到581亿美元。“这581亿美元对台湾的经济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这个顺差，台湾的经济就会出现严重的逆差，而且恐怕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他说，看问题不要只看海关的统计数字，不能只看物质商品货物的国际贸易关系，还要看无形的技术、专利和服务这些指标，来观察国际贸易是否平衡。

（2006年1月26日《中国青年报》）

觊觎中国所有行业或产业：外商在华战略投资须关注

外商对中国一些产业的控制或控制意图，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变得明显突出起来，尤其是跨国公司对中国企业、特别是行业主干企业或龙头企业的战略性收购，更直接威胁中国一些重要产业的安全。

例如，全球最大的机械设备制造商-----美国卡特彼勒公司就值得高度关注。有媒体报道：卡特彼勒公司正在中国开展一场并购扩张风暴，中国机械制造业的龙头企业几乎都被列入其并购计划中；业界人士认为其“扩张野心”在于整合并吃掉中国整个机械制造行业。这种并购基本上是廉价的。

2004年3月，卡特彼勒（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和卡特彼勒（香港）有限公司分别出资130.8万元人氏币、43.6万元人民币，以股权并购方式获得山东工程机械有限公司30%和10%的股权，成立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也就是说，卡特彼勒用不到200万人民币发购了山东机械远家销售收入10亿元、国肉工程机械企业排名第七的国有企业40%的股权，顺利地将其纳入自己的中国体系内。

外商几乎觊觎中国所有行业或产业，包括金融、电信等，而且，把并购对象主要定位在国有或国有控股、参股的大型企业。外商特别重视与中国地方政府来往，寻求他们的支持。一些地方政府官员一听说世界500强公司要来本地投资就过于乐观、兴奋，竞相优惠。这些问题必须高度重视。

（2006年8月7日《报刊交摘》，原文见载于《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6年第8期，作者黄少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