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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8 月 31 日  星期一   晴天


如何看毛泽东时代(二) 分類: 未分類

 五、特殊条件下的特殊斗争方式

——“一边倒”

在毛泽东时代开始的1949年,中国是什么状况?

——百年积弱的农业古国,军阀混战、八年抗战蹂躏之余又经历了一场明为国共内战、实为抗击美苏冷战肢解中国的民族解放战争,实实在在已经国穷民贫、遍体鳞伤、满目疮痍。

——西北、西南、东南战事正酣。国内尚有大量土匪、残敌在大肆破坏捣乱。

——农业产值占国民经济的80%。农业靠天吃饭,靠人力畜力,靠铁锨木犁,靠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生产力低下而不稳定,天公稍不作美就闹灾,全国年年都有地区不是旱就是涝。

——工业残破不全,不成体系,重工业不值一提。全国大部分地区在工业、交通、通讯等方面实际处于原始状态。一切关键都得靠进口:设备靠进口,原材料靠进口,石油靠进口,武器靠进口,汽车飞机靠进口,橡胶靠进口,医药靠进口……连造罐头的马口铁都得靠进口。

——仅有的黄金外汇全被蒋介石运走了。能创汇的只有为数不多的农副产品、土特产、原料矿产。有限的欧美海外市场大都掌握在当时亲蒋亲台的人的手里。“来料加工”、“劳务输出”等创汇方式更无从谈起。文盲占总人口77%、被赫鲁晓夫形容为“一堆肉”的中国,要资本没资本,要技术没技术,要外汇没外汇,要海外市场没海外市场,有的只是国民党留下的天文数字般的通货膨胀——老百姓上街买菜得用麻袋装钞票。

——西方国家和蒋介石对中国大陆的封锁禁运已经开始。《美国1949年出口管制法》规定:“那些有助于增强共产党国家的经济和军事潜力而有损于美国国家安全的出口都予以拒绝”。1949年11月22日,“对共产党国家出口管制统筹委员会”(“巴黎统筹委员会”)成立。新中国刚一成立便遭到美国的“对华贸易管制”,禁止向中国输送包括军火、钢铁、车船在内的战略物资。

1949年的中国,地面是共产党的,天空和海洋是国民党的。国民党空军随时随地肆意轰炸大陆城市,北京上海也不例外——1949年5月4日国民党空军轰炸了北京。上海自1949年5月27日解放到1950年2月,先后遭到国民党空军26次空袭。刚进北京时毛泽东为什么不住中南海而住香山?——防空。开国大典为什么定在下午三时而不是后来惯例的上午十时?——防空。

1949年6月23日,国民党海军永字号炮舰在天津口外炮击英属埃及货轮,由此开始实施持续长达六年的对大陆港口的全面封锁。从1949年到1955年,先后有十六个国家的二百多艘商船遭到国民党海军海盗式的拦截。(谁“闭关锁国”?谁“封闭半封闭”?谁“拒绝对外开放”?)

1949年的中国尽管已经极度虚弱,但仍然不得不在美苏冷战的夹缝中立即作出明确选择:向美国“一边倒”,向苏联“一边倒”,还是不偏不向?

1949年的中国尚未解决前面所述的“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难题——中国不强大,就不能摆脱当冷战牺牲品的命运;不摆脱当冷战牺牲品的命运,中国就不能强大。因此,1949年夹在冷战夹缝中的中国无论怎样都免不了要付代价:向美国“一边倒”,苏联要收拾你。向苏联“一边倒”,美国要收拾你。谁也不向,两家一块收拾你。

毛泽东的选择是:向苏联“一边倒”。理由很简单:这是当时条件下唯一行得通的最符合中华民族最大民族利益的选择。

向美国“一边倒”绝对行不通:这是当第二个蒋介石,而且结果绝不会比蒋介石更好:苏联为了确保中国方向的战略安全是不惜一切的,包括意识形态关系。斯大林已经怀疑中国是又一个“南斯拉夫”——也就是说,只要中国向美国“一边倒”,苏联马上就会撕破脸皮,象对待南斯拉夫那样公开把中共当敌人对待。而美国即便有援助,也决不会比援蒋更积极——想想美国对共产党的态度和蒋介石在美国庞大的“院外援华集团”游说力量就够了。实际当时美国与其说试探着和中共拉关系,不如说是故作姿态企图加深苏联的猜疑:美国国务院一面指示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试探跟中共当局接触,一面不批准他前往北京,什么实际行动都不干,最后一走了之。就这么个姿态就让某些人喋喋不休说美国并非想跟中共对立,全是毛泽东的“一边倒”断送了机会,害了中国等等等等。这些人不希望中共长脑子长记性长心眼,毛泽东却对美国人的本性一清二楚:几年前刚刚跟蒋介石合作上演过一边“调解”一边运兵杀共产党的双簧,直到当时也一刻没有停止过援蒋反共的实际行动。现在故作姿态,无非是缓兵计加离间计,另外也是摸底:看中共是否有“共产党员时刻听从美国召唤”的味道,被人家杀着头还愿意赔笑脸、三鞠躬、“一边倒”。如果中共想当宋江,急着受招安忙着跟美国眉来眼去,结果必定是苏联翻脸,美国先坐山观虎斗,然后出来收拾残局,跟苏联再做一次交易,合伙肢解中国——如前所述,1949年的中国是那样虚弱,那样内外交困,抵挡得了两个超级大国的两面夹攻吗?即便抵挡得了,代价呢?

“不偏不倚”同样行不通。夹在两强当中的弱者“两面不得罪”的结果只能是“两面不讨好”,照样要受到美苏两家的夹击。

而在1949年的具体情况下向苏联“一边倒”则不同。对苏联而言,中国向美国“一边倒”是“致命的威胁”;对美国而言,中国向苏联“一边倒”是“严重的威胁”而不是“致命的威胁”。威胁的程度不同,反击的力度也不同。苏联的冷战需要是中苏边境方向不受美军威胁。中国的民族利益是把两个超级大国最终都赶出去。在“把美军赶走”这一点上,苏联的冷战需要跟中国的民族利益不矛盾。只要新中国没有向苏联出让主权,只要没有新的苏军进入中国,那来自苏联方向对中国民族利益的威胁就不比以前更大。1949年的冷战形势是美国包围苏联,苏联处于守势,对中国向自己“一边倒”喜出望外,不愿也来不及做危及这个大局的伤害中国的事。这就使中国解除了最大的后顾之忧,要面对的只是来自美国的经济封锁。这对中国民族利益的损害比被两个超级大国肢解那样的命运无疑小得多。“两害相衡取其轻”,对中华民族最根本的民族利益而言,毛泽东的“一边倒”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苏联对中国的态度、对中共的态度从来都是国家利益第一,从来不受意识形态的束缚。毛泽东对苏联的态度实际也一样:讲意识形态,但更讲民族利益,否则不会坚持独立自主。尽管苏联在毛泽东打天下的过程中捣了不少乱,尽管苏联与中国有那么多的历史恩怨,但毛泽东坚持了一个原则:民族利益超越意识形态,超越个人好恶,超越个人利益,超越个人恩怨,决不感情用事。

毛泽东的“一边倒”并不是无原则地一切都赖在苏联身上,使中国离不开苏联,而是坚持独立自主靠自己。不象蒋介石,向美国“一边倒”就让美军在中国如入无人之境,让美国军舰长驱直入中国长江内河。面对美蒋的海空封锁,毛泽东几乎从零开始,现建空军,现建海军,现学现用,现用现打,非不得已不求于人——唯一的一次例外是上海保卫战:1950年2月,蒋军飞机炸毁上海发电厂,上海市电力供应下降97%,整个城市陷于瘫痪。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同意请苏联暂时出兵相助,但为期仅仅几个月——1950年2月6日蒋军大轰炸。3月20日苏联巴基斯基空军中将率防空集团驱逐机团到达上海担任守卫。6月19日中国空军第四混成旅到达上海。8月1日华东军区空军正式成立。9月3日,陆军出身的华东军区空军司令聂凤智向陈毅报告,他用仅仅一个月的时间便学会了全部空战指挥课程,开始接手苏军指挥防务,苏军开始撤退回国。10月17日,中国空军接收了苏军飞机装备。10月19日,空4旅正式担负起了上海的防空作战任务——全过程一共7个月。

用一个月的时间学会空战指挥并投入实战——这就是毛泽东领导的军队在1950年的速度。中国的海防空防就是这样从无到有争分夺秒建立起来的。美蒋对中国大陆的封锁就是被这样的军队一步一步打破的。

——1949年8月至1950年5月:舟山群岛战役。解放军陆军用原始的木帆船跨海作战,端掉了台湾国民党军队封锁上海、长江口、浙江及东海的基地。

——1950年5月至8月:万山群岛战役。解放军海军第一次参战。端掉了台湾国民党军队封锁广州、珠江口、广东沿海的基地。

——1950年4月至5月:海南岛战役。韩先楚指挥解放军陆军利用原始的木帆船跨海作战,一举占领中国第二大岛海南岛,使中国避免了第二个台湾,获得了收复南海诸岛的基地。

1950年至1953年,中国被迫将主要兵力用于抗美援朝。战争一结束,中国立即挥兵东南,重新开始因抗美援朝而推迟的打破美蒋封锁的战争。

——1954年:解放军与台湾国民党军队争夺东海制空权、制海权,击沉“太平号”。1955年1月18日:攻占一江山岛。2月:收复大陈岛,打掉了台湾国民党军队在浙江沿海的最后一个基地。至此,台湾国民党军队对中国大陆的海空封锁基本被粉碎。

与此同时,面对金门的福建省的战备从基础开始有条不紊全面展开——鹰厦铁路1953年开始勘探设计,1954年全线施工,1957年底竣工,1958年1月通车,1958年夏解放军大举入闽,7月与台湾国民党军队激烈空战争夺制空权,8月23日大规模炮击金门。

美蒋对中国大陆的海空军事封锁就是这样被毛泽东指挥的军队靠自己的力量一步一个脚印地逐步粉碎的。封锁中国的包围圈就是这样被毛泽东领导中国人靠自己的力量、不仰仗别人、经过数年的血腥战斗一寸一寸地扫除的。(这些历史事实足以证明一切污蔑毛泽东“闭关锁国”、“封闭半封闭”、“拒绝对外开放”的人全是恬不知耻的大骗子。)

毛泽东领导中国边打仗边建设。1951年,抗美援朝战争还如火如荼就已经开始裁军。1952年中国财政预算中军费比例从1951年的50%下降到33%——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国家经济建设开支超过军费开支的局面。(国民党的“黄金十年”中军费开支一直占国家预算的80%,但基本用于“剿共”而不是建立独立自主的国防工业。对外则“绝对不抵抗”。)

1953年中国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1957年顺利完成。两年之后,1959年中苏关系破裂,“一边倒”从此结束——中国向苏联“一边倒”共10年(1949∼1959)。在这10年中,中国真正用于和平建设时间只有一个五年计划加两年(1953∼1959)。也就是说,毛泽东仅仅用了10年的时间、一个五年计划加两年的建设,便使中国彻底摆脱了1945年冷战刚开始时面对超级大国的摆布肢解毫无反抗能力的悲惨处境,改变了中国1949年不得不夹在两大超级大国当中“两害相衡取其轻”的无奈地位,硬是在一个农业古国中从无到有建立起了足以抗衡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两面夹击的起码实力,使中国从此能够不再受制于任何一个超级大国,开始走上摆脱冷战主宰的坦途。(这样的成果,这样的效率,靠“市场经济”加“民营企业家”能做到否?)

毛泽东的“一边倒”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特殊斗争方式。其结果不是削弱了中国的独立性,而是加强了中国的独立性;不是危害了中国的民族利益,而是维护了中国的民族利益。

 

六、历史性分水岭

——抗美援朝

中国人里关于抗美援朝争论最多的大致有三:1、该不该。2、赢没赢。3、值不值。

对这些争论只有用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为标准,才能得出明确的结论。

冷战时期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是什么?——摆脱美苏冷战的夹击。

抗美援朝的结果是什么?“赶走一个,送走一个”:美军被从鸭绿江边赶到了三八线。苏军于1955年5月撤出了旅大。——赶走了美军,苏军也就没有了继续留驻中国的理由:中国证明了自己有能力保卫自己。中国被雅尔塔协议剥夺掉的这项主权从此被中国又拿了回来。这是对中国抗美援朝的回报,是中国抗美援朝的一个间接的胜利果实,也是一个根本的标志:把中国东北变成第二个“外蒙古”的隐患从此彻底消除。这样的结果对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摆脱美苏冷战的夹击——是更有利,还是更不利?

有人说因为中国抗美援朝,所以美军才干预台湾。中国是帮了朝鲜,丢了台湾。

这样说的人是瞪着眼说瞎话。朝鲜内战于1950年6月25日爆发。美国于两天之后的1950年6月27日派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公开干预中国内部事务。中国于4个月后的1950年10月19日派遣志愿军入朝参战。美国干预台湾在前,中国出兵抗美援朝在后。这一切不是什么机密。这样说的人与其说是无知,不如说是无赖。

有人说中国抗美援朝是多余,因为美军没有越过鸭绿江进攻中国的计划。

不知道这样说的人跟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或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是什么样的铁哥们,对人家的心思如此有把握。对这样的说法,最好的答复是萨苏先生在《尊严,不是无代价的——评抗美援朝》中的一段话:

“在日本,阅读了大量关于甲午战争的史料——出乎意料的是,战争爆发之前,日军不但没有打到山海关的思想准备,甚至没有打过鸭绿江的作战计划!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虽然知道它的软弱,几百年前丰臣秀吉在大明的炮声中忧病而死留下的恐惧,依然使日本迈不开侵略的步伐。”

“是谁让日本军队杀进了中国?”

“日本人的记载有些荒唐——因为在平壤缴获了叶志超丢弃的大量装备,日军士气大振。清军陆军的行营炮和连发枪比日军的装备还要先进,却一触即溃,令日军对中国有了‘新的认识’。然而,他们还是遵令在鸭绿江停了下来,并没有敢轻易渡江。”

“这时,对岸却来了一支清军骑兵——这就是所谓的‘八旗铁骑’了。日军只有三十人的先锋部队隔江开枪射击,并且就地准备掘壕防守。不料清军几百人的马队立即蜂拥而逃,丢盔弃甲!于是日军小队长就自作主张渡江追击……后续的日军随即跟上。”

“违抗命令如何?胜利者是不受责备的。确切地说,这些违抗命令的日本兵只是发现了一个事实。”

“从那一刻,中国的尊严,在日本人的心中已经荡然无存了。”

“朝鲜战争之前,这种事几乎每年都在发生的。而朝鲜战争之后,再没有一个国家认真地准备‘征服中国’。即便对于中国的那个政府不满,想要推翻它,也要想出种种制衡的办法来,从政治上,经济上,从各个方面想办法。”

“要是能用战争解决问题,不是比这些复杂而麻烦的方法简单得多?”

“正因为无法征服,我们才有了和这些曾被称作‘列强’的国家坐在一张桌子旁平等说话的机会。”

“而我们这些普通中国人因为这种尊严得到的,就是几十年来不再有战争来破坏我们的家园。”

1950年统帅“联合国军”的麦克阿瑟就是个坚信“胜利者不受责难”、谁也不尿的主:不准越过三·八线?老子偏过。不准使用美军占领中朝边境地区?老子偏用。不准把朝鲜战争跟蒋介石扯上?老子偏访问台湾。怕引起中国干涉?有什么了不起?中国人不过一群厨子裁缝,只会洗衣做饭,哪敢打仗?如果他们敢跟美国军队较量,那将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屠杀”——对这样的将领而言,“没有越过鸭绿江进攻中国的计划”有什么关系?随时制定就是了。如果中国还像“李中堂”时代那样当缩头乌龟、一哄而散,谁能担保当年甲午战争的历史不会重演?

如果麦克阿瑟把“鸭绿江不是不可逾越的边界”的威胁付诸实施,当真过江入侵中国,根据《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苏军有权出兵。最坏的结果:又一次“日俄战争”——外国军队在中国的土地上大打出手。不论谁胜谁负,战争的破坏都落在中国人头上。

即便美军不过鸭绿江,只是与中国军队沿江对峙,那又如何?中国必须随时随地防备美军打过来,必须在中朝边境处处设防,当时中国最大的重工业基地——东北的工厂必须内迁,整个中国的经济建设都要被打乱。更关键的是:苏联便有理由长期保持在旅大的驻军。这就使中国被牢牢绑死在美苏冷战的棋盘上愈陷愈深,离摆脱冷战这个根本目标越来越远。

抗美援朝最大最深远的影响:1840年以来西方列强第一次得出结论:“不要进攻中国大陆”、“不要在陆地上跟中国较量”。

列强如果1840年就有这个结论,就不会有鸦片战争了。如果甲午战争前就有这个结论,就不会有马关条约了。如果1900年就有这个结论,就不会有八国联军了。如果七·七事变前就有这个结论,就不会有八年抗战,尤其不会有“南京大屠杀”了。可见这个结论何等宝贝。

然而,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列强得出的却是另一个结论:“中国不堪一击,不打白不打”。

俾斯麦说:“当代的重大政治问题不是用说空话和多数派决议所能决定的,而必须用铁和血来解决。”

“中国不堪一击、不打白不打”这个结论是列强“用铁和血”得出来的,不是“用说空话和多数派决议”决定出来的。

于是有了一系列的侵略战争,有了中国一系列的失败屈辱,有了满清七十多年内签订的一千多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差不多平均每年14个,每月摊上一个还多。

百年来不知多少中国人试图靠“说空话和多数派决议”而不靠“铁和血”来改变这个结论。无论是举人进士出身、八股文倍儿溜的曾国藩、李鸿章,还是留过洋的“蒋委员长”,身边都不乏能言善辩之士,“说空话”、打笔墨官司个个不外行。结果呢?“妙笔生花”和“三寸不烂之舌”改变了列强的“中国不堪一击、不打白不打”的结论了吗?仅以1931年到1937年这6年为例:

——1931年9月18日,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了东北。国民党政府“绝对不抵抗”,请西方列强“调停”:“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怒含愤,暂持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

列强调停建议:中日两国都从中国东北撤出武装力量,中国东北由西方列强各国共管。《国联》通过了“多数派决议”,“不承认”日本占领东北。结果:日本退出《国联》,日本在东北建立“满洲国”。“多数派决议”一文不值。

——1932年1月28日,日军发动“1·28事变”,进攻上海。5月5日国民党政府签《上海停战协定》,划上海为非武装区,中国不得在上海至苏州、昆山一带地区驻军。

——1933年5月31日国民党政府签《塘沽协定》,承认了日本对东北、热河的占领,划绥东、察北、冀东为日军自由出入地区。“长城线以南由中国方面警察机关担任之上述警察机关,不可利用刺激日军感情的武力团体”。

——1935年7月国民党政府签《何梅协定》,中国河北省主权大部丧失。

——1935年6月27日国民党政府签《秦土协定》,中国丧失了在察哈尔省的大部分主权。

……

指望“说空话和多数派决议”的结果,是用“漂亮的书法”在一个又一个丧权辱国的协定上签字画押。——“铁和血”得出来的结论,只有“铁和血”才能改变。

中国人不是没有试过用“铁和血”来改变——八年抗战中国人付出的“铁和血”还少吗?但是那些“铁和血”硬不过列强的“铁和血”:当美军介入朝鲜、干预台湾、兵临鸭绿江时,满脑子仍然是列强1840年以来“铁和血”的老结论:“中国不堪一击,不打白不打”。

抗美援朝的“铁和血”彻底改变了1840年以来列强的“铁和血”的结论——从此不再是“中国不堪一击、不打白不打”,而是“不要进攻中国大陆”、“不要在陆地上跟中国较量”——中国人百年奋斗、八年抗战、牺牲几千万人、不知付出多少“铁和血”都没能做到的,毛泽东领导的抗美援朝用“铁和血”一举做到了——就凭这一条,能说中国抗美援朝失败了吗?

还不止于此呢。

既然推翻列强“中国不堪一击、不打白不打”的结论“不是用说空话和多数派决议所能决定的,而必须用铁和血来解决”——这就意味着非打一仗不可。如果在中国领土上打这一仗,即便中国赢了,那中国本土也要饱受战争破坏。而抗美援朝却使中国既用“铁和血”推翻了旧结论,又使中国本土免遭战争破坏——就凭这一条,能说中国抗美援朝亏了吗?

中国大陆在抗美援朝之前战乱不断,从来没消停过。但自抗美援朝之后,中国大陆就再也没遭受过任何大规模战争。对于中国,1949年是分水岭:1949年之前的中国是战乱的中国,1949年以后的中国是和平的中国。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既是“准战争时代”的中国,又是免遭战祸的中国。扭转乾坤之举是抗美援朝。抗美援朝是当代世界认识中国的历史性分水岭。

俞可平说“1949年后”的中国没有了“以人为本”、否定了“人道主义”、“人们的正常情理和心态受到严重的扭曲”——言外之意:1949年以前的中国是“以人为本”的中国,充满“人道主义”的中国,人们的“正常情理和心态不受到严重的扭曲”的中国——比起充满战争的“1949年前”,没有战争的“1949年后”居然是没有“以人为本”,可见俞可平不承认让中国人民免遭战争苦难是最大的“以人为本”,最大的“人道主义”,最大限度地保护了人民的“正常情理和心态”。——也就是说,俞可平口中“以人为本”的那个“人”指的不是普通老百姓,而是像他那样的“精英”。充满杀戮、死亡和破坏的战争不算破坏“以人为本”,“精英”感受不自在才算,可见“精英”的幸福感比让中国老百姓免遭战争苦难更重要——这条日本鬼子就能满足:当中国普通老百姓惨遭屠杀抢掠时,给日本鬼子当走狗的汉奸们不是过的很滋润吗?虽然在“太君”面前是条狗,但在“不是人”的老百姓面前却是“高等华人”,能充分享受“以人为本”、免受战争苦难的“人道主义”。可见俞可平的“以人为本”中的那个“人”只包括战争中能免受死亡苦难威胁的“高等精英”而不包括普通老百姓。用老百姓的俗话说,这小子就俩字——欠揍:如果这厮领教过日本鬼子的皮鞭耳光拳打脚踢的滋味,领教过南京大屠杀的滋味,领教过战火纷飞朝不保夕忍饥挨饿的滋味,那他就知道让中国老百姓免受战乱之苦算不算真正的“以人为本”了,就知道他一脸不屑的“1949年后”对中国人民意味着什么了。

有人说中国抗美援朝是上了苏联的当,为苏联当替死鬼,连武器都得自己掏钱,可见中国当了冤大头。

如前所述,中国抗美援朝是因为它符合中国的民族利益。既然符合中国的民族利益,那中国就是在为自己而战而不是在为别人而战,就不存在上当受骗当替死鬼的问题。当时中国和苏联的利益在抗美援朝这一点上一致,苏联提供的武器不少是要钱的,但白给的也不是没有。比如1951年志愿军攻占汉城后苏联就一次无偿赠送了米格∼15歼击机372架。不过如果苏联一切都白给,那反而未必是好事:国与国的关系如同人与人的关系,宁可欠债,不可欠情。欠债算得清,欠情算不清。一旦有变,欠债可还,欠情难缠。比如两人恋爱,一方为另一方牺牲了一切:前途、机会、专业、工作、财产、亲情……却被对方占足了便宜后一脚踢开,那将会如何?搞不好能出人命。中苏分裂后苏联人对中国虽然恼火,却并不恨之入骨,因为当初中国并没有亏待苏联,只欠债,不欠情。赫鲁晓夫撕合同撤专家把事都干绝了又有点懊悔,很有点恋恋不舍当初能从中国得到的好处。结果:对美国联手干掉中国核力量的建议犹豫了一阵子。就这么一犹豫的功夫,中国的原子弹爆炸成功了。相反的例子是越南:跟中国打交道时一切白捞,占尽了便宜,很有点沾沾自喜洋洋得意:看我多能耐。越南不理会“宁可欠债、不可欠情”那一套,当为傍苏联过河拆桥跟中国翻了脸时,中国人从上到下立刻个个恨得咬牙切齿,同仇敌忾根本不用动员,说打就打毫不留情。两相比较,到底谁更吃亏?

最精于算计的当属“蒋委员长”:抗日战争时吃定了美国的底牌是不能让中国垮掉,只要国民党没有投降日本,不管打不打、打得有多烂美国照样得给钱给援助。这竹杠不敲白不敲。于是一天到晚向美国叫苦要援助。但东西一到手就全留着对付共产党,不对日本动真格的。不管美国如何催促,“委员长”总是“以不变应万变”——要东西来劲,打仗不来劲:给我援助可以,要我跟日军拼命不干。小算盘是反正美国早晚能打败日本,自己可以稳搭“顺风船”,犯不着拼命,不如趁机发一笔,留着将来消灭共产党用——不愧“浙江奸商”兼“上海小开”,算盘精,“拎得清”。(据罗斯福的儿子艾利沃特回忆,“罗斯福终于明白了:‘中国军队一心只放在监视共产军上,根本无心和日军作战。’”)1944年日军到处吃败仗,唯独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之役大获全胜,打得“国军”一溃千里,望风而逃。美军驻华代表史迪威将军急了,要蒋介石赶紧调兵挽救战局。蒋介石说无兵可调。史迪威说你的胡宗南有四十万大军正闲着呢。蒋介石说那是对付共产党的,不能动。史迪威说既然你没兵那何不让我用美国武器装备共产党的八路军,由我带出去打日本。蒋介石勃然大怒,立即以“不撤换史迪威中美两国即无法合作”为最后通牒逼罗斯福调走了史迪威——表面上看“蒋委员长”大获全胜:赶走了对共产党有好感的史迪威将军,自己继续过“仗不打,美援白拿”的好日子,光占便宜不吃亏,让美国当冤大头。结果呢?美国立马放弃了陆地上靠中国军队打败日军的打算,转身求助于苏联。苏联正中下怀:求我可以,得有甜头——中国的主权。美国满口答应(这才是最狠的报复)。于是有了雅尔塔协议,有了苏联出兵东北。最后的结局:小算盘最精、最“拎得清”的“蒋委员长”被赶出了大陆,到台湾小岛上斤斤计较“拎得清”去了——只知算小帐,只知贪小便宜,见小利忘大义,总想白捞油水,有此下场奇怪吗?

整天拿抗美援朝“亏不亏”、“合算不合算”说事的人其实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找借口妖魔化毛泽东而已:现在中国“公款吃喝”每年有多少?贪官弄到国外的赃款每年有多少?“国有资产流失”每年有多少?中国的买办让外国老板从中国人身上榨取的血汗每年有多少?怎么从来也不见他们着急?怎么从来也不见他们象对抗美援朝那样斤斤计较、“拎得清”?

有人专拿中国抗美援朝的伤亡说事。首先,战争的目标是胜利。看胜利与否不是看代价大小,而是看是否实现了战争的战略目标。实现了就是胜利,否则就是失败。——能说苏联卫国战争中的牺牲比德国大,所以苏联是战败国而德国是战胜国吗?能说中国抗日战争的牺牲比日本大,所以中国是战败国而日本是战胜国吗?其次,根据中国的统计,武器装备绝对劣势的志愿军抗美援朝的伤亡总数并不比“联合国军”的伤亡总数高。某些人论及中方的伤亡数字不用中国的统计而用美军的估计,这本身就是偏见的表现。而对比伤亡数字时,故意用美国一家的伤亡总数来对比志愿军的伤亡总数,这实际在耍流氓:跟志愿交手的有十六个国家(包括南朝鲜)的军队,这十六家的伤亡数字加在一起与中国一家的伤亡数字相比才能说明问题。中国出兵时北朝鲜的军队基本打光了,那些伤亡数字不能算在中国头上。隐瞒所有这些事实,用美军一家的伤亡数字和美军估计的中朝双方的伤亡数字做对比,这难道不是玩弄数字游戏搞诈骗?

有人说抗美援朝招致美国对中国长达二十多年的封锁禁运,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困难和损失,可见抗美援朝没好处。

前面已经说过,只要中国还没有摆脱冷战,那就不可避免要吃冷战的亏。美国干预台湾是因为冷战。封锁中国也是因为冷战。这就是冷战给中国带来的伤害,是中国向苏联“一边倒”的代价。问题的性质是这样的向苏联“一边倒”的代价与中国的东北、西北变成第二个、第三个“外蒙古”、整个国土被美苏肢解那样的向美国“一边倒”的代价孰轻孰重;是“两害相衡取其轻”的问题,而不是在“有害”与“无害”之间作选择的问题。

美国的封锁禁运是一柄双刃剑,能伤人也能伤己。本来美国的算盘是封锁禁运能使毛泽东的政权即便不垮也发展不起来。但美国没想到毛泽东的中共是在被封锁被围剿的根据地这种环境中长大的,自力更生惯了,封锁禁运别人受不了,中国不但顶得住,而且摸索出经验来了,发展的路子步伐谁也干预不了。随着中国实力的不断增长,美国越来越坐不住了:

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美国对古巴实行海上封锁,禁止向古巴运进“进攻性武器”(导弹、轰炸机)。当时美国海军对驶往古巴的中国轮船概不搜查——不是尊重,而是一种无言的轻蔑:谅你中国船上没有“进攻性武器”。但仅仅过了两年,中国原子弹试验成功(1964年)。又过了两年,中国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1966年)。再过了一年,中国氢弹试验成功(1967年)——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后仅仅5年,美国就再也没法对中国保持“谅你也没有进攻性武器”那种悠然的心情了。相反,美国不得不扒耳挠腮发愁:如果中国向“不友好国家、势力、地区”提供“进攻性武器”如导弹甚至核武器,那可怎么办?(实际上,利比亚总统卡扎菲确实曾提出愿意花大价钱向中国买原子弹,但周恩来总理彬彬有礼地拒绝了:原子弹是不供出售的。)要求中国同意不出口“进攻性武器”?处于敌对状态的中国会听你的?向中国施加压力?已经封锁禁运了二十年,能施的压力全施完了,再没什么可施的了。向中国开战?又不是没较量过。除非核大战,否则还能怎么样?设法让中国改变政策?美国与中国敌对二十年,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几乎是零,吃里扒外替美国效劳的“基金会学者”一个都没有,能指望谁说得上话?被封锁被隔绝的中国成了“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不受任何条约规定的制约。不管是美国还是联合国,不管是国际组织还是“民权团体”,中国可以概不买账。谁也休想对中国内部事务指手画脚,说三道四。美国越来越痛感对中国的封锁禁运对美国利益的损害简直不亚于对中国利益的损害,越来越急着改变这种状况。尼克松说美国决不能让“几亿中国人生活在愤怒的孤立之中”,潜台词是:一个愤怒而孤立的中国更能给美国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害,还不如赶紧解除封锁禁运,恢复美国对中国社会、对中国“精英”的影响力。所以到后来美国解除对中国封锁禁运的心情其实比中国人自己更迫切,而且更彻底:以后再也不这么干了。典型的例子是1989年,老布什坚决拒绝对中国重新施行严厉的封锁禁运。表面上说“不愿意孤立中国人民”,实际是历史的教训领教够了:对中国搞封锁禁运不但无效,而且到头来“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如果封锁禁运管用,美国才不会在乎是否“孤立人民”呢。比如对萨达姆时代的伊拉克,那就封锁到底,毫不手软。)

抗美援朝导致的封锁禁运是坏事不假。但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把这种坏事变成了好事,反而使美国从此以后再也没胃口对中国用这招了。一劳永逸——1989年中国就沾了毛泽东的光——这难道不是坏事变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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デリヘル 於 2010-10-08 03:53 PM 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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