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整治互联网 引发舆论哗然

2009年12月14日

中国政府与互联网使用者的拉锯战进一步拉高。在今年以来连番的打击低俗行动下，公安部门宣称一共关闭了6972个淫秽色情网站与栏目，删除信息125万余条，抓获嫌犯3470余人。但是民间活动人士认为，加紧“扫黄”之余，政府也在通过一系列的行动加强互联网监控，压缩言论自由空间。

　　11月下旬以来，中国公安部在官方媒体大张旗鼓的宣传下，开始新一轮针对不良网站的整治专项行动。据报道，这项行动剑指淫秽手机色情网站，因为手机色情网站已经成为对青年人思想健康的很大威胁。

　　与此同时，广电总局着手整顿不具备《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的视听节目服务网站。影响之下，中国著名的影视片下载服务网站“BT中国联盟”被关停，经常被网民用以下载美国电视剧与影片的VeryCD也神秘“休克”了一天。

　　据有关部门的介绍，“整治互联网视听服务是一项长期工作”，目标是打击国内的色情节目下载与侵权盗版货，“只要被关停网站不解决侵权盗版、传播低俗色情节目等问题，就不能重新开放。据介绍，过去两年来，广电总局共关停530多家视听节目服务网站。

　　刚过去的周末，中国网民发现他们又面对一项新的限制：个人用户不准进行域名注册。

　　这项条例周六由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出公告宣布，今日（14日）开始生效。对于改变的原因，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并没有解释。

　　政府加紧对网上活动的“严打”，尤其是关闭一系列BT网站的行动，在互联网群体间引起哗然。像“BT中国联盟”这样大型BT网站，其每天的IP访问量，据统计网站点击率网站alexa.cn的统计是超过25万个，浏览量超过80万次，这些网站的关闭意味着中国网民享受免费下载影视剧的时代的终结。

事实上，今年以来被官方封闭的不仅是低俗网站，还包括国外的社交网站Facebook、微博客Twitter、视屏网站Youtube，以及国内的微博客叽歪、饭否等可能传播未经审查的政治社会信息与视频的网站。

在一些民间人士看来，政府提出的“反低俗”、“反盗版侵权”并不是当局加紧整治互联网的唯一原因，通过开展各种专项整治活动，最终达到限制互联网信息传播，锁紧言论空间，也在当局的考虑中。

拥有个人网站，并且活跃于互联网的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受访时指出，政府对于打击网络低俗从来是重拳出击，当局近期对信息的管制更严，其实包含了更深的政治背景。他说：“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为什么最近对互联网信息审查更严，这与中国政府在政治上越来越走向保守，在经济上越来越走向国有垄断；在政治上去法治化，在经济上去市场化有关。”

他认为，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积累了许多深层矛盾，必须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才能加以解决。但高层又缺乏改革的决心，因此它最终采取对经济资源、言论空间加紧控制的措施来保持稳定，是一种必然的结果。

网上舆论则认为，中国政府今年8月在强烈的国内外舆论压力下，虽然放弃了在所有新售出的个人电脑中安装“绿坝”过滤软件的计划，但是当局加紧控制网站的意志不变，说明言论自由切实让当局感觉到被监督的压力。

然而，更多重的防堵正将年轻一代的网民推向“翻墙”阵营里（即利用软件绕过政府的信息防火墙，观看被禁的境外网站）。有年轻的网民就在其博客上写道，从YouTube、Blogger、Google快照被封，他“忍了”，但是当他最常上的Twitter也被封，他无法继续忍下去，开始“翻墙”。

胡星斗说：“我希望政府看到，目前的维稳做法很大程度上是饮鸩解渴。希望他们能够扭转乾坤，改变这种倒退，对怎么样保持国家长治久安，有一个高瞻远瞩的清晰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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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沦为权力工具

韩咏红 (2009-12-14)

　　成都金牛区女企业家唐福珍自焚事件，已过去数个星期。对于事件本身，中国主流媒体从上周以后就进入噤声状态，相关激烈讨论于是迅速转移到网络上。

　　讨论不止，因为事情还没有结束，唐福珍在拆除大队向自己的房子步步进逼的时刻，以自焚的惨烈方式祭出了生命。事情闹大了，在舆论激烈抨击声中金牛区城管局长被撤职，可是这个显然意在平息民怨的动作，并没有改变金牛区政府对唐福珍“暴力抗法”的定性。而今，唐家数名亲属在痛失亲人之余，还因涉嫌妨害公务被刑事拘留。

　　学术界知识分子拒绝坐视，除了有学者提笔痛批当地政府无耻，北大五名著名法学家上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递交了建议书，要求人大修改《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简称《拆迁条例》）。据报道，有关修改《拆迁条例》的建议，早在一年前就被提出，而且还提过2008年完成修改的时间表，但至今音讯杳然，原因是受到地方政府的阻力。

　　就唐福珍一案而言，她一家人是否存在“抗法”的行为，以及与《拆迁条例》是否相关，这是当地政府与舆论争辩的要点。按金牛区城管执法局的说法，她们家的三层楼房本来就是证件不齐，属于违法建筑，将之除之不是叫“拆迁”，是“拆违”，政府行为“主体合法，程序合法”。

　　不过，今天的这些争辩却没有办法改变另一个事实背景：即有关楼房从1996年以后已经合理地存在了11年，而且还是地方政府当年招商引资时，将唐福珍与夫婿说服回当地开业所设的厂。直到2007年出现新市政建设工程规划，需要利用有关土地时，“违法”的属性才被提出来，充作政府将之拆除的“合法”理由，最后再进一步变成指控唐福珍一家“暴力抗法”的依据。

　　从某个角度来说，唐福珍悲剧的根源确实与《拆迁条例》没有直接的关系，其根源是条例能够任由地方管理部门“呼之则来，挥之即去”，可用可不用，管理部门有需要时就亮出来执行。而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唐福珍的自焚与其他拆迁悲剧都有共通之处，他们都透露出在中国城市大发展、大规划的过程中，现行制度、条例对民权的保护严重不足。权力高度不平衡，在强大的官权面前，民权薄弱无力。

　　而让人警惕的是，中国在建设现代国家、强调“依法治国”的时候，依管理部门意志使用的“法”，结果是加剧了民权与官权天平的倾斜，在唐福珍的案例中，“法”是一种单向的，以上对下，官方管理民众的工具。

　　中国在过去十几年里，形成了以投资、出口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这个模式日益牢固，如今房地产投资占了国内固定资产投资20%，国民生产投资的10%。而在另一方面，在中央与地方分税制改革以后，卖地成为地方政府主要的收入来源，地方政府有了卖地趋利的动机，又握有不平衡的征地权力，这就造成全国各地拆迁冲突总是此起彼伏，连续不断。

　　关于改革、关于限制官权的迫切性，这个论点中国国内学者早已反复论述过多次。本届中国政府大力提倡“依法治国”，本意也在于达成对权力进行约束的目的。至少，“依法治国”要求权力必须在法的框架下运行，而且它给了社会一种期望：官、民都面对“法”的平等约束。

　　因此，对失去生命的弱者施以“暴力抗法”指控，给社会的刺激尤为强烈。法律成了权力的直接工具，“暴力抗法”说得越振振有词，越是打击已然脆弱的社会信任。至今，“自焚”事件看似已不了了之，没有更高级的官员为此负责，但是民众的不信任感不会不了了之，只会继续加剧。所谓“依法治国”、“以人为本”的诚意，正在面临考验。

《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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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联合早报》12月7日文章】题:当民不畏死......(作者  韩咏红)

当成都金牛区女厂主唐福珍用打火机将自己浇上汽油的身体点燃时，被烈火燃烧的不只是唐福珍的生命，更是中国舆论界的悲痛以及对政府强制拆迁手段的愤慨。

　　这是今年里第三起因强制拆迁而导致的自焚事件。或者说，经媒体曝光的已至少第三起。最早的一起发生于2月，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30岁的工人王娜家所住的房子被强制拆迁，她在屋里浇汽油引火自焚。

　　青岛胶州市的小店主张霞1998年买下180平米的土地，建了二层楼房开酒楼，有产权和土地使用证。2007年，该土地被当地政府卖给开发商做小产权高层住宅。张霞与开发商就赔偿方式谈不拢，今年10月28日，在遭遇第四次执行强制拆迁时，张霞提着汽油一边哭一边用石块扔挖掘机，现场公安来抓她，她往身上浇汽油，最终点燃了打火机。

　　在快速扩张发展的中国城市里，拆迁一直是个高度敏感的话题，一笔难算的账，更是社会紧张与官民冲突的一大根源。在发展的强势逻辑下，部分因为阻碍城市重新规划，或违背土地价值最大化使用原则的原有建筑，往往被权势机构看做“绊脚石”，面临被强制拆除的命运。

　　城市发展有其强势逻辑，但是文明社会的另一项根本原则，是对私人合法产权的尊重必须放在首要位置，中国2007年通过《物权法》其实已体现了这项追求。再者，出于商业目的的发展规划，以及基于公共利益的土地征用必须区分对待，房地产商开发土地以牟利，要依据《民法》与土地上的产权所有者进行交易，公权力不得介入。

　　但在现实中，情况有时不是这样的。一方面，靠“土地财政”作为收入的地方政府将土地连同土地上的住户一同“卖”给房地产开发商，由商人与政府、城管合作使用方法让原有住户离开；有一些情况，是一些产业早年因各种原因没有解决产权问题，后来成了违法建筑而被政府理直气壮拆除。成都唐福珍看似后一个例子。

       金牛区政府事后发通告强调，胡昌明工厂属于违章建筑，政府的行为合法。对于唐福珍之死，它说“深感惋惜”，“现场指挥的有关人员判断不当、处置不力”，对区城管执法局局长钟昌林采取停职调查处分。

　　这些理据可以说得理直气壮，普通人心里却有另一个直觉的质疑：如果不是遭遇强烈不平，正常人怎么会采取自焚这样最惨烈、决然的自残手段？再者，当面对一个生命存亡的关键时刻，执法人员的无情让许多人震惊。

　　“民不畏死何以死惧之？”当老百姓连性命都豁出去时，执法机关进行社会管理的手法将更有限。这值得为官者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