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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12 月 25 日  星期五   晴天


一个共产主义理想者的蜕变:伍勇的错? 分類: 未分類

 ▲一句话评论:在当代中国,比伍勇肮脏的人多而且多,他们手上沾的是许许多多人的血。

枪袭哨兵者伍勇刑事档案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丁补之 发自四川宜宾

2009-12-23

罪犯伍勇把哨兵作为了攻击目标。

中午,在前往宜宾市卫星观测站某部驻地门前时,伍勇先在旁边的人民广场坐了一会儿。他要等到午后。“因为那时候过去,他们饭后可能在休息。”伍勇后来在警方笔录中交代。

此前,他已多次来到这里,在佯装看书时摸清了执勤状况、哨兵是否携带枪支,以及撤退路线等。

但这一次,他的牛仔包里不是书,而是11支枪。枪是火药枪,9长2短,长枪每三支一捆。找乡民自制,枪枪实弹。如果这些枪支临时失效,包里还有10枚自制炸弹和几瓶汽油。

中午一点。“时间差不多了”。伍勇戴好蓝色帽子,将随身听耳机塞进耳朵,拿出两捆长枪,一捆挂在胸前,用衣服遮好;一捆在手,用塑料袋挡住枪口。他穿过马路,走进大门。

门内两名哨兵在站岗。边上大字警示:“哨兵神圣不可侵犯”。他走到左边哨兵前,拿开塑料袋,抬手,开枪。

原计划中,他的枪口是对准头部,临时的,枪口朝向了腹部。“我想起村里有个邻居,被鸟枪打中腹部,后来没有事。”伍勇被捕后向警方交代。

哨兵中枪,掉头往营区内跑去。

枪口转向右边的哨兵,没有打中。

营区惊动,士兵们追了出来,伍勇逃离。

几小时后,换装的伍勇再次回到营区门前,看看没事,走了。这一天是2003年9月11日,他精心挑选的日期。

今年3月28日,伍勇在踩点抢劫高速公路收费站时终被抓,其间,伍勇意图枪袭四川宜宾市政府门口保安,并在2008年11月11日以及今年2月23日两度伙同他人持枪抢劫收费站。

11月24日,宜宾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持枪抢劫、杀人等罪数罪并罚判处伍勇死刑。

一个初中时立下共产主义志向的年轻人,如何却一步步走到今天,做出众多惊世骇俗之罪案,置自己于审判席?

综观伍勇迄今短暂人生,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犯罪心理学研究中心主任罗大华说,在错误的认知下,伍勇产生了与社会对立的情感,继而出现极端的犯罪行为。

这个爱好记录、偶尔写诗的年轻人,保留了从初中至今的日记、信件、自述、心意书、遗嘱、诀别书甚至写给自己的悼词,笔笔勾勒一出犯罪者的人生。

“理想者”

“我发誓,我绝不能因金钱扭曲我的灵魂。我要成为一名闪光的共产主义者,不愧于做一个真正的人而读书。”——伍勇日记《我一生的打算》1995年,初二。

在警方的档案里,伍勇,1978年农历正月十八出生,汉族,高中文化程度,家在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赵场镇桥咀村郭家村组。

“在那稀疏的树木中间,有一座只有四间破烂的土瓦房,这便是我童年的家。”这是他童年的日记。

南方周末记者来到伍勇老家时,看到伍家屋台下是稻田,房屋依然破旧。伍勇十岁那年父母离异,他和双胞胎姐姐随母生活。而今母亲罗文秀灰发憔面,在屋台上摆出保留至今的伍勇读书时“第一名”、“三好学生”的众多奖状。

在自己的日记里,少年伍勇在逃学、撒野中度过,并因此三次转学,五年级时更是在家休学半年。其间开始“渴望上学”。成人后伍勇重阅日记,在旁注下:“停学一期,知其之苦”。

随后的复读是“一生中大的一次转变”,他开始意识到“一个人的头脑聪明靠的是读书成才”,爱上读书带来好成绩,六年级后得第一名已属常事。此后读书成了他的习惯。

他有限的书籍来自家中。罗文秀从左厢房——儿子伍勇的卧室里,拿出一个蛇皮袋,里面是他留存的书籍。

袋子里除了课本,剩下的都是《毛泽东选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等马恩列毛邓著作,这些红色书籍属于他的爷爷,一位抗美援朝老兵。

少年伍勇显然为书中内容折服。“我发誓,我绝不能因金钱扭曲我的灵魂。我要成为一名闪光的共产主义者,不愧于做一个真正的人而读书。”初二学生伍勇在日记《我一生的打算》中写道。

罗秀文称,当时的伍勇还从旧书店买了很多类似书籍,至今书上还有他的笔记。

他在日记中对一生的打算包括读大学、留学。他在日记中自称“我的性格是不情愿向别人乞求物质财富”,在成年后的人生中,他确实曾“在垃圾中找食物,也自得其乐”,且奇特地与他的多次抢劫罪行并存。

没有人能想到,这个在后来做下累累罪案的人曾在少年时期写过这样的日记:“我想走遍世界各地,了解人们的贫与裕、悲与欢,记下自己的人生观。”

“小男孩”

“内心的矛盾,意识的冲突,像悠远漆黑的山谷,对峙在我心中,直到今天。”——伍勇日记《写给自己的悼词》2009年6月23日,看守所

1996年1月,乡下孩子伍勇第一次进宜宾城,城市“看起来像一个童话般的世界”。同期的日记中这样记录。到这年9月,18岁的伍勇以第一名的成绩进入了宜宾四中。

伍勇进入宜宾四中后,罗文秀找到一份250元/月的工,其中200元是伍勇每个月所有的生活开销。如今回想,罗文秀记起伍勇读高三时,伍勇曾提起:“妈,我有精神分裂症。在三楼走廊,就想直接跳下去。”去医院要花钱,罗文秀以为他念书辛苦,没放在心上,让他别乱想。

罗文秀没想到,其时伍勇在思想上已经走得那么远很极端。

当时的伍勇,所接触的社会现实与他理想中的差距甚大,正面临着思想上最大的崩溃。“各种主义各种思想各种人生观各种价值观同时充斥在我心中,不知取舍,不知何从,仿佛失去了信仰,没有了精神支柱……”他在自述中说。

他开始觉得虚无,一度想皈依佛门,又觉得死才是解脱,并翻遍书籍寻找自杀的事例,“我那个时候就写了遗书,和老师同学说要烧毁一切”。

1998年,他给一名老师写信,“请教几个问题”。列在第一位的,便是“怎样才能快速地结束人的生命”(亦即自杀),此外他还希望从老师那里得到人的价值是什么,以及怎么治疗神经衰弱等问题的答案。

收到信的是教生物的潘老师。潘老师回信说,死亡是对亲友的莫大伤害极不可取,此外认真回答了其他问题。效果并未可知,但信件一直被伍勇保留到今天。

“在这个年龄,很少有学生像他思考这些问题。”而今潘老师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

潘称,两人熟悉起来,是一次伍勇捡到她的钱包后交还,这给她留下了诚实的印象,“他心气挺高,看不惯不满现象,一心想着改变社会。”潘老师记得,当时的伍勇曾认为补课、补考缴费等不合理,写了五页纸的文章。

潘老师认为伍勇当时问题所在的原因是:“上高中后面向社会,环境一下子改变,作为学生会觉得社会很假,和书本上教的东西不一样。而他这种内向的性格,一个人思考,没有人引导,很容易迷失。”

在罗大华教授看来,伍勇在初中时接触到并接受马列主义,并不等于理解它。后者的精髓是唯物辩证法,高中生伍勇则表现出对此的一知半解。

罗认为,作为一种理想,伍勇没能理解到实现共产主义所需要的漫长曲折,而单纯把理想和现实对照,认为两者不一致,并认为不一致就是背离,因而产生对现实的不满。这是思维上的片面性,认知上的偏差。

继而,在这种错误的认知下观察现实社会,就会产生不满和敌对的情绪、反社会的情感。罗大华分析,正是这种情感,导致了伍勇行为上的偏激,采取极端的犯罪行为。

“年轻的生命,的确太可惜。”潘老师叹息说,路走错了,就是几个家庭的悲剧。

“精神病人”

“我希望自己变成一个精神病人,鲁迅笔下的狂人,充满被害妄想、无端猜疑,失去理智、丧失人性、不可理喻、自我中心,可是又知道自己见不得残忍场面,心肠软弱,有自知力和自制力,但又不愿别人知道。我在希望的同时又谴责自己,贬义词在我心中既是褒义又是贬义。”——伍勇日记《最后的自述》2009年10月31日,看守所

1999年高三下学期,伍勇决定放弃高考,虽然此前次次期末他都是第一名。“家里的钱只够上大学一年。”罗文秀说,剩下的三年需要贷款。伍勇原打算考师范学校,因为学费低而且工作有保障。“但他觉得读完出来做老师工资也很低,还贷款不知到什么时候。”

虽然班主任极力挽留,但伍勇没有报名参加高考,相反结束了求学生涯。

之后,伍勇母子在宜宾火车站边以卖菜拾荒为生。卖一斤菜赚一毛钱;卖一斤米,送货上门,赚五分钱;还抽空收废纸废品去卖,“一天辛苦下来,能赚十块20块,够维持生活,没有结余”。

“上大学就没事了。”如今回想,罗文秀悲从中来,懊悔自责不已。“我自愿不读的。”在今年11月24日的审判庭上,伍勇告诉母亲罗文秀:“保重你们自己。”

1999年底,伍勇入伍当兵,但在军营只待了半年,2000年初,就和战友一起做了逃兵。

“彷徨于人生的十字路口,我读了《一个精神病医生的手记》。”伍勇后来提到,辍学前后读到的这本书对他带来莫大的影响。

记者翻阅“手记”一书,这本精神病通俗读物,由众多精神病患者的奇特故事组成,其中一个小节的题目是“精神变异是人类进化的革命机制”,这与伍勇希望改变社会现实相关联。

伍勇为书中内容痴迷。他深信天才疯子一步之隔,转而希望自己是一名疯子。他在日记中称:

“书中对精神病者心灵世界的描写使我情有独钟,我对疯人错乱的精神有一种莫名的憧憬和向往,我不知道怎样才能发疯,我以为长期胡思乱想就可以发狂,于是我想象自己丧失人性,疯狂杀人。

有时候仿佛真的疯了狂了,我好像看见自己一会儿挥舞手中宝剑,见人就杀,斩下无数头颅,一会儿看见自己驾着车,冲进人群,伴随着尖叫和恐慌。”

伍勇被捕后,在他的藏身处警方发现数份手写的文章,包括踩点、行动目标记录,主要包括收费站、邮局、信用社、金店、加油站等。

最令人惊讶的是一份《星球计划》。在这份计划里,他列明了十一条行动,包括纵火、炸药、砍杀、扫射、车撞、投毒、绑架、抢劫等等,最后一条则是自杀。

伍勇说,“我羡慕我的同学唐正方,因为他疯了。”而他被检方控罪之一,就是和唐正方一起导致一名12岁男童死亡。

宜宾李庄安石村十组,唐正方的哥哥对南方周末记者说,高三时弟弟患了精神分裂,还是伍勇把他送到亲戚家然后送往医院。此后时好时坏,唐的精神疾病不时复发。

2002年,伍勇到唐正方家,两人在一起经常谈论“国家大事”。有一次去李庄“观花”(一种算命方式),伍勇从此相信命运之说,现在依旧。卜者告诉伍勇,他“活不过33岁”,伍勇亦深以为然。警方后来在他家中搜出多本算命书籍。

在警方的笔录中,伍勇交代,唐正方对他说自己手上时不时有股气,感觉很有力量,什么都打得穿。“唐方正说手上的气要喝童男女的血才能发出来,我深信不疑”,两人商定把童男女打昏,唐沾点血就可以了。那天在铁路线上,他们碰到了12岁的罗忠勇和一位8岁的女孩。

伍勇走到男孩后面,用木棒击其后颈,“因为当时用力太轻,未将小孩打昏。”

小孩起身往前跑,就听见唐正方开了一枪,“他又要我手中的枪去打小女孩,但我阻止了他。”他在警方笔录中称。

因为觉得唐正方反复无常,伍勇离开了他。他听说那以后唐正方就犯病了,不吃药唱京剧。

而被伤害者罗忠勇家,亦是以卖小菜、拾废品为生的底层人家,以约每月200元的收入勉力维生。51岁的罗父已因丧子之痛过早衰老,面容看起来像70岁老人。罗母杨应琼说,开庭那天伍勇母亲曾跪着请他们谅解:“他父母我能理解,我们也是做父母的人。”

伍勇在庭上说,对不起,唐正方打孩子的事他一直都愧疚,这些年内心都不安。

但杨应琼无法谅解杀其孩子的精神病人唐正方家。对方拒绝付出任何赔偿,而且“做错了事,一句软话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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