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穿西政三位教授对李庄案庭审解读的谎言
2010-01-06
在李庄案第一审开庭的次日，《重庆日报》发表了《庭审几大法律问题释疑》一文，介绍了西南政法大学刑诉教研室副教授潘金贵和教授高一飞、李昌林对该案庭审程序焦点的所谓解读。
思宁1月2日在IS语音聊天室112192频道开讲的题为“重庆办理李庄案涉嫌违反刑诉法”的法治夜话互动节目中，已经口头批评了潘金贵副教授等对刑诉法的歪曲。今天再通过博文进行详细分析，以揭穿三位教授李庄案庭审解读中歪曲法律的谎言：
一、揭穿潘金贵副教授歪曲证人出庭规定的谎言
潘金贵说：“按照《刑诉法》规定，证人证言要经过当庭质证才能作为证据，这里面包括证人出庭作证和书面证言。未到庭证人，可宣读书面证言。按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没有硬性规定，证人必须出庭作证。所以说，检方在庭上使用书面证人证言是不错的。事实上，我国刑案证人出庭作证率一直很低，只占所有刑事案件的5%，这就是中国司法的现状，辩护人要求证人必须出庭，没有这种做法。”
请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诉法》）第四十七条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讯问、质证，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且经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法庭查明证人有意作伪证或者隐匿罪证的时候，应当依法处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司法解释）第五十八条规定：“证据必须经过当庭出示、辨认、质证等法庭调查程序查证属实，否则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对于出庭作证的证人，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等双方询问、质证，其证言经过审查确实的，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未出庭证人的证言宣读后经当庭查证属实的，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法庭查明证人有意作伪证或者隐匿罪证时，应当依法处理。”
潘金贵说的“证人证言要经过当庭质证才能作为证据”是片面的。因为“质证”前面还有“讯问”，听取的证言还要“经过查实”。如果“经过当庭质证”但没有“查实”（比如证明有假或者证据不足）也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潘金贵说“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没有硬性规定，证人必须出庭作证”则是撒谎和歪曲。司法解释第一百四十一条白纸黑字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符合下列情形，经人民法院准许的，证人可以不出庭作证：（一）未成年人；（二）庭审期间身患严重疾病或者行动极为不便的；（三）其证言对案件的审判不起直接决定作用的；（四）有其他原因的。”“证人应当出庭作证”这句话采用“应当”这个词，当然是“硬性规定”。“硬性规定”是原则，只有符合四种情形之一，且经人民法院准许的，证人才可以不出庭作证。再看《刑诉法》第四十八条：“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义务”也是“硬性规定”。
诚然，法律没有根据上述“应当”和“义务”的规定配套不出庭作证的制裁条款，但这只能说明现行证人出庭“硬性规定”缺乏制裁条款的配套，并不能说明“没有硬性规定”。一个负责任的刑诉法学者，应该如实说明证人出庭的实际规定及其缺陷，不能为了“御用”解释的需要而睁眼说瞎话，误导公众。
潘金贵说“辩护人要求证人必须出庭，没有这种做法”也是睁眼说瞎话。《刑诉法》第一百五十九条规定：“法庭审理过程中，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有权申请通知新的证人到庭，调取新的物证，申请重新鉴定或者勘验。法庭对于上述申请，应当作出是否同意的决定。”司法解释第一百二十条提到“控辩双方拟出庭作证的证人”名单，说明辩护人有权提出辩方出庭作证的证人名单。司法解释第一百四十条规定：“被告人、辩护人、法定代理人经审判长准许，可以在起诉一方举证提供证据后，分别提请传唤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或者出示证据、宣读未到庭的证人的书面证言、鉴定人的鉴定结论。”可见，不仅有辩护人事先提出辩方出庭作证的证人名单的做法，以及庭审中提请传唤证人出庭作证的做法，还有申请通知新的证人到庭的做法。如果潘金贵不知道这些法定的做法，能称得上刑诉教研室的副教授吗？
本案以证人“不愿意”为由而不安排证人出庭作证，是违反司法解释规定的。从司法解释第一百四十一条的法理分析，第四种情形“有其他原因的”，应该是可以比照前三种情形的，而不可能是“不愿意”。再说，本案所谓证人，有些其实是本案的同案人，例如马晓军、吴家友等。同案人是必须出庭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刑诉法》第一百三十四条规定：“对于共同犯罪案件中的被告人，应当分别进行讯问。合议庭认为必要时，可以传唤共同被告人同时到庭对质。”检方违反刑法、刑事诉讼法关于追究共同犯罪的规定，故意把涉嫌共同犯罪的同案人列为证人，是一种枉法渎职行为，也是故意规避追究共同犯罪的诉讼程序，规避法定的“共同被告人同时到庭对质”的规定。而且，起诉书不但没有把龚刚模列为共同被告人，也没有列为证人。由于龚刚模、马晓军、吴家友处于被羁押状态，如果他们是共同被告人，根据“可以传唤共同被告人同时到庭对质”的规定，不管他们是否愿意，合议庭是有权传唤的。即使他们不愿意，根据《刑诉法》第五十条关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拘传、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的规定和司法解释第六十四条中关于“对经过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根据案件情况有必要拘传的被告人，可以拘传”的规定，司法警察是有权拘传他们到庭对质的。
即使是本案第一审的审判长付鸣剑，据网上查询，也有一篇题为《完善我国刑事证人作证制度的立法构想》的论文。该文主张：“为了查明案情，确保司法公正，证人必须出庭作证，而且控辩式庭审方式也要求证人必须出庭作证，有利于控辩双方对证人证言的质证。”虽然付鸣剑在庭审时可能身不由己，但他心中应该是明白的。
上述法律规定、司法解释及其法理，上述揭示的公诉和庭审中的问题，难道主要研究领域为刑事诉讼法学和证据学的副教授潘金贵真的不懂，看不明白吗？
二、揭穿高一飞教授所谓“另案”证人的谎言
高一飞说：“按照《刑诉法》的规定，只要不是同案被告人，就可以作为证人。证人涉嫌犯罪，可能被羁押，作为同案，他不能作证人，但对另案，他作为知情人就可以作为证人。同时，对证人的询问地点，可以是证人住处或办公单位，也可以是侦查机关的办案地点，包括羁押场所。”
高一飞装糊涂，说什么“只要不是同案被告人”。其实，从起诉书和媒体的报道看，具有一般法律常识的法学专业学生，都可以很容易看出本案所谓证人有多名本来就应当是同案被告人。
既然起诉书认为李庄是引诱、指使证人作伪证的主谋，被李庄引诱、指使的人自然涉嫌与李庄共同犯罪，而且其中有些人已经因此被羁押（《中国青年报》12月14日的报道《重庆打黑惊曝“律师造假门”——律师李庄、马晓军重庆“捞人”被捕记》中明确说：“此案中因涉嫌伪证罪被司法机关刑拘、逮捕和缉捕的已近20人。”高一飞不会看不懂“此案”的含义，以为是“另案”吧？）他们中的马晓军明显应当是同案被告人。吴家友虽然被检方错认为龚刚模的“另一辩护人”，但既然检方指控是“李庄指使”吴家友“贿买警察”，吴家友也通过律师事务所及其私人账户名义合计收取了龚云飞95万元，吴家友也应当是同案被告人。因此，马晓军、吴家友涉嫌的罪名同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零六条的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而不是第三百零五条的伪证罪。
其他因“此案”被羁押的不是律师身份的人，如果真是涉嫌被李庄引诱、指使作伪证，那就出现法条竞合（或称法规竞合）的情况，即行为人实施一个犯罪行为同时触犯数个在犯罪构成上具有包容关系的刑法规范，只适用其中一个刑法规范的情况。也就是说，他们的伪证行为既触犯第三百零五条的伪证罪，又触犯第三百零六条的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第三百零六条和第三百零五条就是两个在犯罪构成上具有包容关系的刑法规范，两条规范的最主要的区别是犯罪主体不同，且两罪的刑罚规定一模一样，都是“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所以，如果说他们的“另案”是涉嫌第三百零五条的伪证罪，“另案”与涉嫌第三百零六条的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的“此案”已经法条竞合，即“另案”与“此案”实际上“竞合”成同案了。
就涉嫌触犯第三百零六条的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而言，他们与同案律师是在共同犯罪。共同犯罪行为主要表现为实行行为、组织行为、教唆行为、帮助行为。他们在“此案”中有实行行为、组织行为、帮助行为之一的，即涉嫌共同犯罪。
可见，根据法条竞合与共同犯罪的法理分析，不仅马晓军、吴家友是李庄的同案人，涉嫌被李庄引诱、指使作伪证的其他不是律师身份的人也是李庄的同案人。高一飞作为刑诉法教授，应当知道法条竞合与共同犯罪的法理，知道检方所谓证人其实在法理上应该是法条竞合的同案人。然而，高一飞竟然无视第三百零六条和第三百零五条的关系，试图通过否定法条竞合与共同犯罪的涉嫌，伪造一个“另案”，来误导和欺骗公众。
根据刑事诉讼的侦查、检察的法理逻辑，对马晓军、吴家友及其他被羁押的所谓证人，如果认为他们作伪证或者被李庄引诱、指使作伪证，就应该把他们列为同案被告人，他们就不是作为证人出庭作证，而是可以作为共同被告人到庭对质。
如果认为他们不是同案被告人，只是一般的证人，就不得羁押取证。因为，《刑诉法》第九十七条第一款规定：“侦查人员询问证人，可以到证人的所在单位或者住处进行，但是必须出示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的证明文件。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通知证人到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提供证言。”《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五十五条规定：“公安机关应当保障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对证人及其近亲属进行威胁、侮辱、殴打或者打击报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款规定：“询问证人、被害人，可以到证人、被害人所在单位或者住所进行。必要的时候，也可以通知证人、被害人到公安机关提供证言。”把他们羁押在看守所，不是公然违反询问证人的地点规定，涉嫌通过羁押对证人至少进行“威胁、侮辱”吗？这样羁押取证产生的证人证言可靠吗？
三、揭穿潘金贵副教授歪曲管辖和回避规定的谎言
潘金贵针对李庄及辩护律师提出此案应到重庆以外的地方审理的要求说：“按照《刑诉法》规定，此案不属财产犯罪，所以应由犯罪行为发生地来管辖。所以本案在江北区法院审理并没有错。”还说：“我国刑诉法没有管辖权异议制度，被告人没有申请管辖异议的权利”。
潘金贵所谓“按照《刑诉法》规定，此案不属财产犯罪，所以应由犯罪行为发生地来管辖”的解读是对《刑诉法》蹩脚的造谣。查《刑诉法》第一编第二章“管辖”，其中没有任何文字提到所谓“财产犯罪”。难道重庆市也“一国两制”，有一部包含“不属财产犯罪，所以应由犯罪行为发生地来管辖”规定的《重庆特别行政区刑事诉讼法》？潘金贵真是信口雌黄！
司法解释第二条规定：“犯罪地是指犯罪行为发生地。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财产犯罪，犯罪地包括犯罪行为发生地和犯罪分子实际取得财产的犯罪结果发生地。”这个规定确实提到了“财产犯罪”，但这个规定只是在司法解释中，并不在《刑诉法》中。即使按照这条规定，财产犯罪的犯罪地也包括“犯罪行为发生地和犯罪分子实际取得财产的犯罪结果发生地”两种情形。而潘金贵“不属财产犯罪，所以应由犯罪行为发生地来管辖”的说法如果来源于司法解释第二条，也是对司法解释第二条的曲解。因为，潘金贵的逻辑是：财产犯罪应由“犯罪分子实际取得财产的犯罪结果发生地”来管辖，不应由“犯罪行为发生地”来管辖。显然，潘金贵的说法既违反了司法解释第二条，也违反了《刑诉法》第二十四条中规定“刑事案件由犯罪地的人民法院管辖”的基本原则。
提出本案应到重庆以外的地方审理，本来就没有否定江北区是涉嫌犯罪行为发生地的意思，并非被告人在“申请管辖异议”，而只是申请江北区法院回避的意思。《刑诉法》第一编中，“管辖”是第二章，“回避”是第三章。异地审理申请的提出，是根据第三章“回避”，不是根据第二章“管辖”。潘金贵是把申请回避的问题歪曲成犯罪地的管辖问题来混淆视听。
从第三章“回避”和第二章“管辖”的关系看，只有确认回避后，才产生管辖问题。就本案来说，如果确认江北区法院乃至重庆市其他法院的审判人员回避，才产生本案由异地法院管辖的问题，才可以根据《刑诉法》第二十四条中关于“如果由被告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审判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被告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管辖”的规定转由李庄居住地的人民法院管辖，或者根据第二十六条关于“上级人民法院可以指定下级人民法院审判管辖不明的案件，也可以指定下级人民法院将案件移送其他人民法院审判”的规定，由最高人民法院指定重庆有关法院将案件移送重庆以外的其他人民法院审判。当然，思宁也认为本案由北京的法院审判并不适宜，而应该由北京和重庆之外的法院来审判，具体应由最高人民法院指定重庆有关法院将案件移送相对北京和重庆中立的省或直辖市的法院审判，例如上海市。
潘金贵还说：“对于回避，现行法律只规定了针对公检法机关的办案人员，不针对机关，李庄提出集体回避，是典型的于法无据。”
潘金贵的说法似乎指李庄是“针对机关”提出回避，这是不符合庭审事实的。据多家报纸报道，李庄是“申请江北区人民法院和江北区检察院的所有人员回避”，而没有“针对机关”申请回避。所有人员是指一个个的人，不等于机关本身。在被审判长驳回后，李庄又要求审判长、审判员、书记员和公诉人回避。“我会书面提出对你们8个人的回避申请，每人写一份回避申请，把你们换了我再申请，我会这么一直申请回避下去，这是法律赋予我的权利。”（见2009年12月31日《南方都市报》）
根据《刑诉法》第一编第三章“回避”的规定，适用回避制度的人包括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书记员、翻译人员和鉴定人，确实没有规定相应司法机关作为机关的回避。但是，集体是由个人组成的，一个司法机关现有的人员都回避，虽然不等于该机关回避（因为该机关现有人员可以都换掉，而该机关依然存在），但现有的人员都回避，就是集体回避了。从立法语言逻辑上说，法律规定适用回避制度的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书记员等，不能排除指相应司法机关现有的所有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书记员等的情形。也就是说，集体回避在立法语言逻辑上其实是于法有据的。法律并没有否定集体回避。
《重庆日报》2009年12月31日报道中说：“当审判长让李庄陈述申请回避的理由时，李庄称这个没有法律规定，是学术界在探讨的一个问题，李庄的要求被审判长依法驳回。”如果李庄真的“称这个没有法律规定，是学术界在探讨的一个问题”，思宁从另一方面认为李庄这个说法不对。因为，集体回避规定在立法语言逻辑上已经存在《刑诉法》第一编第三章“回避”的规定中，不能说成只是“学术界在探讨的一个问题”。李庄本来可以从立法语言逻辑上说明集体回避于法有据的，可惜他在这点上辩术还不够。
集体回避不仅在立法语言逻辑上于法有据，在回避制度依据的“自然公正”原则上也是于法有据的。诉讼理论中的“自然公正”原则要求任何人不得担任自己为当事人的案件的裁判者，否则由他主持进行诉讼活动不具备法定效力。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回避制度就是根据“自然公正”原则上建立的，而且，不仅作为裁判者的审判人员要“自然公正”，检察人员、侦查人员、书记员、翻译人员和鉴定人也要“自然公正”。
《刑诉法》第二十八条就体现了这种“自然公正”原则。其中规定“与本案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处理案件的”，“应当自行回避，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也有权要求他们回避”的精神实质就是要排除可能影响公正处理案件的其他关系。
本案中，不管是指龚刚模声称被刑讯逼供，还是指李庄教唆龚刚模谎称被刑讯逼供，指控的矛头都指向重庆警方。重庆警方还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对律师会见被告人进行监听。重庆警员张科就李庄案向法院提交的“审讯龚刚模每天审了七个小时，晚上休息”的证言还涉嫌伪证罪。在这种情况下，由重庆警方自己来侦查李庄案，当然可能影响公正处理案件。
本案中，重庆组织公、检、法、司人员成立联合调查组来办理李庄案件，违反了《刑诉法》第三条第一款关于公、检、法管辖范围的规定和第七条关于“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的规定。重庆的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在侦查阶段就介入，有未检未审先定罪之嫌。据《重庆日报》2009年10月26日报道，重庆市检察院五分院公诉一处副处长幺宁（即以江北区检察院代理检察员名义担任李庄案公诉人的幺宁）等检察官，“采取了提前介入的方式，与公安干警一道办案。在侦查取证等关键环节，为公安干警开出精准‘药方’，积极引导公安机关收集、完善证据，牢牢锁定了黑恶团伙的犯罪事实”。显然，幺宁采用的引导公安机关办案的方式，已经使她与警方产生了可能影响公正处理案件的“其他关系”。再据今年1月1日《新京报》报道，李庄接受询问时称，“审讯他的警员曾透露，抓我是开了‘大三长’会议决定的”，并劝其早些认罪。所谓的‘大三长’是指公安局长、检察院检察长和法院院长。这一消息，未得到重庆官方回应”。如果“大三长”会议决定属实，更说明程序违法，由重庆的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来检察和审判，也可能影响公正处理案件。
鉴于重庆公、检、法机关的所有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和审判人员，分别由公安局长、检察院检察长和法院院长领导，由他们来侦查、检察和审判李庄案件，确实都可能影响公正处理案件。所以，申请他们集体回避，正是基于“与本案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处理案件的”法律规定。
另外，集体回避也有司法实践的许多先例，例如陈良宇等多名高官的案件，就是高官当地法院所有审判人员集体回避，而由异地法院审理的。
四、揭穿李昌林教授否定申请鉴定权利的谎言
李昌林说：“申请重新鉴定只有两种情况，一是公安机关依职权提起，二是案件当事人（即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害人）有权申请。本案中，李庄不是案件当事人，根本就无权申请鉴定，更何况申请重新鉴定。至于司法机关依职权申请鉴定则是可以的。”
李庄有没有权利申请鉴定？请看《刑诉法》的有关规定：
《刑诉法》第八十二条中规定，“‘当事人’是指被害人、自诉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和被告人”。李庄作为本案被告人，当然是当事人。李昌林说“李庄不是案件当事人”，真是睁眼说瞎话！
《刑诉法》第一百二十一条规定：“侦查机关应当将用作证据的鉴定结论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害人提出申请，可以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第一百五十九条规定：“法庭审理过程中，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有权申请通知新的证人到庭，调取新的物证，申请重新鉴定或者勘验。法庭对于上述申请，应当作出是否同意的决定。”
龚刚模的伤情鉴定是李庄案的主要证据之一，与李庄是否构成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具有直接的利害关系。李庄作为本案当事人，不仅在侦查阶段有权作为犯罪嫌疑人申请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而且在法庭审理过程中，也有权作为被告人申请重新鉴定或者勘验。
再看规章和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
《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二百四十一条规定：“公安机关应当将用作证据的鉴定结论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对鉴定结论有异议提出申请，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后，可以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二百零五条规定：“用作证据的鉴定结论，人民检察院办案部门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害人；被害人死亡或者没有诉讼行为能力的，应当告知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诉讼代理人。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害人或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近亲属、诉讼代理人提出申请，经检察长批准，可以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但应由请求方承担鉴定费用。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害人或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近亲属、诉讼代理人鉴定结论，可以只告知其结论部分，不告知鉴定过程等其他内容。”蕌
司法解释第五十九条规定：“对鉴定结论有疑问的，人民法院可以指派或者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或者鉴定机构，对案件中的某些专门性问题进行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第一百二十八条规定：“审判长应当告知当事人、法定代理人在法庭审理过程中依法享有下列诉讼权利：……可以提出证据，申请通知新的证人到庭、调取新的证据、重新鉴定或者勘验、检查……”第一百五十六条规定：“当事人和辩护人申请通知新的证人到庭，调取新的证据，申请重新鉴定或者勘验的，应当提供证人的姓名、证据的存放地点，说明所要证明的案件事实，要求重新鉴定或者勘验的理由。审判人员根据具体情况，认为可能影响案件事实认定的，应当同意该申请，并宣布延期审理；不同意的，应当告知理由并继续审理。依照前款规定延期审理的时间不得超过一个月，延期审理的时间不计入审限。”
白纸黑字，这么多规定，这么清楚，李昌林竟然否定被告人申请鉴定的权利，这不是公然撒谎吗？
五、结束语
西南政法大学这三位刑诉法教授对刑诉的相关法律规范公然进行伪造、抹杀、撒谎、歪曲，这恐怕不是学问学术上的无知所能够解释的。
难道这三位教授在西南政法大学就是这样误人子弟的吗？
请三位教授扪心自问，你们如此误导舆论，欺骗公众，对得起西南政法大学“博学、笃行、厚德、重法”的校训吗？对得起法学教授应有的法治正义的良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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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重庆日报》原文：
http://cqrbepaper.cqnews.net/cqrb/html/2009-12/31/node_126.htm
庭审几大法律问题释疑
2009年12月31日 重庆日报 第3版
昨日庭审中，几大法律问题成为庭审关注焦点，本报记者请我市刑法和刑诉法专家进行了解读。
程序焦点一 8名证人不出庭，是否影响证明效力？
昨日庭审中，检方举示的8名证人都未能出庭作证。李庄向法庭申请要求证人必须出庭作证，接受质证。
西南政法大学刑诉法教授潘金贵：按照《刑诉法》规定，证人证言要经过当庭质证才能作为证据，这里面包括证人出庭作证和书面证言。未到庭证人，可宣读书面证言。按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没有硬性规定，证人必须出庭作证。所以说，检方在庭上使用书面证人证言是不错的。
事实上，我国刑案证人出庭作证率一直很低，只占所有刑事案件的5%，这就是中国司法的现状，辩护人要求证人必须出庭，没有这种做法。
程序焦点二 被羁押证人的证言是否有效力？
庭审中，李庄及辩护人提出，检方提供的证人除一人是在医院外，其他都是在被羁押慑于警方的压力下所做的证言，不具有法律效力。
西南政法大学刑诉法教授高一飞：按照《刑诉法》的规定，只要不是同案被告人，就可以作为证人。证人涉嫌犯罪，可能被羁押，作为同案，他不能作证人，但对另案，他作为知情人就可以作为证人。同时，对证人的询问地点，可以是证人住处或办公单位，也可以是侦查机关的办案地点，包括羁押场所。
程序焦点三 重庆无管辖权？
李庄及辩护律师在庭审中提出，此案应到重庆以外的地方审理，最好到北京。
西南政法大学刑诉法教授潘金贵：按照《刑诉法》规定，此案不属财产犯罪，所以应由犯罪行为发生地来管辖。所以本案在江北区法院审理并没有错。
程序焦点四李庄要求集体回避
庭审中，李庄提出江北区法院和江北区检察院应集体回避。
西南政法大学刑诉法教授潘金贵：对于回避，现行法律只规定了针对公检法机关的办案人员，不针对机关，李庄提出集体回避，是典型的于法无据。我国刑诉法没有管辖权异议制度，被告人没有申请管辖异议的权利。
程序焦点五李庄申请重新鉴定
庭审中，检方举示了由重庆法医学验伤所作出的对龚刚模的司法鉴定书，李庄要求由重庆以外的法医所重新鉴定。
西南政法大学刑诉法教授李昌林：申请重新鉴定只有两种情况，一是公安机关依职权提起，二是案件当事人（即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害人）有权申请。本案中，李庄不是案件当事人，根本就无权申请鉴定，更何况申请重新鉴定。至于司法机关依职权申请鉴定则是可以的。
实体焦点一 妨碍作证罪是结果犯罪，还是行为犯罪
庭审中，李庄及辩护律师提出，我没有伪造一份证据，检方也拿不出任何物质载体的伪造证据。
西南政法大学刑诉法教授梅传强：妨碍作证罪无论是结果犯罪，还是行为犯罪，都不影响本案定罪，最多影响量刑。
实体焦点二 辩护技巧与教唆作伪证的区别
庭审中，李庄及辩护人在庭上公然声称，自己教被告人如何回答法庭提问，是教授的辩护技巧，根本不能算教唆作伪证。
西南政法大学刑诉法教授梅传强：这两者的区别是，不能把假的说成真的，把真的说成假的。具体地说，辩护技巧一定以事实为依据，尽可能去找被告人无罪或罪轻的证据，前提必须是真实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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