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丘诱导了人类中最坏的政治

2009-12-22

孔丘诱导了人类中最坏的政治

——孔丘是中国政治体制永远的代言人         黎 鸣

中国两千多年来的皇家政治，其实全都是孔丘诱导和代言的儒家政治。把中国政治体制仅仅看作是秦始皇的“成就”，绝对是一种非常不准确的“移花接木”。真正为秦始皇设计了政治体制的人是李斯，而李斯是大儒荀子的学生，实质上李斯不过是儒家的变种，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实际上在很大的意义上也是李斯的“同门残杀”，正如同他谋害同门师兄弟韩非子一样，而并非真是来自秦始皇本人的“动议”。更重要的是，完全、彻底地巩固了秦政的人是汉代的儒家，因为事实上秦政维持的时间非常短暂，真正为秦汉的政治体制做出了最重要“贡献”的是汉代“独尊儒术”之后的儒家。正是因此，中国的政治体制，实质上是儒家的政治体制，而孔丘则是中国政治体制永远的代言人。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历史记录可以充分证明，这种政治的历史后果，非常糟糕、非常恶劣，现在完全可以作出结论，这种由孔丘儒家代言的政治体制，的确是人类中最坏的政治体制。

自从汉武帝开创了“独尊儒术”的政治模式以来，中国的文明历史就开始彻底地进入了文明发展严重停滞并始终恶性循环、程序再现的历史轨道，循着这个轨道的中国历史，一直走到了1911年满清皇朝的覆灭，甚至近一个世纪以来，它也依旧在严重地阻碍中国社会政治的进步。大家可以看到，两千多年来的中国历史，实际上是由周边少数民族不断进占中国，成立新的皇朝的历史，中国的疆土，实际上是由中国少数民族不断开辟的疆土；而一旦成为了新的皇朝之后，少数民族的皇帝就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尊孔读经”，也即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独尊儒术”，并从而继续习用中国传统的儒家政治，也从而不断牢固地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天下型（而非社会型）的政治体制。这种政治体制的操作，从宏观现象的角度来进行概括，具有如下几乎不可变更的（恶性循环的）程序：

一，首先是通过武装暴力夺取政权；

二，接着便按照儒家的礼乐，显扬皇朝的威仪，百官朝拜，齐呼万岁；

三，再接着便宣示天下，皇天后土，立嫡以嗣，君臣父子，官为民父，吏为民师；

四，再接着便科举入仕，“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

五，再接着便土地兼并，官绅一体，更官商一体，老百姓啼饥号寒；

六，再接着便内忧外患，官僚贪赃枉法、腐败无能，饥民垂死挣扎、蠢蠢欲动；

七，再接着便引起内乱，并引来周边少数民族武装暴力的入侵，内战加外战，共同合成战争动乱之势；

八，再接着便是新的强大的武装暴力夺取政权，这个新的强大武装暴力往往来自

某个新兴的少数民族。如此恶性循环，重重复复，形成了中国永远难得文明长进的漫长而黑暗的历史。

这种儒家政治体制的总的特征属性有如下的诸点：天命的（暴力的）、血缘的（封建的）、

宗法的（礼乐的）、极权的（皇帝的）、专制的（官僚的）、人治的（任人惟亲的、现官现管的、无法无天的、贪赃枉法的、草菅人命的、严禁言论自由的、严禁思想自由的……）。

训导中国漫长历史的意识形态是惟一孔丘的儒家意识形态，主导这个漫长历史的政治体制是惟一永远不变的儒家的政治体制。

上面所述，其实是中国历史的常识，并不必要有多么深厚的历史“知识”。问题在于，上述中国历史之中的意识形态、政治体制，也即儒家的意识形态、儒家的政治体制，为什么是全人类之中最坏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正是这个问题，所以才有了今天文章的标题：“孔丘诱导了人类中最坏的政治”，现在要问的是：孔丘及其儒家所诱导并代言的政治（体制）为什么是人类中最坏的政治（体制）呢？

首先谈什么是人类社会的政治，其次谈什么是最好的社会政治，也即理想的社会政治？然后，我们就将自然而然地知道，什么是最坏的政治。而显然，孔丘及其儒家在漫长的历史之中在中国所诱导并代言的政治即是明明白白、确凿无疑最坏的政治。下面我们就来逐步地加以分析。

什么是人类社会的政治？

首先必须确认，什么是人类“社会”？人类社会即是由人格平等的众多陌生成人组成的人类共生群体。

然后再谈，什么是人类社会的政治？人类社会的政治，实质上即应是人类社会的“言说”，（相应地也有：社会的经济，实质即人类社会的“行为”；社会的文化，实质即人类社会的“思想”。关于这种理论问题的探讨，我们以后在讨论有关“人学”的理论体系时进行。）这不是一般的“言说”，而必须是具有全社会公认权威（命令）的“言说”，这种全社会公认的“权威”来自何处？

第一，来自符合社会真理的确认。什么是“社会真理”？“社会真理”即获得全体公民认同的《宪法》规定，奠定《宪法》基础的第一公理即“人人平等”公理。因此，符合社会真理的确认，实质上即获得全体公民认同的《宪法》的确认。

第二，来自获得《宪法》认可的政府的“合法暴力”的支持。因此，具有全社会公认权威的“言说”，其实质也即是具有政府“合法暴力”的权威支持的“言说”；

第三，来自全社会公民自由舆论的支持。这一点实际上是讲，来自受到《宪法》保障的拥有绝对言论自由权利的公民的自由舆论的支持。

有了上述最基本的规定之后，我们即可以进一步谈到：什么是人类最好的政治？也即什么是人类最好的社会“言说”？显然，最好的政治必须符合如下最基本的条件：

第一，具备一部真正获得全体社会（国家）公民认同的关于“社会真理”论述的文本，也即《宪法》，《宪法》的社会（国家）权威至高无上，任何人，包括任何少数人的团体不得僭越，有敢僭越者，必受追究，并必加以惩罚。

第二，《宪法》赋予社会中（国家）政府以“合法暴力”的威慑力量，如果“非法”，则不仅丧失威慑力量，还必将受到公民自由舆论（言说）的追究。正是因此，最好的“政治”要求具有相对独立的“立法”、“行政”、“司法”的分政府机构来共同执行全体公民认同的“社会真理”——《宪法》的意志。

第三，《宪法》赋予社会中国家的政府（官员）以“合法言说”的权威，如果“非法”，则不仅丧失权威，还必将受到公民自由舆论（言说）的追究，并将诉诸国家司法程序。

第四，《宪法》依法限制社会中所有公民的行为，特别是政府官员的行为。有违宪者，必究。

第五，《宪法》给予并保护社会中所有公民自由言论的权利，《宪法》只追究政府官员“非法言论”滥用职权的责任，并将诉诸司法程序，而对于普通公民的任何言论，《宪法》只具有保护的责任，而并不附加任何追究的责任，任何政府官员不得违背《宪法》，侵犯公民言论自由的权利。

    上述“五条”，基本上体现了社会政治的实质即社会的“言说”的主要内涵。而最好的社会政治，其实也即最好的社会“言说”，因为只有最好的社会“言说”才可能避免最坏的社会“诈骗”和最坏的社会“暴力”，而且最好的社会“言说”也将带来最好的社会“合作”，并从而带来最好的社会“和谐”。

    按照上面的论述，我们将不难发现，孔丘及其儒家代言的政治说教，不仅不可能给中国人带来最好的社会“言说”，也即最好的社会政治，而是恰恰相反，它给中国人带来了人类之中最坏的天下“言说”，也即最坏的天下政治。由于孔儒的误导，中国人迄今也只有“天下”，而缺乏正常人类“社会”的观念。孔丘关于人类的“言说”究竟有一些什么样最坏的“说教”呢？

第一，孔丘不讲“社会真理”，而只讲“天下礼乐”，也即是说，孔丘没有人人平等的“社会”观念，而只有人人不平等的“天下”观念，所谓的“礼乐”是周天子规定的“礼乐”。

第二，孔丘要求中国人“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周天子的“礼乐”赋予政府（官员）以“合礼”的权力和权威，“礼”的高度是从“天”至“地”，所以“权力”的高度也是从“天”至“地”，说白了，即无边的“权力”，其实也即是无边的“暴力”，并从而带来无边的（滥用杀伐）的“权威”。

第三，孔丘要求中国人“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中国的普通人丧失了行为、言说，甚至思想的最基本的自由。老百姓实际上等同于家禽、家畜、家奴。

第四，   孔丘要求中国人“臣为君隐”、“子为父隐”，公然要求老百姓为了君主的尊严、为了父亲的亲情，必须说假话、做假证。说白了，这是专门为最高的“家庭”，也即天子的家庭服务的。

第五，孔丘公然为“思想有罪”、“言论有罪”、“以言定罪”、“因言杀人”做出了千古“示范”：孔丘以此为据，残忍地杀害了少正卯。

    我请凡是有一点点自己的头脑的亲爱的同胞们认真地想一想，上面所述的孔丘及其儒家究竟给我们中国人诱导了、代言了什么样的中国政治（体制）呢？它能够不是世界上最坏的政治（体制）吗？两千多年来的中国的普通人，他们具有正常的社会“言说”的最起码的自由的权利吗？既然中国人永远都只有最坏的社会的“言说”，所以中国人也就只能有世界上最坏的社会“政治”及其“体制”，严格地讲，它根本就不能称作“社会政治”，而只能称作“天下政治”，说白了是“天子”及其家人少数人垄断的（暴力的、诈骗的、谎言的）“政治”。（2009,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