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8-18
陈寒鸣
近30年来，在一步步将国有企业逼上死路，公有经济日益弱化的同时，不断加大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力度，致使私有经济迅猛发展了起来。
在党和国家不断加大鼓励、扶持政策力度的背景下，上世纪90年代以来，私营企业的发展呈迅猛势态。私营企业户数从1989年的9.56万户上升到2004年的365.1万户，分别比对私改造前的1949年12.31万户、1952年14.59万户增长28.7倍和24倍；雇主或老板（亦称投资者）从1989年的21.4万个增到2004年的948.6万个，分别比1949年的16万个、1952年的81万个增长58.3倍和10.7倍；雇工人数从1989年的164万人增到2004年的5017.3万人，分别比1949年的296万人、1952年的367万人增长15.95倍和12.67倍；注册资本从1989年的84.5亿元增到2004年11月底的50700亿元，分别比1949年的14.4亿元、1952年的21.9亿元增长3519.8倍和2314.1倍；创造的工业总产值从1989年的97.4亿元增到2004年的30898.6亿元，分别比1949年的68.3亿元、1952年的105.2亿元（按现价计算）增长451.4倍和292.1倍。私营企业近10年来快速增长，每年入榜的200或400个“富豪”，其平均财产也以5亿多元上升。但私营企业纳税仅占财政收入的0.2%（1993年）-----2.2%（1999年）；2003年，全部非国有经济（又称民营经济）共计缴纳工商税2435亿元，仅占当年全国总税收的11.9%。此外，当今中国还存在大量对公有制企业进行“改制”后形成的由私人控大股的私有制股份公司或责任公司。2005年，仅工业股份公司就有130491个，拥有总资产114660.3亿元，平均每户资产达0.8787亿元。
此外，20多年来又大力引进外资，据孙学文同志据相关资料统计，截至2005年底，实际利用外资额已达8056.45亿美元，比改革开放前29年借用设备贷款13.9亿美元高出56.8倍，比当初设想引资500---800亿美元要多出9.0---15.1倍。截至2005年底，累计批准“三资企业”552946个，合同外资额10966.1亿美元，外商已实际投入6224.9亿美元。2005年中国实际吸收外商直接投资603亿美元。据统计在注册登计的20多万户“三资”企业中，外商占全部注册资本的比重已由1994年的62.9%上升到2004年的76.6%，即整个“三资”企业都是外商控股控权的私人企业。在外贸领域，到2005年，外企占中国外贸总额的58.5%、出口占58.3%、进口占58.7%，外商已控制了中国外贸主导权。据权威人士指出，早在1995年外商已对中国橡胶、轮胎、啤酒、造纸、洗涤用品、碳酸饮料、医药、电梯、机床、彩管、录像机、光纤光缆、移动电话、程控交换机、计算机、微电机、电子元件、轿车等20多个行业或煮产品形成了“控制”局面。如电子工业五大行业中，有四大行业外企占绝对优势：通信设备占62.5%、电子元件占56.7%、日用电器占68.6%、计算机占72.7%。绝大多数二级行业，外企几乎一统天下，如集成电路占91.3%、计算机外部设备占85.7%、通信终端设备占75.7%、收音机和录音机占77.5%。可以说，外企、尤其是跨国公司已经垄断了中国的电子工业。2004年第5期《工商行政管理》刊发的《在华跨国公司限制竞争行为表现及对策》说，跨国公司已垄断了中国感光材料（胶卷）行业、手机、计算机、操作系统软件市场、照相机、无菌软包装和轮胎等行业。2005年6月4日《经济参考报》所载文则说中国每个对外开放产业的前五名都由外资公司控制；在28个主要产业中，外商已控制了21个产业，占75%。外企还分别占1991----2005年中国新增贸易额、出口新增额和进口新增额的61.7%、62.3%和60.9%。中国实有沦为“经济殖民地”之忧。据记者黄雯在2004年11月9日的《人民日报》上发文说：中美纺织品贸易的利润，国内企业只占10%，90%都被美国进口商和零售商赚去。可见，中国不过是“国际加工场”而已。外商在华投资享受减免税收等优待，加上高报进口价低报出口价、转移利润、虚增成本、虚亏实盈等等，千方百计偷逃低率的税收，已经赚取了中国数十亿美元的利润，而且将按投资年限无限期赚下去。2004年，仅韩国三星集团在华销售额就达240亿美元，LG在华销售额也达100亿美元。据2005年7月19日《工商时报》所载文形容中国招商引资的政策，是外商拿出30%的资本、拥有50%的股份，拿走70%的利润。而那种贴牌生产（“三来一补”），外商更拿走92%的利润，中国最多只拿到8%的加工费。可见中国只是“国际民工”而已。在工业领域，仅以年销售额在500万元以上的大中型工业企业比较，2004年有外商工业企业42753个，占企业总数的19.5%；雇工人数1444.5万人，占工业企业就业总人数的23.7%；拥有总资产47951.1亿元，占工业企业总资产的24.6%。平均每户资产11216万元，都是亿元户。外企创造的工业总值从1985年的27.1亿元增到1999年的18954亿元，按现价计算在14年内增长了698.4倍，年增长率59.5%，超过同期别的经济成份，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从0.28%上升到15%。2005年仅规模以上的外企工业增加值就达18977亿元，占大中型工业企业28.6%，占全国工业增加值24.9%，即对中国工业增加值贡献率在1/5，若加上规模以下外企，估计贡献率在1/3。长期以来对外企税收优惠，如据2004年6月4日《经济参考报》报道说，设在天津的LG自1996年10月正式投产以来，累计产值超过320亿元，而历年累计上交税金仅为4.5亿元，综合税率仅为1.4%。另，据摩根士丹利2004年的一份报告说，在过去10年里，中国的廉价商品使美国消费者节省了6000多亿美元。这实际上是中国为美国消费者提供了巨额的消费补贴。事实充分表明，单纯的外向型发展战略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并无太大助益。
改革献策们素来认为：“市场经济的一般性、普遍性、竞争性领域应当是民有经济和民营企业的天下”，故“国有企业经营不好，需要‘国退民进’；经营好，也需要‘国退民进’。”（王珏语，见2004年10月30日《理论动态》）“今后中国经济的基本走向应该是投资以民间资本为主，政府管理以改善环境为主，经济形式以民营为主。”（高尚全语，据《新华网》杭州2005年11月6日电）现在来看，他们的这种思想主张已基本成为现实。从有统计数据的产值结构来看，在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中，国有商业所占比重由1978年的90.5%下降到1998年的20.7%，降低了69.8个百分点；集体商业从7.4%上升到16.5%，提高了9.1个百分点：公有经济商业所占比重由1978年的97.9%下降到1998年的37.2%，降低了60.7个百分点。按规模以上零售额推算，到2004年，国有、集体、股份合作、联营等公有制商业零售销售收入合计807.5亿元，仅占全国销售总额的1.7%，而非公有制商零售销售收入却占全国销售总额的98.5%；规模以下主要是个体商贩或自由市场，其销售额高达48003.3亿元，占全国零售总额的89%。可见，非公有制商业从1998年起已占中国商业经济的主体地位，私营商业已起主导作用。再从工业总产值来看，公有经济所占比重由1978年的100%下降到1999年的37.5%，下降了62.5个百分点；不包括国有控股部分，1999年公有经济只占29.7%，下降70.3个百分点。其中，国有工业由77.6%下降到27.6%，下降了50.0个百分点，若不包括国有控股部分则只占19.8%，下降57.8百分点；集体工业由22.4%下降到9.9%，下降了12.5个百多点。2000年以来对国有工业进行战略性调整，对集体工业则实行私人控股的股份制或进行股份合作制改造，遂使2004年国有工业包括控股部分工业总产值为65971.1亿元、仅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29.6%，不包括控股部分33058.2亿元、下降到只占14.8%；2004年集体工业创造的工业总产值为10586.4亿元，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下降到4.7%。这样，到2004年，公有制工业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已下降到34.3%。至于非公有制经济，从不占比重，发展到2004年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占65.7%。其中，个体工业的工业总产值从1980年的0.8亿元猛增到1999年的22928亿元和2004年的4762.5亿元，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从1980年的0.04%上升到1999年的12.1%和2004年的21%；私营工业所创产值由1989年的97.4亿元增到1999年的7688亿元和2004年的30898.6亿元，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1989年的0.5%上升到1999年的6.1%和2004年的13.9%；由私人控股操纵的股份制企业所创产值由1999年的13746.0亿元增到2004年的80785.8亿元，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1999年的10.9%上升到2004年的36.2%。据2005年2月28日的《人民日报》报道，在40个工业主要行业中，非公经济在27个行业中的比重超过50%，在部分行业已占70%。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于2005年2月在《人民日报》上发布文章，称国有、个体、外资已形成“三足鼎立”的格局。国务院在2005年2月24日发出的一份文件中说，私营、个体经济已占GDP1/3以上。2006年3月4日《中华工商时报》发表全国工商联《十五期间民营经济形势分析报告》推算，2005年，内资民营经济占全国GDP的比重为49.7%（外资经济占15---16%，两者之和为65%）。由此看来，中国工业经济到2004年已总体私有化了。综上所述，当今中国，私有经济已处于主体性、基础性地位，起主导作用，而本是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基础并居主体地位的公有制经济，则只起补充作用了。
在这种背景下，国务院出台的那份《关于鼓励扶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已经把非公有制经济确立为中国“市场的主体地位”。党和国家更要求非公有经济和企业主担负起社会责任。2007年6月12日的《人民日报》上明确提出“新阶层”说，谓：“从八届全国政协开始，有了新社会阶层人士的身影，翻开十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名录，不仅许多非公经济人士榜上有名，律师、会计师、在外企工作的管理人员等也首次跻身其中。截至2006年底，私崇企业主中中共党员占32.2%，接近1/3；他们中的代表人士被选为全国县以上人大代表的有9000人，被推荐为全国县级以上政协委员的有30000多人。”从这种羞羞搭搭的表述中不难看出，这个所谓“新阶层”实际指的是新生资产阶级的社会力量。而如《人民日报》所说，这样的社会力量在社会主义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占居重要地位，确是非同小可之事。
那么，非公经济究竟是如何产生、形成的？在怎样运动、发展？存在着什么问题？党和国家又是怎样对待它的？下面就请看看我们所能实录到的这类材料：
一、今日的私有资本最主要的一个来源就是原来的国有资产、国有企业私有化过来的。下依时间先后选录一些报纸上公开发表过的材料------这些材料大多有头无尾，更没能充分揭露其中许多深刻的内情，以使人们从中得到一个概略性的了解：
辽宁大胆尝试经营新思路
选择一批大企业由外商承包或租赁
据《上海证券报》9月24日报道，辽宁省日前宣布了一系列吸引外商投资的措施，这将使海外投资者能够在辽宁省享受到更好的投资条件和具有更多的投资机会。
辽宁省副省长郭廷标发表讲话说，辽宁省将选择一批大企业实行委托租赁经营，由国外和港、澳、台地区的大财团、大企业承包或租货经营。而这种承包租货方式在以前只是适用于国内的企业经营者。此外，辽宁省还欢迎海外投资者利用辽宁现有的4000多亿元存量资产优势搞合资合作，欢迎外国政府及香港特区金融机构提供贷款，直接参与老工业基地改造调整，欢迎海外投资者参资购买辽宁企业将要上市的B股和H股。郭廷标说：“只要有益于合作，任何一种方式我们都可以大胆尝试。”
广州将拍卖大型国企
日前，广州市有关部门公告社会，决定对破产的广州异型钢材厂公开拍卖，这将是广州市首次公开拍卖大型国有企业。目前已有包括国有集体企业、私营企业和外国跨国公司在内的多家企业有意参加竞标。
（1997年9月29日《报刊文摘》，摘自《中国工商时报》）
选准“抓大放小”突破口
-----重庆推广合川放活小企业经验
李维平 陈明德 颜雨
〔编者按〕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强调，要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抓好大的，放活小的，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他还要求采取改组、联合、兼并、租赁、承包经营和股份合作制、出售等形式，加快放开搞活国有小企业的步伐。今天我们发表重庆搞活小企业这篇文章的时候，重庆市正在合川市召开进一步放活中小企业的现场会。我们高兴地看到，重庆市“抓大放小”的突破口是选社放活小企业上面，作为老工业基地，率先走出这一步棋，有利于整体突破。同时我们也高兴地发现，重庆市结合十五大精神加大力度推广“合川经验”，是因地制宜、多种形式并举。这对当前各地的“放小”工作，是有启发的。
今年，放活小企业成为重庆市全盘搞活国有经济的重要一环。市委、市政府认为，只有将点多、面广的中小企业首先放开放活，才有可能进一步将大企业抓好抓活。
于是，该转的转，该卖的卖，该股份化的加快步伐，已成趋势。经过大半年的理顺产权，整顿重组，调整结构，重庆市各区市县的一批小企业以崭新面貌开始进入市场角逐，呈现出盎然生机。
合川改革的启示
重庆各区县大面积搞活小企业源于山水秀丽的合川市。重庆市市长蒲海清曾感慨，一个既不靠高速公路，又不靠机场、铁路的地区，在软硬环境都弱于其它地区的情况下，竟有一批中小企业搞活了，搞好了，这是很耐人寻味的！
记者深入合川采访时发现，这里的变化十分巨大。嘉陵江、渠江、涪江三江环抱的合川，市属企业有1208户，由于种种原因，到1994年一季度，工交企业46家就有36家亏损，轻工和供销企业亏损面超过80%，财贸企业亏损525万元，比上年同期增亏10倍。当时全市10亿元国有企业总资产中，负债就达8.6亿元，净资产只有1.4亿元，照每年亏1500万元计，十年不到，这点国有资产就会亏光，职工无不心痛。
合川市委经过认真研究，认为关键是没有对症下药。症结就在产权不清，机制不活。只有把产权制度的改革作为突破口，帮助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梢忘使企业真正进入市场。1994年3月，合川市组织几路人马，实地了解了山东、江浙和四川宜宾等地小企业改革经验之后，召集市各大班子、各委办局和企业领导人，用了3天时间关起门来进行产权制度改革的研讨。不久，合川市委九届四次全委扩大会议通过了搞活合川小企业的决定。
合川确定搞股份合作制为产权改造的主要途径。他们认为，股份合作制从形式层次上低于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高于合作社，是结合中国国情出现的一种新的产权制度改革形式。这种形式不仅明晰了产权，而且劳资关系紧密，风险利益直接，企业更具有凝聚力。股份合作制的组织形式改变了职工身份，由原来单一的劳动者、经营者身份变成了既是企业的劳动者、经营者，又是企业财产的所有者的双重身份，其收入也由原来单一按劳分配变成了按劳分配和按资分配相结合的形式，明显提高了职工对企业的关切度，主人翁地位也由虚变实。
合川人清楚，在软硬环境都不具备的条件下要依靠大量外来投资者帮助发展是不现实的，只有把市内职工通过股份合作的形式组织起来，自己救自己，才能在竞争中求生存，才能在竞争中发展自己。
合川对涉及的具体问题，制定了几条基本原则：
要通过改制打破企业单一所有制结构，改变职工身份；要整体转让国有资产，原则上不设立国有股份；动员职工付现购买，尽量不搞付账经营；国有资产转让收入限期上交政府，防止国有资产流失；规定企业改制后仍归原来的主管部门实行行业管理等等。
在这样一个总原则之下，合川市围绕十大方面进行了探索：规定资产评估增值幅度的下限不得低于20%。设立企业的法人资产。规定投资主体不清的资产的50%以及公益金、福利基金、奖励基金所形成的资产等为企业的积累，将企业的积累按一定的比例划归企业所有。同时对量化资产、企业亏损和损失的处理，非生产性资产的处理，土地向题，离退休职工生活保障等过去难以处理的问题进行了规范。
经过三年多大胆尝试，迄今为止，合川全市国有改制企业，除四家设置国有股外，其余企业都把国有净资产全部转让给了职工个人，一次性授让国有资本555万元，政府将其收入投入到新项目上，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合川商业系统还公开出售一些零星分散的门店及闲置资产，先后收回资金近800万元，为企业开辟了一条新的融资渠道。
合川市长杨廷寿说：“多方并举，整体推进，不搞单一的改制形式，使企业构筑了新型机制，合川经济才能突飞猛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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