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网民诬告陷害案中的“诬”与“告”(2009-11-30 10:57:06)
（下面两篇博文的作者是北京苏占军律师）
何 为 诬 告 之 “告”
作者：苏占军
游精佑等三人诬告陷害案中一个极为关键的地方，便是诬告之“告”的含义。何为诬告之“告”？刑法第二百四十三条第一款并未给出答案。该款规定：“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意图使他人受刑事追究，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根据通常的理解，该款中的诬告之“告”，当为向有权受理刑事控告之机关提出的控告或告诉。在媒体公开散布言论，谓某公务员涉嫌犯罪云云，一旦失实便以诬告陷害之罪名予以追诉，诬告之“告”显然过于宽泛。实际上，在公开场合言论失实如构成犯罪，并非无罪可治，侮辱、诽谤便是准确的罪名。侮辱、诽谤，系因在公开场合散布言论而引起；诬告陷害，系因向刑事追诉机关提出控告或告诉而引起，两者并不难以区分。如以公开所为言论为诬告之“告”，网络人民就成专政机关了。
但就人装孙子（恕我粗鲁），愣是造出眼前活生生的案例；诬告之“告”是何含义，便有解释的必要（尽管本无必要）。法律的一点点进步，就是对法律的本意的不断探求过程。我国最高法院对诬告之“告”还未有过解释，在这里，我们不妨先看看台湾。
台湾刑法中有“诬告罪”，与大陆刑法中的“诬告陷害罪”极为相似，两者都把意图陷他人于冤狱，作为犯罪特征，但台湾的诬告罪的惩治范围要比大陆的诬告陷害罪宽泛些，它不仅包括意图陷他人于冤狱，还包括意图陷他人于惩戒处分这一情形。诬告之“告”是何含义，台湾最高法院“九十四年度台上字第三四二五号”刑事判决书中有过很好的解释。该判决指出：“按刑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项诬告罪之成立，以向该管公务员诬告为要件，而所谓该管公务员，系指于刑事或惩戒处分之实现，有其职权关系，而可受人申告者而言。在刑事案件，须为有追诉或处罚犯罪职权之公务员。在惩戒案件，须为有提出弹劾、移付惩戒、或有自为惩戒处分职权之公务员。次按政风机构依政风机构人员设置条例第五条第三款规定：政风机构掌理关于本机关员工贪渎不法之预防、发掘及处理检举事项。而政风机构受理检举案件，涉有刑责者，移送检察机关或司法调查机关依法处理，政风机构人员设置条例施行细则第六条第三款第三目定有明文。依上开规定，政风机构本身并无刑事侦查、追诉、处罚犯罪或惩戒处分之职权。如意图他人受刑事或惩戒处分，捏造事实向政风机构申告，与诬告罪中「该管公务员」之要件不合，难谓已向有刑事侦查、追诉、处罚犯罪或有惩戒职权之公务员申告。”
根据这一判决，诬告之“告”，乃为“向有刑事侦查、追诉、处罚犯罪或有惩戒职权之公务员申告”，而非其他；说白了，所谓诬告之“告”，就是向有权受理机关告发。大陆如有这样的解释，游精佑等三人诬告陷害一案，可能就不会出现了。但这仅是善良者们的善良愿望而已，古人有云：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它非要这么弄，谁也没法拦住。
附：台湾《刑法》第一百六十九条（诬告罪）规定：“意图他人受刑事或惩戒处分，向该管公务员诬告者，处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第一款）。意图他人受刑事或惩戒处分，而伪造、变造证据，或使用伪造、变造之证据者，亦同（第二款）。”
何 为 诬 告 之 “诬”
作者：苏占军
昨天写了《何为诬告之“告”》，今天接着写《何为诬告之“诬”》。
游精佑等三人诬告陷害案另一个关键的地方，便是诬告之“诬”的含义。何为诬告之“诬”？刑法第二百四十三条第一款未给出答案。该款规定：“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意图使他人受刑事追究，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根据通常的理解，该款中诬告之“诬”，当为捏造事实，伪造证据之意，这本不需要太多的解释。刑法规范的是社会生活，传统的罪状，应与常人对行为的一般理解相合，如盗窃，贪污、受贿，强奸等罪。但发生争议，便有解释之必要，如14以下少女自愿与某男发生性关系，某男是否构成强奸罪的问题。在游精佑等三人诬告陷害案中，检察官与律师对诬告之“诬”含义的理解针锋相对。是否公开散布之言论有失实之处，便为诬告之“诬”？
还得说台湾。台湾司法院公布民事、行政、刑事、国家赔偿案例，已形成机制，多少有点判例法的意思。公布的判例虽不能拘束其他案件之裁判，但法官、检察官、律师三位一体，如他们形成较为一致的司法认知，判例就有拘束之效。在新近公布的“诬告罪”一则案例中（裁判案号：98年台上字第6272号），台湾最高法院对诬告之“诬”做了很好的阐释，该判说：“……诬告罪以意图他人受刑事处分，虚构事实而向该管公务员申告为成立要件，若其所诉事实，尚非全然无因，只因缺乏积极证明，致被告诉之人不受诉追处罚者，尚难遽以诬告论罪。亦即，被告诉之人纵因证据不足，不受诉追处罚，但在积极方面倘无积极证据，足资证明告诉之人确系故意虚构者，仍不能遽以诬告罪论处。”这段话的核心意思是说，如果没有积极的证据证明告诉之人之“告”属于故意虚构事实之情形，便不能以诬告罪论处。证据有积极与消极之分，所谓积极，就是毫无凭据地捏造事实、伪造证据。
姑且认为游精佑等人就是“诬告”者，此案中有无属于“诬告”之积极证据？如果根据已知事实对真相的情节做出合理推演，以推翻疑点重重之已有结论，这属于质疑。真相便是在质疑中被发现的。刚刚过去不久的上海“钓钩”群案，不就是在公众质疑中才发现真实的吗？质疑属于诬告范畴的话，这个社会太可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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