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當日本「文明」的奴隸

對戰後體制的對抗，源自於對戰前文明矛盾的深刻反省。就以科學在啟蒙時代後建構起來的中立價值來說，在經歷了第一次大戰的慘烈壕溝戰、毒氣戰，整個人類文 明眼睜睜看著中立的科學結合所謂「絕對精神」的強效國家機器成為龐大屠殺的效率工具，文明不僅完全無法阻止，還進一步引發快感，第二次大戰更變本加厲，雖 然原子彈使戰爭終結，人類看見科學的內在問題及深刻危機，用和平使用這個價值取代中立，作為取得科學進一步發展的合理性。

但戰後體制表面上的和平演變70年，發展到現在卻也是內部矛盾連連。拿日本和台灣的核電發展來看就一目了然，經濟發展的需求，演變為官僚體制、企業、科學 結合成為利益共同體，完全無視核電的風險及科學本身的問題，重新塑造起科技烏托邦，對於民間的反彈，我可以告訴各位，除了採取法規制度的合法鎮壓之外，就 是拿理性、秩序等用語進行社會打擊。

的確，日本在災後的「文明」要求，除了是展現著人們自助互助的高尚情操之外，也是讓民眾在高度內聚的社會共識中，不被所謂文明之外，如犯罪等無政府行為威 脅，但要注意，這裡面卻一體兩面隱含著對社會異質的敵視，如果再加上對政府體制的絕對信任，那真的就是將釀災罪人，捧成救災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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