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新旧交替的年代。
　　所有人都在忙忙碌碌，他们找寻着新的位置。
　　不同的是：有人重新确立起来，有人却在迷茫中失去了自我。
　　——陈果《去年烟花特别多》
　　
《去年烟花特别多》完成于1998年，而1997年，是香港开埠以来燃放烟花最多的年份。农历新年，青马大桥启用，英国撤离，香港回归，回归后首次国庆，一共五次。对于香港人来说，那一年的夜空非同寻常。
　　1997年香港的春节，是英女王治下的最后一个春节。青马大桥开通，是港英政府最后的一项大型工程，联系到此前的新机场争论，其实充满政治内涵。米字旗的落下和五星旗的升起，意味着香港历史的新纪元。而1997年的十一，则是香港人百余年来的第一次国庆。
　　自八十年代以来，九七问题就在香港人心头挥之不去，未来的前途打算，都要考虑这个九七的因素，无论你是富商巨贾或升斗小民。这十多年内，绝大多数香港人都患着一种叫做九七的心理疾病：严重的时候，会把它说成“大限”，俨然人之将死；麻木的时候，则采取鸵鸟政策，脑袋钻进享乐之沙。在十多年间的香港电影、流行音乐、种种坊间文化里，九七的影响无处不在，个中滋味，也只有香港人自己能懂。
　　我曾不懂。尽管香港的影视歌文艺，是我们这一代大陆人青少年成长时期的主要精神养分之一。但是，对于九七情节，我们并不能完全理解。有时，香港人的悲观，反而会触发起我们的民族主义情绪：怎么能、怎么敢不愿做中国人，不愿回归祖国？
　　如今，香港回归后的第八年，我想我可以懂得一点。
　　如果真的有神灵预先告诉你，在某年某月某日，你的生活会迎来一个无法逃避的剧烈转折，可能改变你此后的命运，你的反应是什么？从现在开始的剩余时间，你打算怎么过？
　　这让人想起了亨利•詹姆斯的《丛林之兽》，里面那位抑郁的男子马丘，坚信在他未来的人生之路上，有一只猛兽会在某个时段跳出来，给他以重创。马丘在忧虑和戒备中，错过了一场近在咫尺的爱情。香港人的境遇，和马丘类似------九七，代表着一种强烈的确定的不确定感。“马照跑舞照跳”和“五十年不变”的承诺固然不断被重复，但这些都是一个允诺，而允诺的能否实现，主动权并不在香港人手中。当年被割让由不得自己做主，今朝归还仍是别人说了算。面对那个早早设定的年份，香港人心中的命运迷茫感自然而生。
　　1997年7月1日，就像一个闹钟设定好的时刻，香港人必须爬起来，去面试一份新工作。此前的整晚，在发条走动的声音中，香港人失眠了。
　　对于少年的我而言，这种感受曾是不能了解的事。我似乎从未想过，在自己未来人生的某日，我会面临转弯、陡坡或是“此路不通”的标识。我不知道也不关心自己的生命还有多久，只知道轻率地挥霍时间。
　　这种无知，至少保证了我的平静度日。可是，从三十岁临近起，我忽然无端觉得，那可能是我生命的终结点，即使我走过了那一年，此后的生活也不过是渐弱的惯性而已。不论如何，在我的三十岁，一定会发生什么。因此，我开始理解马丘，理解香港人的九七情结了。
　　我也开始琢磨死亡。我明白：最难煎熬的，不是死亡本身，而是在得知何时必死之后的等待。
有好多艺术作品就是这样：你在年轻时看觉得感慨万千，成年后却觉得味同嚼蜡；而你在年轻时味同嚼蜡的，也可能在成年后感慨万千。
　　《去年烟花特别多》1998年就出现在录像带出租的货架上，但我却一直没看。我等了五年，这个无心而为的抉择是正确的。只有当你着手解析你的生命历程以后，你才能看懂它。
　　直击九七回归的香港电影，还有一些，但《去年烟花特别多》可能是情绪宣泄得最淋漓尽致的一部。这种情绪，也使得大多数影评人把焦点落在港人身份认同、前途想象、中港矛盾等社会性议题上。事实上，导演陈果不知道是有意无意，触及了对生命的终极追问。
　　香港影评人石琪眼光敏锐，他抓住了影片的两个片断。一个是女中学生在巴士上嘲笑退役军人，结果被扔出窗外；另一个是女中学生捉弄老出租车司机，后者则癫狂般地蓄意报复。但石琪浅尝辄止，他称陈果要表现的是因事业挫折潦倒和身份定位混乱导致的中年精神危机，是中年人犯的“傻气”。
　　可是如果更进一步，我们会发现，何以中年男人的敌对对象一定是女中学生？
　　答案：因为中年男子们感受到了死亡的恐惧。
　　在这种恐惧的笼罩下，“中年懵佬”们厌恶青春、仇视象征着生命（生育）力旺盛的少女。《去年烟花特别多》中所谓的中年危机，与其说是社会环境变化的激荡，不如说是对生命走向黄昏的惊惶。九七对这些华籍英军而言，是一个身份的大限，但在冥冥中，还有一个生命的大限。
　　2004年，陈果推出了他的第一部恐怖片《三更Ⅱ之饺子》。严格地说，这部电影的感官效果并不算如何恐怖，或可称之为“恐惧片”。杨千华竭力想要留住的，是自己的容颜，拼命想要延缓的，是自己的老去。这样的心境，《去年烟花特别多》已有描述。
　　1947年，胡适56岁，写了一首小诗：“偶有几茎白发，心情微近中年；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适之先生很令人佩服，56岁还只是“微近中年”。
　　而多少人，鬓发犹黑，心情却已到中年？

这是一个展示荒诞的故事，但因为现实本身是荒诞的，所以其实它展示的是真实。
　　 在回归前后这个特殊时刻，香港民众对香港怀着憎恨和憧憬交织在一起的复杂感情。因此，这是一个表达末日情结的故事，无数愤怒的港人将普天同庆的回归日看作是末日，要赶在末日到来之前通过放纵来解脱和发泄。因此，这也是一个寄托希望的故事，从片中前后的色彩对比就能看得出来，陈果在刻意渲染一个新生的香港。但在新旧交替的转折点，有几个小人物抓住机会和回归后的香港一样获得新生？
　　 香港不景气的经济就像片中一开始的阴雨连绵一样，让人看不到希望。退伍军人家贤走投无路之下由弟弟家璇引荐加入了黑社会，他的战友Bobby做了保安，另外几个失业的失业，赋闲的赋闲，他们在河上划船以后将头浸泡在河水中，对着灰蒙蒙的天空大声呼喊，发泄着愤怒。在平时的言谈中，每个人似乎都焦灼而愤怒，“公平？这个世界有公平么？我家字典里的fair那页早被我撕掉了。”作为退伍军人，他们觉得英军把有用的都带走了，把没用的才留下，而他们就是那群没用的人；作为年近不惑的中年人，他们已经不能与年轻的一代争夺舞台，公车上一群中学生公然嘲弄他们，他们无动于衷，但家璇将一个女生丢下汽车的时候，他们又一起鼓掌，连那群女生都向家璇索要签名，这个荒诞的世界似乎永远是向年轻人敞开的，他们不适应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也遗忘了他们。于是他们有了一个大胆的提议――抢银行，这个提议只是遭遇了一点点抵抗就全体通过了。“将来我们的老板是谁，是gcd啊，gcd以前都是社团，劫富济贫有什么不好？”家贤的父亲也这样教育家贤。只是，家贤有一个要求：不能用真枪。无独有偶。另一伙人也早就预谋着一场抢劫，于是抢劫当天发生了戏剧性的一幕。家贤他们刚冲到银行门口，正好迎头碰上抢完出来的那批人，双方对峙的时候，警察赶到，于是一场乱战。更富戏剧性的还在后面，家贤他们的人全身而退以后，点名的时候却发现多了一个人，而这个人是家贤老大的女儿，她带着抢来的所有钱，于是他们赶走阿珍意外地得到700万。当然，事情没有就此而止，阿珍来和家贤斡旋想拿回500万，并在与家贤交往中知道了他们原来是以前和她开玩笑抱走小狗的兄弟俩。阿珍喜欢上了家贤，但家贤并没有接受。家贤得知在银行当保安的Bobby被歹徒所杀心情沉痛，家璇又席卷所有的钱一走了之，让他心情更加低落。一天，在饭馆吃饭的时候，两群小混混对峙，家贤想从中阻止，却引发了一场械斗，愤怒的家贤仿佛看到家璇的影子，拿刀追砍那个奚落他的小混混，并拿枪将小混混脸上打了一个洞。家贤被其中一个小混混开枪打中头部倒地，在他躺下的瞬间，脑海里闪现出了过往的种种美好，他露出了欣慰的微笑。还是没有结束，一年后，崭新的阿珍从国外回来，他老爸向她说着崭新的香港，这时候阿珍看到了自己托付给家贤的小狗，但已经是搬运工人的家贤和她的小狗早已不认识她了。家贤一路走，一路开心地笑，他的生活似乎从此只有快乐，也并不认识那个一直在寻找那群女学生的执著的出租车老头。有意思的是结尾，英军降旗时那个被风吹起裙子露出屁股的士兵再一次给影片添加了荒诞的喜剧效果。
　依然是极尽荒诞之能。香港回归的倒数之下，一个有个做混混的弟弟的男人，和他身边同样被从不知哪里拽下来，歪歪扭扭踩在一个政权交替的边界上，过早掉入手足无措的境地。你看他那个弟弟，满天灿烂的烟花下面用消音手枪轻而易举地解决掉一个人，老爸生日打个电话给他要他代为转达。然后他“屈尊”加入了，他们带着玩具装备去抢银行了，歪打正着地不劳而获了。
　　然后是他怨天怨地的满腹牢骚——“如果不是你，我怎么会加入黑社会，我怎么会去抢银行。”然后在一个不理想的时机遇上一个女人，一个说要泡他但马上又走开了的女人。他的弟弟也在那个时候走了。倒是这个跟他弟弟一样瘦的女人不痛不痒地说了：你跟他们不一样。
　　你看这个黑白僵持的世界，就像那个被当作炸弹在墙上砸个稀巴烂的西瓜。这个时候香港回归了，查尔斯王子发表谢幕演说，香港官员们一个个操着不过关的国语宣誓。他在游行兵队经过的时候举起了神圣的右手，却被当作图谋不轨的恐怖分子。
　　电影依然没有结束。直到他用枪击穿了另一个混混细路仔的脸颊。中枪倒地之后，他顺势回顾了这个时代变革之下自己经历的所谓人生。最后看到的是头顶一闪一闪的霓虹灯。
　　忘了是什么时候的哪一个镜头，蓝天白云，美妙得诡异。结局也正是，奇迹到莫名理想到俗套的一个“重新做人”昭然若示。终于确定这电影是真的结束了，脑袋里乱得很。
《去年烟花特别多》记录了在香港回归前夕，五个被迫失业的华人英军，对这个社会心存不满，以及对前途的徘徊与失落，并且失去了社会责任感，所有人都彷徨失措。

另一位影评人蒲锋对《去年烟花特别多》颇有意见，因为它“歇斯底里”。他举出的例子就是中英草签协议的是在十多年前，那些华籍英军在行伍中应该已经知道了他们在九七之后的结局，他们不应该有那么强烈的失落感，就算不能正视新生活的现实，落差也不该如此巨大。由军人堕落为劫匪，心理转变欠缺说服力。
　　不过，我倒觉得《去年烟花特别多》说出的可能是一种人性的真相。
　　有些人很聪明，懂得未雨绸缪，永远都在为自身的下一步盘算计划。他们可以脱下军装，就去早已签约的写字楼报到。但还有一些人，即使明知道那一天即将到来，却只是以拖沓的姿态随波逐流，把自己交给未来任其摆布。他们是瓦尔特•本雅明所说的缓慢转动的土星。他们忧虑，却也仅仅是忧虑而已。
　　克尔凯郭尔说，喜剧和悲剧在无穷的极点上相交――即在人类经验的两个极端上相交。《去年烟花特别多》给我们展示的正是悲剧与喜剧交汇的地方――荒诞可笑的痛苦。影片一开始一个孩子透过一个人脸上的洞来看整个地铁里的世界，这种充满童真的残忍奠定了整个片子的基调：如鲠在喉的欢笑。片中细节无不呼应这一基调：家贤老爸语重心长地鼓励他做点“劫富济贫”的事；在烟花绽放的海滩，家璇从容地杀人；抢劫的时候，每个人的代号分别是北京、上海、广州、香港、旺角什么什么几号；家贤的老大知道他们抢劫以后，一本正经地骂他们卑鄙埋怨他们也不叫上他；家璇将一个女生扔下公车以后，她的同学围上来索要签名，俨然是在追星；迪厅里借着普天同庆的名义搞色情狂欢以庆祝“水深火热”中的英国香港人们被解救出来；Bobby死后，他的孩子一路欢笑地参加葬礼；阿荣拿着地址去学校找女儿阿珍，同学说根本没这个人，他压根不知道自己的女儿早就是抢银行的歹徒中的一分子；家贤以失忆的方式获得新生……当深刻的痛苦与笑相交融的时候，展现出来的是喜剧也是悲剧。陈果极力表达的希望其实没有比他展示出来的绝望更多，喜剧只有到达绝望的程度才是荒诞，才是现实，才是现代的，而这点无疑超越了充满了哄人开心的轻喜剧和骗人眼泪的古典悲剧。
　　　　疼痛就是这么一种物质。在没有涌入你的喉咙之前，你永远难以想象它的烈度。你用既来之则安之宽慰自己，你用反正躲不开就直面承受来鼓励自己，但当你真的喝下第一口，才知道它是那么火辣。
　　《去年烟花特别多》，讲的就是一个疼痛的故事。
　　陈果是排外的，他的电影里香港人总是受到外来文化的挤压。那么[荷里活]里香港绝不是上海妹红红的幻想，他和他的人民，毫无疑问只是脚下的一块跳板而已。那么香港回归前后的家贤呢？小人物一场荒谬的夹缝求生？

本片的纪实性主要在于驻港军队进入香港时的记录片与影片故事的完美结合，其几可媲美JFK的剪辑技巧天衣无缝的使整部电影的高潮部分显得极其真实可信，那场瓢泼的倾盆大雨、那个被狠狠的摔在墙上支离破碎的西瓜、那些绚烂而且一闪一过的烟火，这些景象在陈果式的荒诞镜头使得香港回归这一历史事件也透着一股子充满草根味的平民气息。

要说没看懂的就是片尾那个跟家贤长得一摸一样的送货人，而且镜头从他脑后掠过时明显缺了块头发，但是他好像一点也不认识刚刚回国的阿珍，不知是因为后脑的那一枪让他失忆了还是导演想来点轮回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