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車旅館-促成史上最牛音樂節
對於酷愛搖滾樂的人而言，無論性別、國籍、民族、年齡，“伍德斯托克”幾個字都是暢行無阻的通關密碼。 1969年的夏天，在“和平和音樂”的感召下，50多萬嬉皮士從美國的四面八方湧入名為伍德斯托克的小鎮，在短短的3天裡，創造了音樂史上最偉大也最著名的音樂節，成為搖滾樂迷眼中永恆的紀念。而今，作為音樂節的親歷者和幕後推手之一，埃利奧特·提伯帶著他的鮮活回憶《製造伍德斯托克》來了，而導演李安根據此書改編的同名電影已在今年的戛納電影節上大放異彩。近日，記者專訪了《製造伍德斯托克》作者埃利奧特·提伯。
1969年夏，50萬嬉皮士的理想主義故事
伍德斯托克音樂節被公認為美國上世紀60年代嬉皮士運動最具代表性的事件。伍德斯托克原本是一個距離紐約市中心160公里的避暑勝地，當地居民多以務農為生。上世紀60年代中期，一批音樂家看中了這裡的藝術氛圍，紛紛移居此地，其中就包括著名的美國抗議民歌手鮑勃·迪倫。在一個身為富家子弟的名叫邁克爾·朗的嬉皮士的發動下，在“和平和音樂”的口號下，到1969年8月15日音樂節開幕，聞訊趕來的嬉皮士大約有50萬人，另有100萬人因交通癱瘓而被堵在了路上。當時深陷越戰的美國，國內反戰浪潮高漲，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音樂節“和平和音樂”的口號給了這些平均年齡不足20歲的嬉皮士們最熱誠的召喚，在音樂會上，他們打出了“做愛不作戰”、“別相信30歲以上的人”這些青春的宣言。音樂節當天，打頭陣的黑人歌手里奇·海文斯抱著一把吉他連唱三個小時，返場6次，直到把存貨唱完。當他第七次被迫返場時，望著台下50萬雙純潔的眼睛，他靈機一動，想起一首古老的黑人民歌《失去了母親的孩子》。
披露音樂節背後的真實故事
很多人誤以為《製造伍德斯托克》一書作者埃利奧特·提伯是伍德斯托克音樂節的創辦人，其實並非如此。著名音樂評論人張曉舟提醒讀者提伯只是幕後推手之一。
為了不讓父母經營的汽車旅館倒閉，伍德斯托克小鎮青年提伯主動提出為音樂節提供場地，並最終促成了在這個默默無聞的白湖小鎮上演了世界音樂史上最偉大的音樂節。而這場劃時代的搖滾盛會從此改變了世界，也改變了當時身陷家庭債務與同志身份雙重壓力之下的34歲的青年提伯。
在《製造伍德斯托克》這部個人回憶錄中，提伯用幽默豁達的文字，講述了伍德斯托克音樂節背後真實的故事。在音樂節之後，提伯找到和身為同性戀的自己相處的方式，得到父親的接受與諒解，也徹底改變了他和這個世界的關係。
伍德斯托克魔力：
青年李安遠在台灣備受震撼
至今為止，伍德斯托克音樂節仍然是世界音樂史上最著名的一次音樂節。參與過這次音樂盛事的整整一代人被人們賦予了一個共同的稱號：“伍德斯托克一代”（Woodstock Nation）。伍德斯托克的魔力40年來從來不曾消減。
對於很多曾經身體力行嬉皮生涯或心嚮往之的一代人來說，“伍德斯托克”是他們共通的“通關密語”，據台灣作家馬世芳描述這些長輩甚至多年後大老遠到了美國，再大老遠專程開車親訪伍德斯托克故址，只為了去看一眼那片起伏的青草地。在伍德斯托克音樂節在美國掀起風潮的1969年，台灣青年李安正留著長發、穿著大喇叭牛仔褲，在馬路上溜達，還差點因此被警察抓走。此時遠在美國小鎮伍德斯托克的自由、青春和純真帶給他相當大的震撼。數十年後，李安之所以選擇拍攝《製造伍德斯托克》，也許與青年時代的感動有極大的關聯。據說，2007年提伯的《製造伍德斯托克》出版後，他在舊金山一個電視談話節目中與李安同台，兩人聊到伍德斯托克音樂節，節目結束後，提伯立刻把新書送給李安，幾個月後便接到改編電影的消息。
人們至今依舊驚嘆音樂與和平的凝聚力
對話《製作伍德斯托克》作者埃利奧特·提伯——
人們至今依舊驚嘆音樂與和平的凝聚力
廣州日報：就你看來，為何李安導演會選中你的書改編為電影？
埃利奧特·提伯：因為他前六部電影都是嚴肅的悲劇，李安導演想拍一部喜劇片。他喜歡我的幽默感和我的故事。
廣州日報：能否談談和李安導演的合作？
埃利奧特·提伯：我被聘為這部電影以及李安導演的劇本顧問。我為影片的場景、人物、周邊環境以及節日氛圍等方面做評註和描述。
廣州日報：你覺得這部電影怎麼樣？你對改編還滿意嗎？
埃利奧特·提伯：我非常喜歡這部電影。它有趣、動感十足、感人，構思精巧。電影在精神和細節上都和我的書非常接近。
廣州日報：在你心目中，究竟什麼是“伍德斯托克國”？
埃利奧特·提伯：“伍德斯托克國”是外界賦予我們的名字，指的是當時在伍德斯托克農場中狂歡的50萬人。為了這3天的和平和音樂，人們從四面八方聚集在一起。在這裡，沒有殺戮、暴力和衝突。我們事實上在這3天裡組成了一個國度。
廣州日報：在你看來，今天為何全世界的人還會談論起伍德斯托克？
埃利奧特·提伯：人們依舊驚嘆於竟然可以通過音樂與和平聚集起近百萬人，這種驚嘆在今天依然有共鳴。
廣州日報：回顧過往，伍德斯托克為你及你的同輩人帶來了什麼？
埃利奧特·提伯：伍德斯托克賦予“自由”的感覺以新生，正如在音樂節上里奇·海文思所唱的一樣美麗。我為這本書和電影命名為《製造伍德斯托克》（Taking Woodstock），因為在過去的40年在我心中“伍德斯托克”一直伴隨著我。它給了我自尊，自我價值的發現，以及音樂帶來的和平與和諧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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