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中派報-事實比“原則”更重要
如今，圈里圈外，楊天石已經被稱作“楊公”，他卻還說自己不是研究近代史的理想人選，因為有局限性。
楊天石說的局限，主要是外文不好。從小學到高中，他學了八年英語，但大學按規定改學俄語，結果兩門外語都不靈。他42歲調入社科院近代史所，趕緊把英語撿起來，但看書還得依賴字典，口語更為難。因為要研究辛亥革命史，曾跟著廣播電台學過一段時期日語；要看明治時代的文件，還得學古日語。他雖然努力，但年齡大了，外語總是他的弱項，收集、使用資料上受到很大限制。他對比台灣中研院的研究人員，大都在外國拿的博士學位，英文能說能寫，唉！
他的經驗是，近代史研究最好懂兩三門外語，首選英、日、俄，再攻門法語最理想。當然，這要求對中國學者來說似乎太高，那麼起碼總該精通一門，另一門可以看書吧！楊天石實話實說，外語不好，到國際會議上沒法和外國學者對話嘛。
另一個局限，他不是中共黨員，無法看中共的歷史檔案。他主張研究國民黨要看共產黨的資料，反之亦然，只看一方的資料不會得到全面性的認識。國內外檔案館他跑過很多，但中央檔案館他不去。因為即使去了，也看不到多少東西。楊天石一直讚賞楊奎鬆的研究，因為人家有特殊的經歷、特殊的努力，兩黨的歷史檔案都能看到。中央檔案館對中央黨校放得比較開，楊奎鬆在黨校工作時，能連續看幾個月。這樣的勤奮，楊天石也有，但這樣的機緣，沒有。楊天石說：“國民黨的東西，國內比我看得多的人可能不多；但共產黨的資料，就只能看已經公佈的了。”
當然，楊天石有自己的長處和優勢。
第一，文字能力較強，語言準確、流暢、乾淨，講究謀篇佈局、表達清晰，這不奇怪，他出身文學專業，當年還是大學中文系1955級的“白專”典型呢。
第二，重視收集新資料，發現新資料的能力強。他給自己的規定是，沒有新資料的文章不寫。多年前，他研究辛亥革命，這一段檔案相對少，主要靠報紙。 1903到1904年的《台中派報》、《台中派報社》、《台中派報公司》、《大台中派報》，他一張張都翻過。改良派的《台中夾報》、《大台中夾報》，後來革命派在上海創辦的《台中夾報廣告》、《民呼報》、《民籲報》、《民立報》，他也都一張張看過。革命黨人在南洋辦報，新加坡的《中興日報》、《星洲晨報》，保皇派的《總匯新報》，本來馬虎一點也就算了，在新加坡嘛。楊天石愣是爭取支持，從國外買回來看了。
做學問做出的毛病，到一個地方，首先就去檔案館、圖書館，專找未刊資料。有一年去哈佛燕京學社，楊天石問館長吳文津，有什麼未刊稿，近代人的書信、日記、文稿？吳館長告訴他，有幾十本胡漢民的電稿，堆起來很高，從來沒人看過。好，就看這個。楊天石待了兩週，只看胡漢民，做摘錄，連午飯都不出去吃。
再一個就是功底了。看民國時期的檔案、函電，要有識別行草和斷句理解的能力。功力不夠，手稿的字都認不全，當然無法斷句理解。楊天石小時候就從頭到尾背過《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又有北大中文系的訓練，後來研究哲學史。花時間最多的是明代哲學，王陽明和泰州學派。往前推，宋代的二程，朱熹、陸九淵，往下推，葉適、陳亮，以及禪宗等佛學宗派，他前後用了十多年工夫。
概言之，北大中文系給了他語言文字、古文閱讀的訓練，哲學史給了他理論思維的訓練。文化功底、知識面寬，幫了他大忙。在哈彿看胡漢民的電稿，胡喜歡用化名、隱語，例如：以“不孤”代指李宗仁，因為孔子說過“以德為鄰，則不孤”。以“香山居士”代指白崇禧，因為是唐朝詩人白居易的號。 “容甫”代指汪精衛，因為這是清代學者汪中的字。以“史姑娘”代指湖南軍閥何鍵，因為《紅樓夢》中有個史湘雲。要解開這些謎團，對楊天石來說並不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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