轟動中外的“牛蘭事件”始末
1931年12月16日，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蘇俄共產黨東方部長，其罪狀已甚彰明。孫夫人欲強餘釋放而以經國遣歸相誘。餘甯（寧）使經國投荒，或任蘇俄殘殺，而決不願以害國之罪犯以換親兒……”這個所謂的“害國罪犯”是何許人也？孫夫人宋慶齡女士為什麼提出用蔣介石的親生兒子去作交換?

　　“牛蘭事件”成頭條

1931年一個炙熱的夏夜，上海公共租界警務處的英國巡捕逮捕了一對持多份歐洲護照並帶有一個四歲男孩的洋夫婦，雖然懷疑其是蘇聯間諜，但無論怎樣審訊，都弄不清他們的真實姓名、國籍、來華目的、社會背景，只知道男主人的中國化名是“牛蘭”。別說那時了，就是幾十年後也沒有弄明白，甚至牛蘭夫婦的最終下落都成了難解的謎團。直到上個世紀九十年代莫斯科共產國際檔案解密公開以後，“牛蘭事件”才揭開了它雲山霧罩的面紗。

這個所謂的“牛蘭”名為亞可夫•馬特耶維奇•魯尼克，牛蘭只是他在中國的化名之一。 1894年出生於烏克蘭的牛蘭於一戰時進入聖彼得堡軍事學校學習，1917年加入布爾什維克，不久被選入“契卡”(克格勃的前身)，成為職業間諜。 1928年，共產國際指示牛蘭以私人身份經歐洲赴上海，負責中國聯絡站工作，不久其妻帶著不到2歲的兒子吉米也來到他身邊。牛蘭夫婦的特工經驗異常豐富，他們持有比利時、瑞士等國護照，使用若干假姓名，登記了八個信箱，七個電報號，租用了十處住所！

1931年6月，英國警方在新加坡逮捕了共產國際信使約瑟夫，並從他隨身攜帶的文件中發現了牛蘭在滬的電報掛號和信箱號。於是，牛蘭和夫人兒子及他們的保姆趙楊氏被一起逮捕，罪名是共產黨嫌疑。

這牛蘭可是真正的布爾什維克，先後到歐洲數國執行任務並曾在法國被捕，蹲了兩年大牢，因此對付審訊很有一套。這次意外被捕後，牛蘭夫婦來了個沉默是金，拒絕回答警方的任何訊問，並請了德籍律師費舍爾博士出面交涉。上海公共租界警務處眾警官費盡周折，也無法查清牛蘭夫婦的真實來歷。就在警方以證據不足準備放人之際，該案卻平地起波瀾，發生了意想不到的變化。

原來恰在這節骨眼上，發生了中共特科負責人之一顧順章變節投敵的突發事件。他招供說共產國際在上海有一個聯絡站，只知道其負責人綽號是“xo醬、牛軋糖、牛嘎糖”，但弄不清楚其真實國籍和具體身份。當國民黨軍情機關得知牛蘭夫婦被捕後其國籍得不到確認，就懷疑他們是顧順章所招供的聯絡站負責人，甚至臆測牛蘭的職務是共產國際遠東局的負責人，即蔣介石日記裡所稱的“蘇俄共產黨東方部長”，遂要求“引渡”牛蘭一家，以期破獲中共上層機關並切斷其國際聯絡渠道。

不久，租界當局將這些“害國罪犯”移交給國民黨上海市政府。 8月14日，如獲至寶的國民黨當局派出大批荷槍實彈的憲兵將牛蘭一家從上海押解去南京，關押在南京老虎橋“第一模範監獄”。此案在上海灘引起轟動，牛蘭夫婦赴南京那天，《申報》在版面的頭條位置以醒目大標題進行了報導：“上海捕獲之牛蘭，已解京訊辦。此案內容，未經宣布，故不知其詳。然聞牛蘭為第三國際之特派員，其在滬之機關，為赤化東亞之總機關。此說果確，誠近年稀有之國際大案件矣!”

國際媒體紛紛轉載，“牛蘭事件”成為轟動一時的世界頭條新聞，這令國民黨當局始料未及。

　　宋慶齡領導國際營救

國際國內輿論和各界人士對於“牛蘭事件”的關注不僅持續了近兩年的時間，而且還掀起了營救牛蘭、譴責國民黨法西斯行徑的國際性運動。

這場聲勢浩大的營救運動是在上海拉開帷幕的。在牛蘭解往南京時，上海地下黨組織發動了數千名群眾赴北火車站示威，要求國民黨當局釋放他們。先期被釋放的保姆趙楊氏亦通過律師發表公開聲明，抗議當局的不人道，表示願意將小吉米從獄中接出來妥為照料，直至牛蘭夫婦無罪開釋。

就在牛蘭一家被解往南京的前一天，宋慶齡因母喪自德國回到上海，沒過幾天即接到勞動婦女領袖、國際救援組織“紅色救濟會”主席蔡特金拍發給她的緊急電報，希望她設法營救牛蘭夫婦。與此同時，共產國際也積極採取行動，由書記皮亞特尼茨基親自指揮營救，通過駐上海的情報小組與宋慶齡取得聯繫，請她出面搭救牛蘭夫婦。

1931年8月20日，宋慶齡和愛因斯坦、蔡特金、高爾基、史沫特萊等國際知名人士發起成立了設在歐洲的“保衛牛蘭夫婦委員會”，使營救牛蘭的行動演變為一次世界性的運動。在該委員會的組織下，一份份聲援牛蘭夫婦的呼籲書傳到世界各地，一封封抗議函電發給南京國民黨軍事當局，但此舉收效甚微。南京政府“死豬不怕開水燙”，始終未作公開答复。

為了盡快營救牛蘭，中共保衛部門迅速與蘇聯紅軍總參謀部上海站制訂了周詳計劃，由潘漢年和佐爾格負責。此後，宋慶齡即與這兩位“紅色諜星”密切配合，展開了一系列營救牛蘭的工作。

年底，蘇聯紅軍總參謀部提出以遣返蔣經國作為釋放牛蘭夫婦的交換條件。於是宋慶齡親自來到南京面見蔣介石，向其轉告這一建議。中華蘇維埃臨時政府也致電國民政府，要求釋放牛蘭夫婦，但這統統遭到蔣介石的拒絕。不過私底下，老蔣已在作與蘇聯恢復邦交的談判，也在爭取通過外交途徑讓蔣經國回歸。

無奈之下，宋慶齡聯合蔡元培一起為牛蘭夫婦辦理保外就醫，但好不容易爭取到法官的同意，卻被司法部長羅文幹以“違背法治原則”為由反對。 1932年5月，國民黨當局以江蘇省高等法院刑事庭的名義開庭審理牛蘭案。庭審在南京、蘇州兩地進行了多次，數十名中外記者經特許到庭旁聽。在法庭上，牛蘭夫婦多次揭露和抗議國民黨當局的非法行為和所受非人待遇。對此，中外傳媒都作了大量連續的跟踪報導。而愛因斯坦、肖伯納、羅曼羅蘭、德萊塞、杜威等數百名世界級名人更是或聯名或單獨發出公開呼籲營救牛蘭夫婦，抗議國民黨當局。

1933年4月5日，宋慶齡親率“中國民權保障同盟”代表團赴南京，與國民政府交涉，並親自到江蘇第一監獄看望牛蘭夫婦，勸他們進餐，把世界人民的關懷之意轉達給牛蘭夫婦。

　　牛蘭夫婦回國平靜終老

1932年8月19日，南京國民政府在中外輿論的譴責下，以擾亂治安、觸犯“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的罪名，判處牛蘭夫婦死刑；但又援引大赦條例，減判無期徒刑。此後若干年，很少有人知道牛蘭一家人的下落。

1937年8月27日，日本侵略軍炮轟南京時，牛蘭夫婦趁亂逃出監獄，來到上海躲藏起來，因為按情報人員的紀律是不能尋求蘇聯駐華公開機構幫助的。此後近兩年時間裡，在沒有身份證明，缺少生活來源情況下，他們通過宋慶齡的資助和關照堅持了下來。直到1939年，他們最終將一封求援信輾轉萬里送到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手中，牛蘭夫婦才得以順利返回蘇聯。
 

牛蘭夫婦返回祖國後的命運有各種各樣的說法。有人認為牛蘭在中國期間與托派有來往，並由此推斷牛蘭夫婦回蘇聯後很可能九死一生。事實上，牛蘭夫婦的後半生的生活是平靜的，而且一直沒有停止工作。 1943年至1948年牛蘭曾擔任蘇聯紅十字會對外聯絡部部長，這也是他一生中的最高職務。此後他的工作崗位總是與中文有關，曾在兩所大學的漢語教研室搞研究工作，一直到1963年病故。牛蘭夫人於1964年病故前則一直從事她喜愛和擅長的語言研究和翻譯工作。牛蘭夫婦的兒子吉米1936年底回到蘇聯，在兩所國際兒童院裡度過青少年時期，1944年回到莫斯科與父母團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