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國軍抗日不力的真實原因】  

J-10A 

在討論國軍抗日的情況前，有必要先界定清楚何謂國軍，再說他們抗日是否不力。

廣義來講，所有參與抗日作戰的中國軍隊，原則上是受當時國民政府中央軍事委員會統一指揮的，都是國軍──國民政府軍，如由紅軍主力改編的八路軍，全名是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所以你能說國軍抗日不力嗎？不能，因為抗戰爆發後，中國軍隊的第一次完全掌握戰場主動的平型關戰役，就是由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打响的。

如果人們認為八路軍其本上是由共產黨指揮的，不是人們印象中的國軍，那麼狹義來講，國軍可以說是由國民黨直接指揮的部隊吧。不過當時聽令於國民黨指揮的軍隊，還是分有幾個派系，最大的幾個集團分別有蔣介石自己的國民黨中央軍，主要是由出身於黃埔的將領指揮，閻鍚山的晋系，李宗仁、白崇禧為代表的桂係。而地方軍如川軍，湘軍、滇軍都有相當實力。

我們能說這些國軍抗日不力嗎？不能，因為在淞滬會戰打破了日軍三個月滅亡中國的狂言的，正是國民黨中央軍；因為山西保衞戰擋住了日軍精銳，坂垣征四郎的第五師團兩個月的，是閻鍚山的晋軍（當然八路軍也幫了他一把）；因為鼓舞了國人抗日決心的台兒莊大捷，戰役總指揮是第五戰區指揮官的李宗仁。

而地方軍方面，當抗戰進入戰略相持階段時，中國沿海、華北、華中等精華部分均為日軍所佔，川軍基本上是當時國軍人員的主力，期間於1943年的石牌保衞戰，以傷亡1.5萬人的代價殲敵25718人，保住了重慶的門戶，川軍的犧牲是巨大的；湘軍於1939到41年間，在三次長沙會戰阻擊了日軍西進，破壞了日軍進入湘西、黔貴以包圍重慶的戰略意圖，結果日本要到1944年才打通此一戰略路線，但已成強弩之末；而滇軍在支援中國遠征軍的緬甸作戰上，亦功不可沒。由此可見，不論是那一方面的國軍，在抗日戰爭期間沒有那方面抗日不力。

最近，一本大陸出版的關於抗戰時國民黨軍隊的書的結束語中，我看到這樣一段文字“八年抗日戰爭，尤其是戰略防禦階段，國民黨軍隊中的大多數將士的作戰是英勇的，他們為抗擊日寇的進攻，為中華民族的生存進行過殊死抵抗，與全國人民一道用自己的血肉之軀築起了一道民族的長城，是永遠值得中國人民和一切愛好和平的人們的尊敬和懷念的！”。

所以，抗日戰爭之所以拖延十多年（嚴格上來講自九一八事變起，日本已開始侵略中國），做成中國大部分地區都陷於戰亂，損失巨大，是沒有所謂國軍抗日不力的真實原因，只有最高統帥沒有找緊抗戰的決心，也沒有戰略的頭腦。

大家可以回顧一下，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奪去了東北，實際上已開始侵略中國了，如果蔣介石不願對日開戰的理由是認為國力不夠的話（GDP比不上人），是否應該要去搞好內政，團結各界，發展國民經濟，奮發圖強？可自1931年到1936西安事變這五年間，他在做什麼呢？表面上他是在剿共，實際上就是讓紅軍在被圍剿與在長征的過程中，與湘粵桂黔川陝的地方軍隊作戰，消耗各地方實力，然後讓他的中央軍「接收」這些地區。長征期間，負責追剿的中央軍指揮是顧祝同，但他始終按照蔣的指示，只是咬住紅軍主力長征的路線，並未有與紅軍主力正面交戰。所以，蔣介石不是因為國力不夠而不願與日本開戰，而是自私地希望由他一人控制黨政軍系統，一人當國，引致內戰頻仍，兵禍連年；沒有一個安定的環境，那中國當然不能強起來，也就變得更無力與日本抗衡了。

由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到38年底武漢失陷進入戰略相持階段，國軍所犯的是戰略方針的錯誤。我們面對是一個比我們佔有優勢的敵人，應該以長期消耗戰（毛澤東所說的持久戰），不應與敵人争一城一地的得失，直到把敵人拖垮，俄國人能打敗拿破崙就是這個原因。但抗戰一爆發，國軍精華都集中在（南）京、滬、杭一帶四面臨敵，任由日本陸海空軍發揮優勢，雖然靠著士兵的同仇敵愾，以巨大的犧牲阻住了日本的向內陸腹地快速挺進，但卻將自己的精銳消耗掉，使到這段期間，整個中國戰場的戰局，都只能由戰鬥力較差的非中央軍支持著。如非李宗仁在徐州打了一場勝仗，推遲了華北與京滬地區的日軍沿津浦線南北會師，則國軍更無時間去準備隨後的武漢會戰，加快沿江各省的淪陷速度。就是因為在開戰之初國軍已消耗掉自己的本錢，致使在往後的幾年，中國軍隊基本上都處於捱打狀態，直得太平洋戰爭爆發，美援開始到位後，才能進行有限的戰略反攻。蔣作為當時全國的最高統帥，對於戰略上的錯誤，他有無可推卸的責任。

到抗戰中後期，美軍援開始不斷裝備國軍，不過這些可謂精銳的國軍不是用來在國土內反擊日軍，而是組成中國遠征軍，與美軍及英軍一度去出擊緬甸。反擊緬甸，表面上是要打通滇緬公路，好讓盟國的軍援可以更方便地運到我國後方，但在戰略上，實際的最大得益者是英國，因為保住緬甸就等於確保了英國在戰時大後方──印度的安全。無奈當時全國的戰時物資主要都由盟國供應，人家要你出兵去打緬甸亦難以對人家說不。

不過在1942年第一次對緬作戰失敗後，到1944年發動第二次對緬遠征時，其實明顯已能看到日本在其他戰線上都失利，而且戰線拉得太長，日本對駝峰航線的阻擊能力不多。李宗仁當時就曾經勸說蔣介石，可利用美援的精銳部隊出擊廣西，打通南寧到北海一線的出海口，與美軍正在菲律賓的進攻遙相呼應，如是則能欄腰切斷日本與南洋的海上交通，加快日本的崩潰。但蔣介石還是決定與盟軍一起出擊緬甸，美式裝備的新編部隊全集中在滇西，與在印度出擊的部隊夾擊在緬甸日軍。雖然第二次對緬作戰以全殲在緬日軍作結，但由於國軍主力都在西南，1944年4月，當日本發動一號作戰時，根本無力阻擋日軍的大進攻，結果國軍一路潰敗，到了當年12月一號作戰完結時，豫湘桂三省大部淪陷，國軍損失約60萬人，對於緬甸的勝利可謂得不償失。

所以，在抗戰時期，人們覺得中國軍隊表現不濟，不是因為國軍抗日不力，問題主要出於最高統帥的戰略指導有問題：應該積極團結，勵精圖治以抗日的時期（七七事變之前），蔣介石卻在打內戰；應該避敵鋒芒，保存實力以圖全的時期（抗戰剛爆發時），他卻去消耗自己的實力；應該全力反攻，收復失地的時期（抗戰末期），他卻勞師動眾，幫人收復失地，而自己的國家的土地卻一失再失。

若果要找國軍抗日不力的地方，那亦能找到幾個例子，如韓馥渠棄守黃河，打亂了抗戰初期守黃河以保華中的戰略，不過那些人不是蔣介石的嫡系，犯了如此大錯後，通常都給老蔣斃了。而抗日不力，又可以升官發財的，通常都是老蔣嫡系，當中不能不提湯恩伯這個人。他雖不是黃埔出身，但參加過對紅軍的圍剿，受蔣介石重用，1942年起任第一戰區（防區為河南省黃河南岸沿平漢線一帶）副司令，轄13個以中央軍編制的師，武器精良。不過湯的部隊紀律廢弛，經常搜刮百姓，被河南人稱為“水、旱、蝗、湯”四大災害之一，當時河南有句反湯的口號說：“寧願敵軍來燒殺，不願湯軍來駐紮”，可見這個人對當地人民的禍害有多大。1944年4月日本發動一號作戰，駐於黃河防線的湯集團一戰即潰，國軍河防盡失，到處處於被動。結果，豫中會戰只打了40天，河南省內包括鄭州、洛陽、許昌等重鎮全部丟失，平漢線給日本人打通，使他們得以將自黃河到長江的交通線打通，連繫了原本分散的多個佔領區。

還有那個與日本關係曖昧的何應欽。何畢業於日本士官學校，與抗戰時期侵華日軍的將領都是同期同學，他與抗戰後期侵華日軍最高指揮官岡川寧次更是多年朋友，私交甚篤。何應欽在抗戰末期1945年4月到6月於湘西展開的芷江會戰，更是不能不加以批評。當時日軍以一一六師團為主力，加上數支旅團級部隊進攻芷江，以殲滅國軍及駐紮在當地機場的美軍轟炸機部隊（該機場出發的美軍轟炸機可攻擊日本本土）。不過早有準備的國軍讓日軍大部陷入他們預設的口袋陣地，並合圍了一一六師。就在官兵們都摩拳擦掌，要準備要給日軍致命一擊的時候，何應欽以要在快要召開國民黨六屆一中全會上報告芷江大捷為由，要求部隊要在他5月23日動身去重慶前結束全部戰事，但在包括圈內的日軍難以在短時間內全部殲滅，於是就要部下在包圍圈開個缺口，讓日軍可以逃走，以早早結束戰局；雖然部隊指揮官們對這決定多有反對，但何以“軍事要配合政治”為由搪塞過去。雖然芷江會戰以中國軍隊勝利作結，但放走了日軍整個師圍就令勝利並不圓滿。

歷史是一些已發生了的事實，在評論一段歷史時，我們不能以個人的喜好對歷史亂說一通，必須要終觀全局，以真實發生過的事件作鑑。我列舉了那麼多抗日戰爭時的戰例，相信大家對於抗日戰爭事期國軍的實際表現，有一定了解。可以肯定的講，抗日戰爭給人打得如此差勁的感覺，與當時的最高統帥與某些高級將領的不當決策與行為有關，致於那些為對抗外悔而奉獻了生命百萬戰士，不論他是國軍的或共軍的，我們都應該尊敬和懷念。

淺談剝削的定義
CK

香港社會一直存在一種奇怪的現象﹐或許是基於種種因素﹐一些人總是對左翼思潮存在抗拒情緒﹐甚至聞左色變。不少人往往在缺乏初步理解的情況下﹐便對左翼思潮及其社會科學理論產生反感﹐甚至先入為主地持否定態度。

近日論壇牽起一輪經濟學討論的熱潮﹐有不少網友就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剝削現象進行討論﹐亦有人質疑馬克思主義中的剩餘價值學說是否成立。本文旨在解釋馬克思勞動價值學說和剩餘價值學說的一些概念﹐並解釋剝削的定義。

馬克思剩餘價值學說所談的剝削﹐是在生產關係中﹐其中一方無償地佔據了另一方的全部或部份勞動價值。理論主要針對資本家在符合資本主義社會法規的情況下﹐對工人所進行的經濟剝削。至於使用武力或其他形式強逼別人進行勞動﹐或以非法形式無償地佔據了另一人的全部或部份勞動價值﹐則屬超經濟剝削﹐並非馬克思剩餘價值學說的焦點。

要了解馬克思剩餘價值學說﹐必先了解它對商品､價值以及勞動的定義。

價值
價值是一種生產關係﹐生產關係製造價值﹐工人的勞動力與資本家的生產資料發生關係﹐創造了商品的價值。

商品拜物教
然而﹐在商品社會，表面上獨立的商品生產者之間的生產關係，是透過勞動產品的交換，是藉由物來中介，人與人的關係藉由物來表現，人與人的關係因此帶上「物」的性質。同時，物被賦予了社會性質，勞動產品被轉化成商品，具有自然屬性與社會性質的二重性。人與人的關係被顛倒成物與物的關係，物彷彿是天然具有某些社會性質，這就是「商品拜物教」。

商品拜物教是馬克思剩餘價值學說的基礎與核心，從商品拜物教、貨幣拜物教到資本拜物教，工資、利潤、利息無一不具有拜物教的性質，因此，理解商品拜物教是學習馬克思剩餘價值學說的關鍵。

商品二元素
一件物品有其使用價值﹐而其使用價值要我們使用時才能發揮出來。由於難以具體量化﹐馬克思並沒在其學說中研究過一件物品的使用價值。

一件商品有使用價值﹐不過商品之所以是商品﹐在於它的交換價值。交換價值是進行交換時﹐此人根據自己心目中那物品的使用價值﹐而願意付出的交換多少。所以當商品在進行交換過程中﹐商品的唯一價值﹐就是其交換價值。 這就是商品二元素。

價值與價格
商品進行交換﹐交換時需要將交換價值量化﹐而以貨幣進行交換價值單位。我們談的價格﹐就是交換價值量。現代經濟學就是將價值與價格混為一談。

勞動二重性
工人一無所有(或說擁有之生產資料不足以進行勞動﹐或以自己擁有之生產資料進行勞動時﹐所得不足以換取足夠的生活資料)﹐因此必須透過出售自己的勞動力來換取生活資料。

馬克思對於勞動的本質﹐亦有深刻的描述﹕「生產商品的勞動，從一方面看是在特定形式下進行的具體勞動，作為這種勞動，它創造使用價值；從另一方面看，勞動抽掉具體形式，又是單純的人類勞動力的耗費，是抽象勞動，而價值的實體就是抽象勞動的對象化或物化。」這就是勞動二重性。

勞動價值和剩餘價值
沒有生產資料(原料和生產工具)﹐勞動力本身不能創造價值﹐體力和腦力的消耗亦不足以構成勞動﹔有生產資料﹐沒有勞動力的投入﹐亦不會構成勞動﹐商品亦無法生產出來。因此﹐商品的交換價值﹐在於生產資料原有的交換價值+勞動力的投入﹐亦可以說﹐勞動為商品增添了新的價值。

所以說﹐勞動是商品的增值過程﹔勞動價值量﹐就是在勞動過程中﹐為商品所增加的價值量。

資本家購買了工人的勞動力以及工人的勞動時間﹐將勞動力投入於生產資料﹐構成勞動(生產)﹐造成商品﹐並將商品拿往流通領域(市場)進行交換。當商品的交換價值扣除生產資料的價值(包括原料和生產工具折舊)﹐剩下來的就是勞動價值。如勞動價值比工人出售勞動力的交換價值高﹐這些就是剩餘價值。

工資是勞動力的交換價值量
在此補充﹐勞動價值與工資不同﹐工資是勞動力的交換價值量(即將交換價值量化)﹐而以貨幣進行交換價值單位。所以工資不等於勞動價值﹐勞動力亦不等於勞動價值。

現代經濟學就是將勞動力的交換價值量(工資)﹐與勞動價值量(商品交換價值量-生產資料的交換價值量)混淆在一起﹐因而無法理解剩餘價值從何而來。 他們認為僱方支薪﹐是用來購買工人所造出的所有勞動﹐所以認為僱方給予的薪水已彌補了工人﹐是合理的﹐而工人勞動所得亦全歸自己所有。同理﹐工人亦以為自己售賣的是勞動(整個具體勞動過程)﹐而不是勞動力﹐於是看起來﹐認為自己在生產過程中已得到合理回報﹐並不存在剝削。

剩餘價值剝削
商品的剩餘價值是工人勞動所創造出來的﹐但卻由資本家無償地拿走﹐這就構成馬克思所談的剩餘價值剝削。

至於工時越長﹐工資不變﹐自然剝削更多的剩餘價值﹐所以無償超時工作是剝削。

人手減少﹐總勞動量不變(即工作量不變)﹐如工時不變﹐那即代表平均每個工人生產出更多剩餘價值。假如工資同時不變﹐那麼每個工人便被剝削更多的剩餘價值﹐一些網友談變相減薪時亦有談及此例子。

結語﹕馬克思主義再了解

其實﹐剝削一詞看起來雖帶貶義﹐不過在馬克思政治經濟學中﹐它只是一個經濟解釋詞﹐即一人無償賺取了另一個人勞動所生產出的價值。馬克思在其著作﹐至少晚年的社會科學著作並沒批判這種剩餘價值剝削現象的對。它只是解釋在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關係中﹐出現了資本家無償賺取了工人勞動所生產出的剩餘價值﹐這是資本主義社會生產的特色﹐並批判古典經濟學所提出的自由競爭並不會長期存在。競爭的結果是資本的集中､競爭中小資產者被大資產者打倒﹐市場競爭只會越來越少﹐大資本家則會出現托拉斯和卡特爾(Trust & Cartel﹐企業聯合)﹐最後形成壟斷和寡頭壟斷﹐新來者更難加入競爭。

從社會科學角度來說﹐初期的資本主義社會形態是自由市場競爭﹐但後來則會變成壟斷和寡頭壟斷的社會形態﹐即壟斷資本主義。當社會變成這樣﹐小資產者變無產者﹐無產者則越無產﹐壟斷和寡頭壟斷情況難以打破﹐資本集中在大資本家身上﹐社會貧富懸殊加大﹐社會嚴重兩極化﹐最終導致資本主義崩盤。

本文旨在讓各位對馬克思剩餘價值學說有初步的了解﹐希望各位能撇除先入為主的因素﹐客觀理性地了解馬克思主義的實質內容。

對資本主義的反思 古勒比加 在1989年和1991年,當東歐各國的社會主義政府紛紛因各種原因倒台,返回資本主義的道路上,右派人士為此大聲歡呼地說:「這是資本主義的勝利.」更有什者說:「資本主義將會是人類最『美好』,亦是人類『最終』的社會形態.」

就是在今天這一種情勢的言論大氣候下,加上主流傳媒和『文人』的美化下,一般人往往不加思索地接受上述的觀點,失去了對現實社會狀況的思考和批評,對於改善我們當今身處的社會,這是不利的.至於變化的泉源是什麼,答案是理想?

進入一間普通的書店,大家會發現一個現象,就是實用性的書,漫畫,流行小說等等倒也不少,哪其他較為冷門的書藉,如哲學.則完全沒有(或很少),看到這里,一定有讀者會問:"你想表達什麼?"

我想跟大家說:「這就是資本主義的弊端之一啦!」因為資本主義的其中一個重要的特徵之一﹕「商品化」.這一點,早在十九世紀時,經已被馬克思,恩格斯,敏感地察覺到(不得不由心中佩服)!回到正題,文化界和與它相關的行業也不例外,書商跟文人出書,往往首會想到的不是文章的好與壞,而是為哪一位作家出書,能不能賺取利益,就是因為這一種什麼是都講求「利益」的關係,令到職業文人不可以自由自在進行藝術創作.

我的這一種想法,和今天的政客們所強調保障的思想,創作,言論自由有不少分別,對於他們的忠實支持者來說,我的這一番想法是「異端」,是「左仔的奇談怪論」。

筆者為了証明自己的觀點立場正確,哪就必須提出有力的証據,才能使得他們從心底中感到析服.

我們生活在資本主義社會,對自由擁有更多的不自由鎖鏈纏繞,為何?雖然政治們經常強調在資本主義法律保護下,言論,創作,思想等擁有充分自由,可惜,這不過是他們欺騙無知民眾的假象,在商業化情度什高的今天(特別是香港澳門),作家們,藝術家們,為了生活,不惜埋沒自己豐富的靈感,創造一些不符合他們最高理想性的作品,來迎合廣大人的口味,變成「美」的低俗化,而且往往千篇一律.原因是不合符大眾的要求,哪他這一次藝術品,一定吸引不到多數人的欣賞.得到的報酬自然很少.好像美國著名作家馬里奧.普佐,他最初寫作時,不向現實低頭,堅持自己的藝術美感,結果使他欠債累累,連生活都成問題,到了最後,他說:「我要違心地寫一本流行小說.」他才擺脫家中的經濟危機.形成了現在「標準化」的局面,面對這人類藝術的停留,缺乏創意的困境,難怪在西方有人大叫「藝術已死」,這可算是對當代資本主義,最有力的反對理由.大家都是讀書人,看到現在的悲劇.莫不搖頭嘆息!

面對今天這一種情形,難道我們不應該反思一下資本主義現實生活的影響嗎?

創刊詞  李若浮

　香港是一個資訊發達的城市，但長期以來，「左」這個字卻是一個保受污名化的詞彙，情況和《共產黨宣言》出版時一樣，左翼思潮是一個不能提、不敢提、也沒有人去提的東西。

　就其定義來說，左翼思潮等於進步的思想，各種流派的左翼思潮從來都是推動社會變革的力量；而右翼則是保守的、阻礙社會變革的力量。那麼請問，追求社會進步有什麼錯？

　燎原雜誌今天創刊。其目的，就在於創造一種不同於主流社會的聲音，填補香港在左翼思潮、左翼文化方面的真空。

　雜誌的作者和編輯都是在左翼論壇（www.leftbbs.org）認識的，各種思潮在網上交匯、碰撞、衝擊、批判、認識、揉合、發展。不過，只局限在網絡上，不免有點寂寞，因此將觀點實體化，帶到現實世界當中，希望能夠激起一點水花。

　你可以不同意我們的觀點，但是請你至少知道我們說什麼。

資本主義和泛消費主義

Rugal

自古以來「消費」都只是一個很簡單的交換行為﹐就是人們用金錢購買衣服和食物等維持生命。甚至在資本主義發展初期﹐消費完全出自維持生命所需﹐純粹是一個物質層面的活動。

但時至今時今日﹐消費行為已不再是單單維持生理所需這麼簡單了﹗在現今的資本主義社會中﹐資本家為賺取更多的金錢進行再生產﹐千方百計挑起人們的消費的慾望﹐務求令人類的消費行為由一個單純的物質行為推展為一項精神行為。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消費已經不只是一種滿足物質需求那麼簡單的交換關係。

兩伊為什麼要打仗﹖
古勒比加

近日世界各地的傳播媒體﹐都多次大篇幅地報導以巴沖突最新的事態發展﹐這雖有助於外間了解中東的難題的由來﹐不過卻覆蓋了世人的目光﹐令人“忘記”了其他對中東局勢有關鍵影響的重點。伊拉克和伊朗的領土糾紛﹐就正好地說明了這一問題。

伊拉克和伊朗都是“反美”國家﹐但是兩國卻征戰連年﹐究竟為什麼呢﹖

其實兩伊之間的矛盾﹐可以說由來已久﹐除了歷史、宗教、民族和石油資源等分歧外[1]。還有一個異常重要﹐但往往遭到外間觀察家所忽略的問題﹐這就是殖民地時代在外力干預下的造成邊界爭論。 在1925年﹐伊朗政府在英國的支持下﹐大舉侵略伊拉克的南部地區﹐結果伊拉克損失了一個人口約200萬﹐名為阿拉伯斯坦的地區(伊朗稱之為胡齊斯坦)。但是歷屆的伊拉克領導人﹐都一直拒絕承認伊朗擁有該地的主權﹐也不同敵人簽訂任何賣國和約。所以伊朗對新土地的佔據﹐缺乏使人信服的法理根據。(伊拉克﹖)並且不斷地暗中援助當地的反抗組織﹐希望該地區擺脫伊朗的統治而獨立或者回歸祖國。 伊拉克對於這一件喪權辱國的事件﹐並沒有因時間的過去而不了了之﹐相反﹐他們一直在等待機會。終於在1979年﹐伊朗爆發伊斯蘭革命﹐親美巴列維王朝(Pahlavi)倒臺。使得伊朗國內局勢一片混亂。當時伊拉克總統薩達姆•侯賽恩(Saddam Hussein)認為時機成熟﹐趁著伊朗革命政府尚未穩定之際﹐在1980年9月8日[2]大舉進攻伊朗﹐但是薩達姆的野心並不只是收服固有領土﹐而是吞併整個伊朗﹐因此也為世人所唾罵。 兩個國家之間的戰爭﹐前前後後、斷斷續續打了八年之久﹐期間雙方死亡的人民超過100萬[3]﹐經濟總計損失四千一百六十二億[4]﹐這場武裝沖突﹐不得不說是一場人間悲劇。 也正因為這個原因﹐雖然兩國在外交上都是不歡迎美國的國家﹐但是兩國互相攻擊﹐內耗不斷﹐逐漸面臨被一一擊破的危險。 希望伊朗和伊拉克能夠用和平的手段消除這一個禍根﹐否則﹐或許在不久的將來戰火又再燃燒起來﹐到時兩國的人民﹐又要面對生命的威脅了。 註解 [1]歷史方面﹕兩國在歷史上多次發生戰爭﹐如公元前539年﹐由於新巴比倫王國遭到貴族和祭師出賣﹐使得波斯帝國幾乎在沒有遭到抵抗的情 況下﹐輕取巴比倫城﹐巴比倫也從此退出歷史的舞台。 宗教方面﹕伊拉克的遜尼派多聚居於巴格達以北地區﹐但什葉派在南部則占有絕對的優勢﹐因此經常發生沖突。 民族方面﹕阿拉伯人在伊拉克占有絕對的優勢﹐而波斯人則在伊朗占有過半數的人口﹐過去多次互相攻擊。 [2]資料來源自《沙漠的硝煙》 [3]同上 [4]同上 延伸閱讀 [1]世界地理頻道﹕伊朗伊斯蘭共和國 http://www.21page.net/world_geography/country.asp?country=%D2%C1%C0%CA [2]人民日報﹕伊拉克共和國概況(屠麗美文、張雅文繪圖) http://www.people.com.cn/BIG5/guoji/22/83/20030317/945437.html

香港應奉行一國兩制嗎﹖

CK
近日網上出現一些言論﹐乃是一些人對於香港奉行「一國兩制」的批評。某些人甚至作出猛烈的批評﹐認為當時國家以「一國兩制」收回香港﹐並不符合國家的「四項基本原則」。關於這個問題﹐大家應先在回歸的歷史問題上﹐先有一個較為深入的認識。以下是本人對於一國兩制的一些個人看法﹕

1979年﹐港督麥理浩訪京討論香港的前途問題。是次訪京的目的是十分清晰的﹐就是當年簽署的不平等條約<拓展界址專條>將會在1997年屆滿﹐為了確保英國繼續擁有香港的管治權﹐港督有必要理解當時中央政府的立場。

為了達成國家統一的共同願望﹐中央政府清晰地告知英國政府﹐中國將會在1997年正式收回香港﹐於是中英雙方就香港的前途問題進行談判﹐這就是中英聯合談判。

只是國家明白﹐香港接受了百多年的殖民統治﹐不少香港人都在殖民地教育下成長。當時冷戰尚未結束﹐英國作為親西方國家﹐自然在灌輸了不少反共的思想。因此﹐很多港人不是對共產主義不認識﹐就是對共產主義產生抗拒。

一點不能忽略的是﹕不少港人都是從內地逃難下來的「難民」﹐或者是「難民」的後代﹐他們或多或少對於國家存在不信任感。另外﹐由於香港的人口主要結構由「難民」和「難民次世代」構成﹐他們對於香港的歸屬感其實不太強﹐這也就是所謂的「難民情意結」。

加上香港長期接受殖民統治﹐不少港人已習慣了生活在港英建立的資本主義社會制度。假如香港在回歸後﹐要立即改變香港整個社會制度﹐使港人的生活方式出現重大的轉變﹐一定令香港市民感到恐懼和不安。歷史亦已證明﹐中英聯合談判開始至1997年期間﹐香港的確出現了移民潮﹐證明香港確實有不少人擔心自己的生活方式﹐在回歸後會有所改變。

事實上﹐香港的經濟體系一向都不是內向型的經濟狀態﹐而是一個外向型的經濟狀態。簡單點來說﹐當時香港經濟的主要命脈大部份來自外商的投資﹐經濟結構不是自給自足﹐絕不穩健。假如香港回歸後引起商家資金和外來資金的大規模撤走﹐香港必然出現經濟崩潰﹐屆時港人的生活也定必受到很嚴重的影響。改變社會制度會否因此而激發大規模的移民潮﹐絕對是不能不重視的一個問題。

相信這就前國家領導人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收回香港﹐並承諾「五十年不變」的原因。或許有人認為﹐我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竟不去改變一個地方的資本主義社會形態﹐似乎有點說不過去。然而﹐馬克思列寧主義不是空想社會主義﹐馬克思列寧主義既是政治經濟學說﹐亦是歷史唯物主義﹐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精粹乃是在於「實事求是」。香港回歸是一個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當時我國執政共產黨提出「一國兩制」﹐就是以一個「實事求是」的方法解決我國統一問題。在國家統一的大前提下﹐要讓香港順利回歸中國﹐就是不能使香港人產生恐慌和不安﹐不能使香港爆發大規模的移民潮﹐不能使香港經濟崩潰﹐就必須確保香港的社會制度和市民的生活方式﹐在回歸後一段時間之內不會作出改變。或許大家都會知道﹐香港以一國兩制回歸中國﹐乃是一個試點﹐重點乃是以此方式解決兩岸問題。只要了解這一切﹐就會明白「一國兩制」是一個「實事求是」解決我國統一問題的方法。

愛國觀念  

karl

愛國觀念是什麼？學術定義不知道，但是對一般人來說，就是對國家的認同，對國人生活的關心，希望自己的國家強大，希望自己的國人富足。愛國觀念，對香港人來說，可能會較淡薄，尤其是感受過香港黃金時期的中生代和沒怎樣接觸祖國的新生代。很多香港人都覺得自己有異於生活在祖國大陸的內地人，覺得自己較有優越感。這個優越感可能來自於經濟較為富裕，也可能來自於自覺較新潮，看不起內地人的老土，或甚至覺得內地人是沒有學識的等等林林種種的其他原因。

既然是看不起，自然也就不屑把自己和內地人等同了。加上有部份香港人是入了英藉的，所以有人會覺得自己是英國人，而不是中國人了。當然，國籍上的分野，並不能代表什麼，還是有很多在國外持外國護照的華人，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的。這種心底的歸屬感，並不是國籍可以左右的。同一道理，心底裡認同自己是英國人的人，也並不會因為回歸，轉而認同中國。雖然沒有權利在英國定居，還是不願意做中國人的人，還是大有人在的。所以，有香港人宣聲自己的國籍是香港，不知是無知，還是無奈？

有的朋友，以不懂中文以榮，以不懂英文為恥，好像說一句，我不是很懂中文，身份自會升高一等。如果這些朋友是洋人的話，也就算了，但偏偏很多卻是貨真價實的香港人。連自己的語言都不能好好掌握，還能覺得是榮耀呢？你說奇怪不奇怪？最要命的是，這些人當中，英文並不是特別好，但最喜歡在同胞面前講英語。一旦遇到問路的外國遊客，則支支吾吾，不知所措。這就是所謂的「見到唐人講番話，見到鬼佬口啞啞」！當然，有的香港人喜歡在談話中，混入英語，當作訓練自己的英語，則又另當別論了！

不過，歸屬感這種東西，不是說有就會有的，也不是說沒有就會沒有的。這是屬於情感範疇的，並不是認知方面可以影響的。所以，教育在短期之內並不能對歸屬感產生什麼影響，因為歸屬感是潛移默化的，需要長時間的情感的沈澱。有了歸屬感，才會有認同感，有了認同感，才會有愛國的情懷。

愛國觀念並不能在一夜間加強，要加強愛國觀念，要先從價值觀著手。因為價值觀影響信念，信念影響態度，態度影響行為。但是，價值觀並不是在一朝一夕建立的，個人的內在知覺和外在的環境，對建立價值觀的影響很大。我們怎樣看待祖國，視乎祖國怎樣對待我們，也視乎祖國怎樣顯示自己的形像。所以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要實實在在地把祖國的正面形像做出來；在實實在在的做出來後，也要有技巧的說出來。

怎樣才叫做有技巧？這就要看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的智慧了！

中國國徽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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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徽稿件的徵集
在一九四九年六月起，新政協籌備會已開始國徽圖案的徵集工作，從七月十五日發佈徵集國徽的啟事後，至八月二十日為止，國內外的應徵稿共有一百一十二件，圖案九百多幅。但經徵集小組審閱後，認為來稿大都與國旗的圖案大同小異，因此無法採用。由於十月一日的開國大典臨近在 即，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在第一屆全體會議上只選定了國旗和國歌，而國徽則先行擱置；故此在開國大典當天，天安門城樓上並沒有懸掛國徽。

國徽設計的重新展開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全國政協第一屆委員會邀請清華大學營建系及中央美術學院進行國徽設計比賽，前者的負責人是著名建築學家梁思成，而後者的負責人是美術家張仃。在國徽上要有天安門圖樣的大原則下，兩組專家反覆研究，隨後把完成作品交由國徽審查委員會決議。清華大學的圖案呈現天安門的浮雕立體畫面，整個圖案只用金、紅兩色；中央美院圖案中的天安門則呈現強烈的透視感，看似一幅彩色的風景畫。一九五零年六月二十日晚，全國政協國徽審查委員會在周恩來的主持下，決定採納梁思成的方案。六月月28日，毛澤東主持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八次會議，通過該國國徽圖案及使用說明。 

國徽模型的製作
國徽的圖案確定後，接著便是把國徽從平面圖紙變成立體浮雕模型，以供各種場合使用，梁思成推薦清華大學營建系雕塑教授高莊接手這項工作。高莊根據周恩來提出國徽形象要向上 (表現新中國蓬勃向上) 和響亮 (色彩要明快) 的要求，注意以實物比較和借鑑古代雕塑的表現手法，把原本國徽圖案不完滿的地方加以修改，例如把麥稻穗分行並列向上，而紅綬帶則改成有規律地穿插，與天安門城牆互相呼應。一九五零年八月十八日，國徽審查委員會一致通過了國徽的石膏模型，九月二十日，中央人民政府發佈刊登了國徽的圖樣。

國徽的含意
新中國的國徽為圓形，中央是五星照耀下的天安門，象徵中國人民的革命傳統及民族精神， 同時象徵新中國的誕生，城樓上方是四顆金色的小五角星，以半弧形環繞一顆金色的大五角星，象徵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大團結；四周是兩把金色的麥稻穗，底部是一個金色的圓形齒輪，麥穗用紅色綬帶結在齒輪上，象徵工人階級領導下的工農聯盟。國徽採用紅和金兩種顏色，體現中國傳統寓意吉祥喜慶的民俗色彩。

第一枚國徽的製造
在一九五零年國慶節前夕，天安門城樓掛上第一枚國徽。因為當雕塑家高莊的國徽石膏模型獲通過時，距離國慶一周年的日子只剩下四十多天，來不及按照模具鑄製出金屬的國徽，所以只好臨時趕製一枚木質國徽，在一九五零年九月三十日掛在天安門城樓二層的檐下，但由於木製的國徽不能持久耐用，於是由瀋陽機床一廠著手鑄造金屬國徽。一九五一年五月一日國際勞動節當天，一枚直徑長一米多的金屬國徽便正式懸掛於天安門城樓上。原先木製的國徽經過精心整修後，現珍藏於中國國家博物館。

《國徽法》的頒行
早於一九五零年九月，中央人民政府對國徽的使用已有規定，但由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最高人民檢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等機構均在一九五零年後成立，原本的國徽使用辦法不可能對上述的機構作出規定，於是有制定一部 《國徽法》 的必要。一九九一年三月二日，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八次會議通過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法》，對國徽的懸掛、使用作出了明確而具體的規定，從此國徽的使用有了法律的依據。

中國國歌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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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歌稿件的徵集
國歌的徵集啟事經周恩來審批後，於一九四九年七月十五日至八月十日連續在國內外的報章上刊登，徵集的截止日期為八月二十日，並列明國歌的創作應注意中國特徵、政權特色、新中國之遠景，以及用語體文寫作、不能過長的要求。國歌徵稿啟事登報後，社會反應非常熱烈，來稿遍及全國和海外，共有應徵稿六百三十二件，歌詞、曲譜六百九十四首。徵集小組雖然選出了一部份的來稿，並組織樂隊試奏，但總覺得效果不大理想，更斷定短時間內難以創作出理想的歌詞曲譜。

代國歌的提出
由於開國大典迫在眉睫，當毛澤東得知國歌的徵選懸而未決時，便親自召集了二十多位各界代表進行商議。會上，徐悲鴻及梁思成力主以 《義勇軍進行曲》 為代國歌，並得到周恩來的同意，認為這支樂曲豪邁雄壯，有革命氣概，而且節奏鮮明，適合演奏之用。其間雖然有人提出反對，認為「中華人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這句歌詞不合時宜，甚至有重新填寫歌詞要求，但與會者原則上同意以這支樂曲作國歌。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五日，在毛澤東、周恩來主持的協商國旗及國歌的會議上，與會者經過一番的討論後，決定沿用舊歌詞。九月二十七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 會議一致通過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未正式制定前，以 《義勇軍進行曲》 為代國歌。

《義勇軍進行曲》的介紹
《義勇軍進行曲》 是誕生於抗日烽火中的戰歌。繼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變，日軍佔領了東北三省後，日本侵華的野心照然若揭，抗日救亡運動此起彼伏，極需要一首鏗鏘有力的歌曲激發中國人的民族精神，在一九三五年，上海電通影業公司攝製了一部以抗日救亡為主題的電影 《風雲兒女》，由田漢編寫劇本，並撰寫主題歌 《義勇軍進行曲》 的歌詞，後來交由聶耳譜曲。一九三五年五月十六日，上海出版的 《電通畫報》 首次刊登 《義勇軍 行曲》 的歌譜；踏入七月，《風雲兒女》 上映後，《義勇軍進行曲》 更風靡一時。

國歌的變動及規範
文化大革命期間，田漢被四人幫誣衊為叛徒而遭迫害，《義勇軍進行曲》的歌詞亦一度被禁唱，因此在奏鳴國歌時，不准許跟唱歌詞。在一九七八年三月五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了 《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的決議》，認為採用 《義勇軍進行曲》 的原曲，再集體填寫新詞。直至一九八二年五月，各界人士一致要求恢復國歌的原有歌詞，並認為這首歌既反映中國人民的革命傳統，又突顯居安思危的重要，多年來已深入民心。同年十二月四日，第五屆人大第五次會議一致通過，確定 《義勇軍進行曲》 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歌，並恢復原有歌詞。一九八四年八月一日，中共中央宣傳部擬 定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奏唱的暫行辦法》，規定可以奏國歌的場合，以及奏唱國歌時的禮儀和慣例。在二零零四年三月十四日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憲法修正案，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 《義勇軍進行曲》。掛國旗的旗序均詳加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