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廉租屋"僅收11新元/月

　我國住房保障面對的難題，許多國家在實施住房保障過程中也都遇到過，並積累了一定的解決經驗。為加快住房保障的健全與完善，應從我國實際出發去借鑒國外經驗。

　　如何籌集資金和增加房源

　　住房保障可以採取貨幣補貼，也可以採取實物配租和配售的方式，但無論是採取哪一種方式都需要一定的資金和房源。

　　國外都是以聯邦(或中央)及州政府的財政投入為主，市政府在規劃和土地方面給予支援。我國的住房保障也應當以中央和省級財政投入為主，並確立起“省級負總責、市縣抓落實”的體制。二是地方政府應按照相關規定，將土地出讓收益用於住房保障的額度由原來的5%提高到不低於10%。三是建立國家和省級住房保障基金，通過專項轉移支付加大對中西部等困難地區住房保障的財政支援力度。四是在財政資金緊張的情況下，可以借鑒國外政府發行政府債券、住房彩票等做法，向社會籌集住房保障資金。目前世界上許多國家政府都把住房保障列為財政支出重要專案予以保證，日本住房與環境支出占地方財政支出的5-10%；英國政府扶持非營利組織興建的普通住宅和對低收入者的補貼，一直保持在2%左右，占政府公共支出的5%左右。

　　租賃補貼的房源主要來自于社會和市場，應鼓勵保障物件從社會上、市場上自行租房。按照十七大提出的“創造條件讓更多群眾擁有財產性收入”的精神，應允許並引導有能力的人及社會組織購房出租，增加租賃市場的房源供給。上世紀的60-80年代，美國聯邦政府曾以補貼方式資助一些營利和非營利組織開發了100多萬套供中低收入家庭租賃的住房。

　　為了解決職工的通勤和住房問題，日本一些大企業就在企業周邊建有專門提供給本企業職工的福利住宅。在德國，政府不但鼓勵大中型企業建設福利型社會住宅，而且還給予占投資總額50%的無息貸款。為了增加保障性住房的供給，我國也應當允許有條件的單位特別是遠離城市市區的單位，建設用於解決職工住房困難的可周轉和流動的保障性住房，並給予相應的政策支援。

　　嚴格規範“救濟性”和“救助性”住房保障

　　就目前世界各國的住房保障看，在保障方式上大致可以歸結為兩類：一是救濟性住房保障(如我國的租賃補貼、廉租住房、民政福利房)，二是救助性住房保障(如我國的經濟適用房、限價房)。尤其是面對低收入人群的救濟性住房保障，被視為社會保障的底線，即使一些社會福利水準較高的國家，也不敢輕易放棄這道底線。例如，在新加坡也還是有8.5%的居民享受救濟性住房保障的“廉租屋”，政府每個月只象徵性地收取11新元的房租。

　　必須看到，廉租住房是解決城市低收入人群住房問題和實現住有所居的底線，健全的住房保障體系不能沒有廉租住房，為了保證對低收入人群的住房救濟，政府手中必須保有一定數量可供出租的廉租住房。在制度上必須將分別屬於不同性質的兩類住房保障予以嚴格規範，不能容許輕易將廉租住房出售改變其性質的做法。

　　合理確定保障標準

　　無論是救濟性還是救助性的保障性住房，其建設和供給的目的都是為了滿足基本生存需要，因此不可以將其標準定得過高。

　　國外有些國家保障性住房的退出之所以成為難題，其中一個原因就是這類住房的建設標準搞得過高，與市場上的普通商品房相差無幾，所以得到這些住房的保障物件，即使收入提高了也不願意離開再去花錢買商品房。2007年法國總統薩科奇一上任，就遇到了賴著廉租住房不走這一棘手問題，於是下令採取兩項措施：一是對租住廉租住房人群的收入狀況每三年必須普查一遍，對那些收入已超過保障線的要予以清退；二是對賴在廉租住房不走的，要提高租金。

　　我國建設部等有關部門曾對保障性住房的建築面積做出過明確規定：廉租住房單套的建築面積控制在50平方米以內，經濟適用房控制在60平方米以內。在這個控制線內，可以根據保障物件的家庭人口數量和結構進行配租、配售。各個城市在此基礎上，還應從當地實際出發，租屋網以保障基本居住為前提，對保障性住房的房屋品質、室內裝修、工程造價、周邊環境等制定出相應標準，並嚴格標準的執行。

　　從國外經驗看，由政府資助的經濟適用房不應當具有完全的房屋產權，應把政府暗補的土地稅費或明補的貨幣補貼等量化成政府的產權比例，個人出資部分量化成個人的產權比例。對於獲得經濟適用房後，家庭人均住房面積超出當地平均水準的，則應將原有住房退售給當地政府用作保障性住房房源，否則不得享受經濟適用房保障待遇。

　　如果是採取租賃補貼的方式，符合租賃補貼條件的保障物件可自行從市場上尋找符合自己意向的住房，當地住房保障管理部門親自或委託協力廠商進行檢驗審查。在此基礎上，住房保障管理部門還應根據當地房屋租賃市場的平均租金水準，給出保障物件所選定住房的合理租金標準。房東或房屋租賃公司若同意按這一標準接納保障物件，則直接與住房保障管理部門簽約。保障物件通常應向房東或房屋租賃公司支付相當於其家庭全部收入30%的租金，不足的部分全部由政府承擔，這已成為目前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普遍做法。如果是實物配租的廉租住房，則可以省略對住房合理租金標準的確定，但保障物件也應支付相當於其家庭全部收入30%的租金。

　　建立全面和動態的住房保障管理機制

　　所謂住房保障的全面和動態管理機制，不僅應當涵蓋從租賃補貼到實物配租配售等所有住房保障方式的全方位管理，同時也應當包括從准入、監管到退出的全過程管理。

　　首先是准入機制。

　　為了能夠對申報情況進行準確核對，應借鑒國外經驗並從我國實際出發，建立起民政、人保、稅務、房管、人行等部門聯網的“居民收入狀況核對系統”，通過這一系統建立起來的“電子比對專線”，可以直接查看申請家庭的存款帳戶、股市帳戶、納稅記錄、房產登記等資訊，從而瞭解申請家庭的實際收入狀況，並與其申報情況進行比對。在實行誠信申報制度的基礎上，還應當借鑒新加坡的“輪候制度”，將符合申請住房保障條件的家庭列入輪候冊，並向社會公開，任何單位和個人均有權查閱。

　　其次是動態監管機制。

　　必須建立專門機構並配備足夠的人員對保障性住房進行全過程的動態監管。香港是一個僅有600多萬人口的城市，但從事保障性住房的監管人員就多達8000多人。應儘快建立市級政府的住房保障專門管理機構，並配備足夠的監管人員。僅有市級政府的專門管理機構還不夠，還必須將其職能延伸到街道和社區，依靠基層力量才能真正做到動態監管。

　　最後是退出機制。

　　它是住房保障全面和動態管理機制建設的重點。國外許多國家對於保障性住房的退出都有嚴格規定。例如，日本享受公營住宅租金優惠的租戶，當收入超過基準時，若連續居住三年以上則要累進計租，若連續居住五年以上就須買下該住宅。再如，新加坡對違規申請保障性住房者施以高達5000新元的罰款或者6個月的監禁，乃至兩者兼施。相比之下，我國住房保障的退出除了租賃補貼外，其他諸如廉租住房、經濟適用房等，都還缺乏相應的剛性。在強化退出機制剛性和力度的同時，還應當通過利益引導讓保障物件主動退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