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與名，是區分個人身份的文化符號。中國姓名學是文明古國，體現在人的姓與名上，那學問就挺深。據統計，中國人的姓就有上萬種之多，“百家姓”一說，只是修辭上的需要。你想想，一個擁有十幾億人口的大國若只有百十個姓，那重姓重名的人用高鐵都拉不過來，民政和公安部門的社會管理八字工作就會遇到大麻煩。

姓是家族的標識，而名，則著重強調個體差異。父母給孩子起名，依個人文化背景、興趣愛好而定，除卻家族規制，具有很大的隨意性。而姓則不同，姓是家族血脈得以傳承延續的具有絕對排他性的標識，姓是不能改也是改不得的，誰動這個心思，誰就是大不孝。

古人，尤其是古代文人，除了名，還得有字、號。比如蘇軾，姓蘇，名軾，字子瞻，又字和仲，號“東坡居士”。古人有文化，在姓名字號上，他們不馬虎也不嫌麻煩。如果是皇帝，那更不得了，老百姓有的，他當然要有，老百姓沒有的，他更要有，如年號、廟號、帝號、謚號等，這些東西老百姓不能僭位使用，專制帝國的森嚴等級不容挑戰。

孔子有了兒子，魯昭公派手下工作人員送去一條鯉魚致賀，孔子深感榮幸，索性給兒子取名“鯉”，以志紀念。我暗想，幸虧魯昭公送的是一條鯉魚，萬一是條鯰魚或草魚什麼的，豈不難為了至聖先師。叫孔鯰孔草等怎麼也不如叫孔鯉來得響亮，何況，漢文化裡，鯉魚像征著健康、進取等人間正面形像——在古代中國，“鯉魚跳”是一個人功成名就的代用語。５月５日是日本的兒童節（端午節），全國各地都有為男孩子懸掛鯉魚旗以勵其志的風俗，而鯰魚草魚之類就沒這待遇。

給兒子取名“鯉”，雖有蒙主聖恩的意思，其實也透露著隨遇而安的曠達。兩千多年後的還是那片土地，人們的名字集體無意識跟隨與孔聖相似的思路，無數個向東、向陽、衛東、衛紅用響亮的意識形態符號昭彰著一個時代的姿態，當然，對當年民眾的時代感，今天的我們不能簡單地誣稱其為諛時媚世。而作家或劇作家們給自己作品裡的壞人起名則是另一條思路，那些壞人不僅壞，不僅反動，而且名字（包八字免費括俗稱的“外號”）都顯得陰陽怪氣，晦暗無光。如《紅燈記》裡的王連舉，《智取威虎山》裡的座山姓名學免費雕、欒平、胡彪、野狼嚎，《沙家浜》裡的胡傳魁、刁德一，《金光大道》裡的範克明、張金發、馮少懷等。最可笑的是，《暴風驟雨》裡有個壞蛋竟然叫杜善人，一聽那名字就不是個好東西，而《紅燈記》《平原作戰》裡的日本鬼子連大平、田中、川端、松下這樣聽上去比較順耳的姓都不配有，他們只能姓鳩山、龜田之免費姓名學類。

僵化的臉譜化時代，這些都不足為奇，時間既能留下痕跡，也能涮洗一切。十一世紀的中國人的名字，漸次回歸平實、溫婉且注重民族文化傳承，人的時代感和價值觀的嬗變由此可窺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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