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保松，英國倫敦政經學院博士，現任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助理教授，研究興趣為當代道德與政治哲學。（電郵：pochungchow@yahoo.com.hk
************************************************************************
一
我移民香港，二十二年了。
我是一九八五年六月三十日跨過羅湖橋的。跨過去的時候，並沒想過後來種種。現在回過頭來，又顯得有點欲說無從。昔日的日記相片書信還在，多年來塵封不動。外面正是十年回歸大慶，我卻獨坐一室，茫然地整理個人的移民史。
八十年代至今，有近百萬新移民從中國來港。這百萬人一離開羅湖，便好像細流入深海，靜默無聲，不知那裡去了。再出現的時候，往往便是報紙頭條的倫常慘劇主角。這並非事出無因。對很多香港人來說，「新移民」一詞幾乎和社會問題同義，常常和家庭暴力、騙取社會保障援助、貧窮落後等關聯在一起，是個不光彩的標記。新移民既是外來者，同時又被視為社會問題製造者，遂背負雙重的道德原罪。很多人認為，解決問題的根本之道，在於將新移民儘快改造成香港人，洗去他們舊的次等的不文明的價值，接受新的先進的香港人的生活方式。新移民跨過羅湖橋那一刻，便須承認自己在文化上低人一等。這份深不見底的自卑，令新移民不願面對過去，更加沒有勇氣在公共空間述說自己的歷史。而手握權力的主流社會，不僅沒興趣了解新移民的前世今生，甚至有意無意醜化他們的形象，漠視他們面對的種種困難和承受的諸多不義。於是，新移民這一龐大群體，在據說是自由開放的香港，形成了某種集體性消聲。
新移民明明無處不在，卻又彷彿並不存在；明明有話想說，卻又無法可說。這是一個非常奇特的文化現象，因為香港本身是個移民社會，一九四九年以降，歷經幾波的大移民潮，目前七百萬人口中，真正稱得上「原住民」的，少之又少。但在這樣一個移民城市，新移民的生存處境和精神狀態，卻甚少在公共領域受到關注。兩年前，我在報紙發表了一篇短文《像我這樣的一個新移民》，結果收到很多素不相識的讀者的電話和來信，分享他們的移民故事，情緒熱切而激動。這教我詫異。那一刻，我才知道有多少新移民的鬱結被這個城市壓抑著。他們渴望被聆聽被理解，渴望得到別人的肯認和尊重，但往往事與願違。
在過往大部份的新移民討論裡，經濟考慮是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向度，例如新移民對香港人力資源的影響，對社會福利造成的壓力等。因此，政府最關心的，是如何用最有效的方法，令新移民脫胎換骨，成為有利於香港經濟發展的勞動力，並減少他們對社會福利的依賴。至於新移民作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過去的獨立個體，在新環境中的實存感受和真正需要卻往往被忽略。而對於經常發生的新移民家庭慘劇，整個社會也去到近於麻木的地步，無意深究背後的原因。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林婕，一個品學兼優的新移民女生，不堪在港生活的苦楚，在最美好的十八歲，從高樓一躍而下，死後留下這樣的問題：「我很費解，我到底做錯了什麼？難道『我來自內地』就是我的罪過嗎？」林婕的死，迫使香港社會作了一點道德懺悔。當時的教育署署長羅范椒芬，寫了一封信給全港老師，說：「作為土生土長的香港人，我感到十分羞愧；對林婕和她的母親，我有無限的歉意；作為教育署署長，我難以想像林婕所遭受的歧視，竟然發生在教育界、在學校裡。這真是莫大的諷刺。」林婕用她寶貴的生命，打破一池死水，讓香港社會一瞥新移民的艱難處境。但池水頃刻回復平靜，社會並沒任何改變，事件很快便被遺忘。人們或會自我安慰說，林婕畢竟只是極少數不能好好適應香港的特殊例子。萬萬千千的年輕心靈，早已安安份份地完成改造。
我自己也以為是這樣，以為只是自己改造得不夠快不夠好，才做香港人做得如此吃力。二十年過去，我才開始懂得問，為什麼過百萬的新移民，會在這個喧嘩的城市失去聲音？為什麼林婕要選擇死，來表達她對這個據說是東方之珠的城市的憎恨？我開始意識到，不應只是問如何改造，而要問為何要這樣改造，改造的代價是什麼，誰去付這些代價。要回答這些問題，我只能從我個人的新移民史談起。
二
一九八五年六月下旬的某個傍晚，我放學回家，母親說過幾天便要移民香港。我呆了好一會，然後咬著牙說，我不去，眼淚便跟著流下來。
我不願意離開故鄉，一個廣東西部偏遠的小縣城，因為我活得快樂。活得快樂，並不是因為富有。事實上，我家裡一直很窮。我出生在農村，家庭成份是地主，父親五七年被打為右派，全家備受政治折磨。我小時候在農村放牛打魚，後來才出到縣城讀書。我那時正在讀中學二年級，既沒有考試壓力，也未懂得為前途擔憂，和一班同學相處融洽，揮霍著人生最無憂無慮的青春歲月。我走的時候，辦的是停學手續，而不是退學，因為我相信自己一定會回來。離別那天，全班三十多位同學到車站送我，大家都哭了。有同學送我一瓶從江中裝來的水，也有同學遞我一包泥土，希望我不要忘了故鄉的山水。二十年來，我們這班同學仍然保持聯絡，幾乎年年一聚。
我們能夠來香港，是因為父親早在八一年來港探望幾十年不見的伯父時留了下來。父親五一年加入農業銀行工作，為人能幹正直，在單位受人敬重。他申請探親時，壓根兒沒想過留下來，伯父卻苦苦勸他。臨離開香港前，伯父寫了一首詩給父親：「扁舟飄忽到桃源，車水馬龍別有天。凡心未了留不住，他朝徒嘆誤仙緣。」伯父認為香港是桃花源般的仙境，希望父親不要再回到大陸那樣的人間。幾經掙扎，父親終於放下早已收拾好的行李。我後來才體會到，對父親來說，這是個艱難的抉擇。父親那時正當盛年，工資雖然不高，但事業發展順利，和同事合作愉快，工作帶給他很大的滿足感。一旦留下來，便等於放棄幾十年的事業，由最低層重新做起。而他探親期間在布匹公司做職員，一個月工資一千元，除去租金，早已所剩無幾。
我出來工作後，父親有次和我說，考慮職業時，一定要選擇有意義，能帶給自己滿足感的工作。這番說話，說來輕描淡寫，卻道盡了他的辛酸遺憾。人到中年而選擇離開故土，放棄前半生辛苦累積的工作經驗、地位、社會關係以至事業追求，在不確定的新環境中由零開始，代價不可謂不大。不少人認為新移民無論吃多少苦，都是值得的，因為即使做最底層的工作，甚至領取社會援助，收入也較國內高。選擇是否值得，每個人有不同判斷。但財富多寡，和一個人是否活得有價值有尊嚴，並不總是劃上等號。我們習慣以金錢作為判斷生活是否美好的標準，卻忽略了其他價值的重要性，是對生命的一種曲解。而以這種標準去論斷新移民，對他們失去什麼和承受什麼視而不見，因而缺乏同情和理解，恐怕是一種看不見的傷害。
父親那一輩其實無路可退。他們既不能回到過去，卻又無力在新環境中賦予生活新的意義。他們面對的，是生存問題。唯一的出路，是接受現實，胼手胝足努力工作，並將所有希望寄託於下一代。至於曾經有過的理想和追求，只能壓抑於心底深處，並隨年月流逝而逐漸淡去。
父親留下來後，便申請我和媽媽來港。經過二十多年茹苦含辛的工作，家裡的經濟環境雖已大有改善，父親卻已垂垂老去。即使粗心如我，也常常感受到父親的寂寞。真正能提起父親興緻的，是和他談起舊日國內生活種種，例如年少的輕狂，當年在銀行工作的情況以至農村生活種種趣事。即使是反右運動和文革時被批鬥的情形，父親回憶起來也津津有味。但我從來沒敢問父親，香港是否他的桃花源。今年六月三十日，是我來港二十二周年。那天我們全家坐在一起吃了一頓飯。我問父親，回首過去，可曾後悔移民來香港。父親沉默良久，說，看到你們今天活得很好，我不後悔。
香港沒有為社會貢獻的概念，因為社會只是抽象地指涉個體在其中追逐個人利益的場所，本身沒有任何共同目標。人們得到什麼失去什麼，一切歸於個人，和社會無涉。因此，父親只能說為他的子女付出了多少，卻不能說為香港付出了多少。在這個城市工作大半生後，這是他唯一的肯定自己生命價值的理由。我無法和父親說，你不僅為我們付出了許多，更加為香港的發展付出了許多，因為家的概念，延伸不到那麼遠。或許正因為此，我們對於那些辛苦大半生卻老無所依的老人家，往往既沒同情之心，亦無虧欠感激之情。
三
未到香港前，我對香港的認識，來自流行文化。那個年頭，香港電視劇剛開始流行，《大地恩情》、《萬水千山總是情》一出場，便風靡一時。但真正令我著迷的，還數《大俠霍元甲》。如果沒記錯，當時這套劇是晚上九點播放，而我們學校的自修課正好到九點結束。八時半過後，所有課室便會出奇地安靜，人人收拾好書包文具，蓄勢待發。九點鐘聲一響，全校幾百人立即蜂湧而出，以最快速度飛身跳上自行車，在街上橫衝直撞，鈴聲不斷，直奔家裡。
香港流行曲也開始普及，張明敏、鄧麗君、徐小鳳、許冠傑、林子祥一一登場。那時候，很多同學都有一本歌薄，將自己喜歡的流行曲歌詞抄在上面，彼此交換，下課後一起在走廊引吭高歌，又或躲在課室一角獨自吟唱。音樂課上教的那些革命電影歌曲，早已乏人問津。我班上有位同學的哥哥看準時機，開了一家唱片店，專門從香港買回歌星的最新錄音帶，然後大量翻錄轉售，幾塊錢一盒，在小鎮大受歡迎。
但我真正受香港文化「荼毒」的，還數武俠小說。我自小沉迷書本，尤其喜歡小說傳奇神話，小學三、四年級時已將《三國演義》、《封神榜》、《三俠五義》、《大明英烈傳》、《水滸傳》、《鏡花緣》、《東周列國志》等一大堆囫圇吞棗地讀完。那時找書不易。鎮上有一間圖書館，但小得可憐，幾乎無書可借，唯一有印象的是在那裡借過張揚的《第二次握手》。另一個看書好去處，是鎮中心十字街口的新華書店。大概從八二年起，書店將部份書以開架形式擺放，我遂可以在那裡「打書釘」。但我大部份的精神食糧，來自父親的同事。那時單位的人全住在一個大院，家家戶戶彼此熟悉。叔叔伯伯自小看著我長大，待我很好，我因此常到他們家借書。那時真是有書必讀，但有兩本卻實在啃不下去。一本是《紅樓夢》，因為受不了它的情節；另一本是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因為受不了那些又長又難記的翻譯人名。
我第一次讀香港的新派武俠小說，是梁羽生的《萍蹤俠影錄》。這本書是當時正在追求我大姐的未來姐夫借我看的，我之前對梁羽生一無所知。誰知書一上手，便放不下來。我不眠不休，一口氣在兩天內將書讀完。我尤其記得，看完書後我走上天台，眼前一片暈眩，心中悵惘，書中主角張丹楓和雲蕾的影子在腦中揮之不去，只想盡情大叫。在我的閱讀史中，那是一個分水嶺。我的近視，也因此突然加深，但當時卻無眼鏡可配，上課時總看不清楚老師在黑板上寫些什麼，結果影響了升中學的考試成績。
接著下來，我發覺一本叫《武林》的月刊，正在連載金庸的《射雕英雄傳》，更把我弄得心癢難熬，每月都心焦地等待它的出版。很可惜，或許因為版權的緣故，連載幾個月後便中斷了，而我卻像吸毒者一樣，對武俠小說上了癮，在鎮上四處打探何處有梁羽生和金庸可借。上了中學，我從一位同樣是小說迷的高年級同學口中知道，鎮上某處真的有武俠小說出租。出租室有點神秘，要熟人介紹才可進去，內裡黑沉沉的，書架上排滿了金庸、梁羽生、古龍和一些台灣作家的作品，全是繁體字版，封面用牛皮紙包著。那個時代不如今天開放，出租港台圖書還相當顧忌。租書除了十元按金，租金要兩角一天。這是相當貴了。當時租連環圖才兩分錢一本，而我一個月也不過幾元零用錢。為了省錢，我必須以最快速度每天看完一本。我於是學會繁體字，也學會蹺課。在別人專心上課時，我卻跑到學校後山的橡樹林，在午後陽光和聒耳蟬聲中，沉醉在俠骨柔情和刀光劍影的世界；在夜闌人靜時，我抱著書偷偷跑到公共廁所，藉著昏黃微弱的燈光，與楊過小龍女同悲同喜。
金庸和梁羽生的武俠小說，除了功夫和愛情，同時呈現了一個價值世界。對是非黑白的堅持，對弱者的同情，對朋友的道義，對承諾的重視，對民族的熱愛，是這些小說不變的主題。當讀者全情投入小說情節時，也不自覺地接受了背後的價值。可以說，武俠小說除了帶給我無窮的閱讀樂趣，也無形中影響了我的思想和情感。說來有點好笑，我在蹺課中完成了另類的人格教育，而我對此卻毫不知情。
我們是受香港文化影響的第一代。當時雖已開放改革幾年，整個社會仍頗為封閉落後。歷年政治運動磨盡了所有人的理想和熱情，九十年代全面資本主義的時代仍未到來，人人處於精神極度饑渴，卻不知出路在哪的躁動狀態。香港的電視劇、電影、流行曲和文學的傳入，正好滿足了這種需要。香港文化商品最大的特色，是使人歡愉。它沒有什麼政治道德說教，卻能深深打動我們的情感。鄧麗君的中國小調，《大地恩情》的鄉土情懷，金庸小說的俠義精神，甚至張明敏的《我是中國人》，著實滋潤了我們的心靈。儘管如此，我對香港並沒多大嚮往。父親去了香港以後，家裡的生活慢慢有了改善，開始有了電風扇，黑白電視和卡式錄音機，我間或也會向同學炫耀一下父親帶回來的斑馬牌原子筆。但記憶中，我從沒想過要成為香港人。那是一個和我沒有關係的世界。
四
抵達香港那天，最初迎接我的，是深水步地鐵站的北河街鴨寮街出口。當年的鴨寮街，和今天一樣熱鬧擠擁。舊攤檔滿地，叫賣聲盈耳。我和媽媽緊緊跟著父親，拖著行李，一步一步在人群中穿過。抬頭上望，只能隱隱見到天空的一抹藍。
我們住的地方，是北河街一個單位的板間房。這是一幢非常殘舊的「唐樓」，單位只有四百多平方尺，住了三戶人家，大家共用一個廚房和廁所。板間房再分為兩層，父母住下層，我住上層，算是個閣樓吧。閣樓沒有窗，晦暗侷促，人不能站直，得彎著腰才能在茶几上讀書寫字。躺在床上，天花板好像隨時會塌下來。
初來的一年，日子難過。我當時有寫日記的習慣。最近重讀，發覺八五年七月七日寫下這樣的感受：「離回家還有358天。今天簡直悶得要發瘋了，真想偷渡到深圳回故鄉去。這幾天度日如年，心都快要滴出血了。想起在家裡能和同學們一起看書打球，多有意思。可是在這裡，一切都是夢。」（當時香港政府規定，必須住滿一年才可以領取回鄉證返回內地。）然後是七月八日：「我真後悔自己來香港，現在真是要我死都願意。」這樣的情緒，整本日記隨處可見。那時打長途電話很不方便，只能和故鄉的朋友通信。生活最大的寄託，便是等信和寫信。郵差每天派信兩次，早上十時一次，下午四時一次。我每天起來，臉未洗牙未擦，第一件事便是跑到樓下看信箱。如果有信，自然滿心歡喜，捧在手中讀完又讀。沒信，心裡失落，只好不安地期待下午另一次派信。那一年我寫了好幾百封信。
新移民最難適應的，也許並非居住環境惡劣，而是「生活世界」的突然轉變。生活世界是個複雜的意義系統，包括我們的語言、傳統、價值、人際關係，以至日常的生活方式等。在這樣的系統裡，我們才能確定自己的身份，理解行動的意義，並肯定生活的價值。如果我們由小至大活在一個穩定的世界，我們甚至不會意識到它的存在，以為一切均理所當然。但當我們由一個世界急速轉換到另一個世界，兩者又有根本斷裂時，人便容易迷失，覺得無所適從。我們會失去那種「在家」的自在感，並和新世界格格不入。
來港很長一段時間，我都活在這種疏離感中。表面上，我很快便適應下來，語言、讀書、生活各方面，均沒遇到多大困難。但在內心，卻一點也不覺得自己是香港人，更不知日後的路該如何行。走在街上，覺得所有人和自己一點關係也沒有；回到家裡，躺在黑暗的閣樓，腦裡便只有昔日的世界；看到中國和香港的運動員比賽，我會暗暗為中國隊打氣。來港最初幾年，每次返回國內，我都有種著地的感覺。即使去北方旅行，碰到素不相識的人，我也有著難言的親切。這種割裂，使我長期處於一種孤獨狀態。伴隨這種心境，我沉迷的不再是武俠小說，而是李煜、李清照、柳永那些憂傷的長短句。
讀到中四，我的迷惘更甚，變得憂鬱孤僻，覺得沒人理解自己。為求出路，我開始找老師討論人生的意義，跟同學去基督教會聽福音，甚至胡亂找些佛學書來讀。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某天放學後，夕陽斜照，我站在彌敦道和界限街交界的安全島，看著川流不息的汽車和匆匆的人群，突然有種完全無力行下去的感覺。我軟弱地斜靠在欄杆上，看著紅燈轉綠燈，綠燈轉紅燈，人動也不動，茫然四顧，不知何去何從。
苦悶的時候，我喜歡一個人在深水步遊蕩。深水步是窮人聚居之所，密密麻麻的唐樓又殘又舊，街道也亂糟糟的。那時南昌街中間仍是店鋪林立（後來拆了，變成現在的休憩公園），石硤尾街的天光墟（在天剛亮時將東西放在地上擺賣，故有此名）也在，黃金商場周圍還有無數的流動熟食小販，再加上福華街、福榮街、長沙灣道的時裝批發店，北河街菜市場和鴨寮街的舊物和電器攤檔，令深水步成了個無所不包的大市集。在這裡，你會見到蛇王在街頭當眾用口咬斷蛇頭，隨即挑出蛇膽，給客人和著酒一口喝下去；會見到櫃檯高高，令人望而生畏的老當鋪；當然還有琳瑯滿目，堆積如山的色情雜誌。
我最喜歡的，還是到鴨寮街淘書。鴨寮街並沒書店，「收買佬」只是將收回來的書和其他雜物，隨意堆在一起。要挑書，便要不怕髒，而且需有耐性。我在那裡淘到最多的，是小說散文，但也找到一套三冊馬克思的《資本論》（譯者郭大力、王亞南，民國27年讀書生活出版社出版），唐君毅的《哲學概論》和梁啟超的《飲冰室全集》等。後來讀大學時，我甚至在那裡用十元買到最近逝世的美國哲學家羅蒂（Richard Rorty）的成名作《哲學與自然之鏡》英文版。
住得久了，我便慢慢感受到深水步的貧窮。我家的居住環境，還不算最惡劣。更差的，是那些住在「籠屋」的人，幾十人擠在一個單位，每人只有一個鐵籠般大小的床位。一九九零年十二月南昌街籠屋大火，導致六人死亡，五十多人受傷，人們才知道香港仍有那麼多人居住在那樣的非人環境。張之亮當年拍攝的《籠民》，便是以此為題材。深水步也有許多老無所養的獨居老人，天一亮便坐滿街角的小公園，有的在下棋打牌，有的在發呆。新移民也不少。只要在街上轉一圈，什麼口音都聽得到。我父母後來搬了兩次家，卻始終沒離開過這區，而我每次回家，依然那麼喜歡在深水步鬧市散步。
五
一九八五年九月，我入讀大角咀福全街的高雷中學。父親為我讀書的事，四處奔走，卻一直苦無頭緒，最後只好選擇這所自己同鄉會辦的學校，由中學一年級讀起。嚴格來說，這不算一所完整的中學。學校在一幢工廠大廈二樓，樓下是售賣五金鋼鐵的店舖，噪音不絕於耳。學校除了幾個課室，沒有任何設施。課程只辦到三年級，四年級以後學生便須另選他校。
學校離家不遠，步行十五分鐘便到。第一天上學，我發覺全班五十多人，有七成是像我這樣剛到的新移民，以廣東和福建最多，但也有更遠的。大家一開口，便發覺人人鄉音不同，十分有趣。香港出生的同學，由於是少數派，不敢怎樣嘲笑我們。我們很快便混得很熟。從一開始，我便喜歡這班同學。他們純樸善良，彼此友愛沒機心，而且回憶起國內生活種種，易有共鳴。平時下課後，我們會聯群結隊去踢足球，在遊戲中心流連，到桌球室找樂，周末甚至試過一起去大角咀麗華戲院享受三級片早場的刺激。我們有心讀書，卻不知從何學起。學習環境實在太差，學生程度又參差不齊，老師難以施教。我們渴望融入香港社會，卻不知從何做起。我們對香港的歷史文化一無所知，父母教育水平普遍偏低，又要日以繼夜工作，對我們愛莫能助。我們好像活在一個隔離的世界，自生自滅。
開學不久，我們便一起去工廠做兼職。事緣有位同學的父親，在製衣廠專門負責穿褲繩（俗稱褲頭帶）的工序，方法是用鐵針將尼龍繩由短褲一端貫穿到另一端。由於工作多得做不完，同學便叫我們下課後去幫忙。工資按件計，一條一毫。如果熟手，一小時大約可賺到八元左右。工作本身極單調，但幾位朋友一起，加上工廠可聽收音機，因此不算特別苦悶。
我後來在工廠認識了一位負責牛仔褲包裝的判頭阿卓。由於他給的工資較高，而且工作較多，於是我和一位外號叫「大隻廣」的朋友便過去跟他。阿卓和好幾間製衣廠有協議，那裡要人便去那裡，因此我們有時在大角咀，有時在長沙灣和葵涌。包裝是整個成衣生產流程最後一道工序，相當複雜，包括貼商標，摺疊，入膠袋，開箱封箱，以及用膠帶機將箱紮好。由於出口訂單有時間性，廠方往往要我們一兩天內完成大量包裝，非常消耗體力，而且有時要加班到很晚，不是易做的工作。
大隻廣是恩平人，比我大兩歲，人有點俠氣也有點流氓氣，好抱不平，喜飲酒抽煙，平時三句有兩句是粗口，上課常常和老師作對，是我們這群同學的核心人物。我和他性格不同，卻很投契。他的數學很好，卻對英文完全沒興趣，所以讀了半年，已經對讀書失去興趣。有一次我們在葵興下班，已是晚上十一點，天下著小雨，我倆不知為什麼抬起槓來，誰也不讓誰，結果決定一起步行回深水步。那一夜，我們沒有傘，卻不畏雨，一邊健行一邊笑談彼此的夢想，回到家時已是深夜一點，嚇壞了在家久等的父母。我不記得大家說過什麼了，但當晚那份對未來的豪情，卻一直長留在心。一九八六年夏天，當我領到回鄉證後，便和大隻廣聯袂返回故鄉，再會合我的四位好朋友，一同坐火車去桂林。我們在漓江暢泳，在桂林街頭放肆高歌追逐，在陽朔回味劉三姐的山歌，快意非常。
大隻廣讀完中三，便輟學回家幫父親做些中藥轉口的小生意，中間賺過一些錢，並請我們一班同學去鯉魚門嚐過海鮮。後來聽說他生意不景，又迷於賭博，以致欠下巨債而要避走大陸。再後來，便沒了音訊。我們的老闆阿卓，好幾年後聽說他原來是個偷渡客，遭警方發現，坐完牢後也被遣返國內。我們曾經工作過的製衣廠，也早已搬上大陸，工廠大廈則被推倒重建為幾十層高的住宅大樓。至於我那群新移民同學，絕大部份讀完中三或中五後便出來工作，最多是到髮型屋做學徒。就我所知，能讀上大學的，不足三人。而我讀完二年級後，便透過考試轉到何文田官立中學做插班生。
六
一九八七年轉校後，我的生活起了變化。最大的不同，是大部份同學都是本地出生，而我的鄉音，便間或成了同學的笑柄。那談不上是歧視，但卻時時提醒我和別人的分別。這還只是表面的差異。我很快便發覺，我和我的香港同學，其實活在兩個世界，難以溝通，因為彼此的成長經歷完全不一樣。例如我從不看卡通片，也不喜歡漫畫，更不熱衷電子遊戲。但這三樣東西，卻是香港大部份男生的至愛。結果一年不到，我最熟絡的朋友，又變成學校中的新移民同學。
我們那一屆四班同學中，大概有一成多是新移民。這些同學和高雷的有些不同。他們早來幾年，很多從小學讀起，因此較易適應香港的生活，而且何官是所不錯的學校，學生自信心較強，也有較高的自我期望。他們很多喜歡看課外書，較為關心政治時事，甚至會坐下來認真討論一些人生哲理問題。中四那年，我和幾位同學成立了一個讀書小組，定期討論問題，並自資手寫出版一本叫《求索》的刊物，取屈原的「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之意。校長有點擔心，派了一位老師在我們開會時前來旁聽輔導，刊物內容亦須老師過目。我當年寫了一篇文章，批評很多人棄香港而移民他國是不應該的，結果被勸諭不要發表。
一九八八年夏天，我和國內一位同學，從廣州坐火車去北京旅行。我自小喜歡中國歷史，加上受武俠小說影響，對中國名山大川早已嚮往。旅費是兼職賺回來的，不用父母操心。只是到現在我也不太理解，我當時年紀那麼小，為什麼父母會放心讓我這樣去闖蕩。我們去天安門看了升旗禮，瞻仰了毛澤東的遺體，還登上了長城。玩完北京，我們再坐火車下江南。印象最深的，是我這個南方人第一次在火車上見到極目無山的華北大平原。我倚在窗口，敞開衣裳吹著風，「隨身聽」播著齊秦的《狼》，看著夕陽在天邊一點一點被地平線吞噬，大地一片蒼茫，良久無語。
三個星期後，當我從杭州坐火車回到廣州，對中國有了很不同的感受。除了遊覽名勝古蹟，我更近距離觀察了不同地方不同老百姓的生活，尤其是在長途的硬座火車旅程中，我從其他乘客口中聽到許多聞所未聞的故事，了解國內人生活的艱辛。在旅途上，當別人問我從那裡來時，我總說廣東，卻不願說自己是香港人。這有安全的考慮，但我心底的確希望像他們一樣，都是中國人。不同省份的人走在一起，讓我有種四海之內皆兄弟的感覺。我喜歡那種感覺，但對別人對自己來說，香港卻好像在四海之外。
從北京回來不夠一年，六四事件便發生了。八九年五月，在學校默許下，我在課室率先張貼了支持學生運動的標語，接著參加了幾次大遊行，天天看報紙追新聞，沉浸在大時代的亢奮中。六四那一夜，我一個人坐在漆黑的家中，看著沒有畫面的電視，聽著身在北京的記者電話中傳來的密集槍聲，一夜未眠。其後十八年，只要在香港，六四夜我都會去維多利亞公園，和幾萬人一起點亮燭光，悼念那死去的英靈。
六四事件是我的移民史的分水嶺。六四前，我沒想過要在香港落地生根，總想著終有一天會回去。那幾年，我讀了不少文學作品，例如劉賓雁的《第二種忠誠》、戴厚英的《人啊，人！》、蘇曉康的《自由備忘錄》等，對四九年後的歷史多了一些認識，但對中國的未來依然充滿信心。我仍記得，一九八八年國內有一套紀錄片叫《河殤》，中央電視台拍攝，探討的便是中國應往何處去，引起海內外很大爭論。教協辦了一次播映會，一次過播完六集。我一個人去看了。當看完最後一集《蔚藍色》，步出教協時，我心內激動，深信中國只要繼續改革開放，一定可以告別傳統，並與象徵西方的蔚藍色文明融合，振興中華。六四後，我有種強烈的無家可歸的失落。本來那麼崇拜的國家，本來那麼尊敬信賴的領導人，一夜之間卻變得如此猙獰如此陌生，誰還敢認同那是自己的家？！大悲劇過後，政治的殘酷和暴力的可怖，在我和我那一代很多人身上，留下一道難以消褪的傷痕。回去已無可能，也無能力再度移民，留在香港，便成了沒有選擇的選擇。要安頓下來，第一件事便是要全心接受香港的價值觀，好好做個香港人。
七
當時我並不十分清楚這種轉變的後果。但會考過後，在對於報讀大學什麼學系一事上，我經歷了一次難忘的試煉。我一直的志願是中文系，因為這是我最喜歡，也讀得最好的科目。我那時已試過投稿報紙的文藝版，也參加過一些徵文比賽得過獎。我特別崇拜劉賓雁，希望將來也能做個報告文學家。可是家裡及老師卻主張我報讀最熱門的工商管理，理由當然是日後的前途考慮。如果我堅持，家裡大抵也會尊重我的意願。但我自己也猶豫了。我當時的成績，是學校最好的幾個，因此並不太擔心錄取的問題。我的困擾，在於我當時認為這是兩種價值觀，兩種不同人生道路的抉擇。如果我選讀工商管理，便意味著我日後會在商界工作，以賺錢為人生最高目標，並放棄自己喜歡的文學和歷史，當然更不會有時間寫作。如果我本身很喜歡商業管理，很崇拜那些億萬富豪，問題倒不大，畢竟人生總要有所取捨。但由小至大的讀書薰陶，令我並不嚮往那種生活。金庸筆下的大俠，中國歷史中的英雄，五四時期的作家，才是我欣賞的人物。
我被這個問題深深折磨，以至寢食難安。我請教過不同老師，所有老師都說，理想是當不得飯吃的，人最終要回到現實。然後我又發覺，過去幾年校內成績最好的同學，都進了工商管理學院。他們告訴我，如果我選讀了自己喜歡卻不熱門的學科，很可能會後悔，因為香港是個工商業社會，沒有多少選擇，畢業後還是要在市場上和人競爭。他們好像很有道理，於是我這樣說服自己：既然我以香港為家，便應努力做個成功的香港人，而成功的香港人，當然是像李嘉誠那樣能賺很多錢的人。要賺很多錢，便須熟悉商業社會的遊戲規則，並在激烈的競爭中擊敗別人，一步一步向上爬。而要有這種競爭力，當然得從大學做起。我被自己說服，最後亦如願入讀中文大學的工商管理學院。
這次抉擇，對我是一種挫折，也是一種解脫。我好像放棄了一些自己很珍惜的東西，好像作了某種屈服，另一方面卻又安慰自己，以後不用再為這些事煩惱，可以專心朝著目標努力。事實並非如此。入讀中大以後，我發覺自己完全不適合讀工商管理。這和性格有關，也和大學的經歷有關。我一進大學，便參加了中大學生報，整天忙於學生運動，同時選修了哲學系陳特先生的課，有機會有系統地思考一些困惑已久的人生哲學問題。我的大學生活，和工商管理所教所學，格格不入。經過兩年相當累人的糾纏，我在三年級時終於決定轉讀哲學。
如果我的掙扎，純是個人選擇問題，那倒沒有什麼特別。但這絕非個別例子。在我認識的朋友中，考試成績最好的一批，當年幾乎都選擇了工商管理，理由也差不多。這種情況在今天的香港，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容我武斷點說，香港的大學生，很少是為興趣和夢想而讀書的。大部份像我一樣，在未開始尋夢之前，已被現實壓彎了腰，少年老成，放棄實現理想和活出自我的機會，過早地順從社會設下的框框，走著一條非常相似的路。如果我們同意英國哲學家穆勒（J. S. Mill）的觀察，人類並不是機器模塑出來的一式一樣的東西，而是各有個性的獨立生命，並在快樂的來源、對痛苦的感受，以及不同能力對人們所起的作用上有著巨大差異，那麼便很難不同意他的結論：「除非在生活方式上有相應的多元性存在，他們便不能公平地得到屬於他們的幸福，也不能在精神、道德及審美方面成長到他們的本性所能達到的境界。」（《論自由》）到底是什麼力量，令這個城市一代又一代優秀的年青心靈，即使曾經有過掙扎，最後也不得不妥協，放棄發展自己的個性和追求屬於自己的幸福？而這對一個城市來說，是健康的嗎？
要在香港行一條不那麼主流的路，同時又能肯定自己，的確很難。香港表面上是個選擇很多的城市，住得久了，便會發覺它的底層有個相當單一強勢的價值觀。過去幾十年，香港逐步發展成為一個繁華先進的資本主義城市。香港之所以如此成功，其中一個重要因素，是令整個社會接受了其背後根深蒂固的意識形態：崇尚市場競爭，擁抱個人消費主義，以追求效率、發展和無止境的財富增長作為個人事業成功和社會進步的唯一標準。在市場中，決定一個人成敗得失和社會地位的，是他的經濟競爭力。因此，在一個高揚「小政府大市場」的社會，每個人由一出生開始，便被訓練打造成為市場競爭者。競爭的內在邏輯，是優勝劣汰。市場中人與人之間最基本的關係，是對手的關係，是工具性的利益關係，而不是任何休戚與共，同舟共濟的合作關係。每個人都是孤零零的個體。競爭中的失敗者，沒有尊嚴可言，更沒資格說應得什麼，有的最多只是勝利者給予的有限度施捨和同情。
香港是這樣純粹的一個經濟城市，人人以此為傲。君不見，回歸十年一片歌功頌德中，經濟成就不就是它唯一的賣點？！要令這個神話延續，社會便須更有效地培養出更多更純粹的經濟人，並透過各種方式，強化這種價值觀的合理正當。嚴格而言，香港仍說不上是個現代政治城市，因為現代政治的基石，是肯定每個人都是平等的公民，並享有一系列不可侵犯的政治和公民權利。而社會正義的基本原則，是給予平等的公民相同的關懷和尊重，而不是將人單純地視為有差等優劣的市場競爭者。香港也算不上一個文化城市，因為文化城市的基本要求，是肯定文化生活作為相對獨立的領域，有其自身的運作邏輯，並承認文化活動有其自足的內在價值，而不應只是經濟利益的工具。
以上所談的三種城市性格，是有內在張力的。香港要成為一個政治或文化城市，便必須尋找其他的價值資源，而不能只從經濟人的觀點看待世間萬事。但就我觀察，這套市場至上的價值觀，近年變本加厲，不斷被強化神化，並以各種方式滲透複製到生活其他領域。明乎此，香港很多看來荒誕之事，也變得順理成章。以母語教育為例。我們應知道，母語教育對學生的心智成長、創造力、人格培養，以至對所屬傳統文化的認同等，有利而無害。但母語教育在香港，卻被視為次等，甚至被很多有識之士大力鞭撻。為什麼呢？因為據說母語教育會使學生英文水平下降，而英文水平下降，最大問題不在於學生無法有效學習知識或接觸英語文化，而在於影響學生的謀生能力和香港整體的經濟競爭力。對學生來說，語言是、也僅僅是謀生的工具；對社會來說，學生是、也僅僅是經濟發展的工具。全英文教育會否影響學生的心智成長，削弱他們的求知欲，窒礙他們批判性思維能力的發展，打擊他們的自信心，以至限制他們日後成為積極的公民，是從來不被考慮的，因為這些價值沒有重要性。又例如環境保護。在香港，支持環保最強的理由，是污染會影響營商環境，嚇走外國投資者。至於環境污染對大自然及其他物種的傷害，以及導致環境破壞的經濟發展主義本身是否合理，卻沒多少人關心。又例如愈來愈嚴重的貧富不均現象。主流意見認為，只要貧富懸殊不會影響繁榮安定，阻礙經濟發展便沒問題，至於那些弱勢社群作為公民，是否享有公平的平等機會以及經濟分配的原則本身是否合理，是甚少在公共討論中被提及的。這樣的例子舉之不盡，再再說明香港的主流思維。
無疑，我們可以從不同角度描述香港的城市性格，以及呈現這種性格的香港人。但在我的生活經歷中，體會最深的，便是這種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對人的牢牢控制。它的力量如此強大，影響如此深遠，以致成為我們日用而不知的生活各個層面的價值判斷標準，以致我們難有空間和資源去想像這個城市和個人生活是否有其他更好的可能。要做一個成功的香港人，首先便須將自己打造成純粹的經濟人。就此而言，界定香港人身份的，不在於一個人的語言文化，又或出生地，而在於你是否真心誠意接受這樣一套價值觀。
但就其本性而言，人並不只是純粹的經濟人。除了殘酷競爭和市場價值，人還有其他需要。人還需要愛，需要家庭和友誼，需要共同的社群生活，需要別人的尊重，需要活得有意義，需要政治參與和文化滋潤，還需要自由和公正。這些需要，是活得幸福很重要的條件，但卻往往和經濟人的理念不相容。道理很簡單。如果我們在生活中，只視所有人為滿足自己利益的工具，我們便無法享受到真正的友誼和愛，因為友誼和愛包含了承諾和犧牲；如果生活只是一場無止境的競爭，我們的心靈便永遠無法安頓；如果我們視自身只為孤零零的自足的個體，我們便難以感受社群生活的好。
即使一個在香港出生的人，只要你不接受自己是純粹的經濟人，在生命的不同時刻──尤其面對抉擇時──內心一樣會烽煙四起，承受難以言狀的痛苦，一樣會對這個城市有某種生活在他鄉的疏離。你愛這個城市，卻又覺得並不真正屬於自己，因為主宰這個城市的根本價值，和你格格不入。個體如此卑微，既改變不了城市分毫，卻又不得不在此生活下去，遂有無力和撕裂。你最後往往別無選擇，只有屈服，向這個城市屈服。
那麼多年來，我目睹父母親一輩，在沒有任何選擇下，被迫放下生命其他價值，將自己變成徹底的經濟動物，努力撫養我們成人；我目睹很多同輩的新移民朋友，由於欠缺這個社會要求的競爭力，又不能從政府和社會中得到適當支援，被迫過早進入勞動市場，成為社會最低層的勞工；我目睹更多的，是那些有理想有能力對社會有關懷的朋友，大學畢業後雖然多番堅持，最後還是不得不棄守曾經堅持的信念。在繁榮安定紙醉金迷的背後，我無時無刻不感受到，一個個獨立生命為這幅圖像付出的代價。當然，更加悲哀的，是我們看不到這些代價，不願意承認這些代價，甚至謳歌這些代價。
我不知道出路在哪裡。不要說整個社會，即使在個人生活層面，也是困難重重。但我並不過度悲觀。在八九年百萬人支援北京的民主運動裡，在其後年年數萬人出席的六四燭光晚會裡，在二零零三年五十萬人的七一大遊行裡，在這兩年一波接一波要求保護文物古蹟，反對發展至上的社會運動裡，在很多朋友於每天平凡細微的生活中努力不懈活出自我和堅持某些價值裡，我看到力量。我相信，當我們的城市的公民社會愈趨成熟，累積的文化資源愈加豐厚，並對主流制度和價值有更多反思批判時，改變是有可能的。
當我一開始以這種角度，這種心態去理解自身和關心香港的時候，我的新移民史便已告一段落。我是以一個香港公民的身份，關心這個城市以及它的未來。我身在其中，無論站得多麼邊緣。
八
林婕死去的時候，才十八歲。她在遺書中，說：「我很累，這五年來我憎恨香港，討厭香港這個地方，我還是緬懷過去十三年在鄉間的歲月，那鄉土的日子。」林婕選擇離開的時候，已來香港五年，並由最初的鄉村小學轉讀一所一級中學，品學兼優，全班考試名列前茅，家裡也住進了公屋。很多人無法理解，為什麼林婕會如此憎恨天堂一樣的香港，為什麼會覺得做一個香港人那麼累，以至如此決絕地一死以求解脫。但林婕並非例外。我便曾經走過一條和林婕非常相似的路。我較很多新移民孩子幸運，但也用了差不多二十年時間，歷經折曲，才能讓自己在這個城市慢慢安頓下來。
香港每天有一百五十個大陸新移民，每年有五萬四千七百五十人，十年便有五十四萬七千五百人。他們是人，是香港的公民，也是香港的未來。
初稿完於二零零七年七月二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