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提姆•哈福德(TimHarford)
2008年7月3日星期四
2000年11月8日凌晨，时任美国副总统阿尔•戈尔(AlGore)正在前往纳什维尔(Nashville)发表自己的退选演说。就在这时，戈尔的传呼机开始陆续收到信息，显示他的得票数或许并没有落后。戈尔虽然已在私下和非正式的场合里承认败选，但还是又给布什(Bush)打了一个电话，告诉他自己改变了主意。
11月8日并不是唯一一个关键的日子。12月8日，佛罗里达州最高法院下令部分县区重新计票，从而提高了戈尔胜出的几率。12月13日，联邦最高法院下令停止重新计票后，戈尔承认自己败给了布什。
对于上市公司来说，由于这些突如其来的决定实在难以预料，因此它们可以极好地检验政治人脉的价值。如果政治意味着利润，那么，一家“共和党”公司应该会在12月8日遭受沉重打击，但在证实布什获胜的12月13日应会一路飙升。
金融经济学家埃坦•戈德曼(EitanGoldman)、JongilSo和约尔格•罗霍尔(JorgRocholl)最近一项研究发现的情况正是这样：在布什胜选消息确定后的一周内，共和党公司的表现比大盘强3%，民主党公司则承受了近3%的冲击。根据上述三位经济学家的定义，“共和党”公司指的是：董事会成员曾担任过共和党参议员、众议员或共和党政府成员，并且所有董事会成员与民主党均无瓜葛的公司。
另一则例证是：2001年5月，参议员吉姆•杰佛茨(JimJeffords)突然离开共和党，成为一名独立参议员。他的这项决定，使参议院及其委员会的控制权落到了民主党手中。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经济学家希玛•贾雅昌卓安(SeemaJayachandran)研究了市场上的反应，并得出结论称：对于捐钱给共和党人的大公司的股价来说，这是个坏消息。而向民主党捐款的公司收益并不大。因此，这件事的总体效果是：美国股市市值蒸发掉了840亿美元。
广泛来看，在国际上似乎也是如此。政治学家托马斯•弗格森(ThomasFerguson)和经济学家汉斯-乔亚吉姆•沃斯(Hans-JoachimVoth)通过一个残酷的例证给予了我们以启示：阿道夫•希特勒(AdolfHitler)在1933年1月被任命为德国联合政府的首脑，即德国总理。通过国会纵火案(ReichstagFire)、快速选举和修宪活动，到3月底，纳粹党人(Nazis)已牢牢把权力抓在手中。1933年1月至3月期间，那些将自身命运与纳粹捆绑在一起的公司（多数是大公司），股票市值迅速飙升。
当然，问题是这些政治人脉为何重要？也许，不管托尼•布莱尔(TonyBlair)和阿尔•戈尔的政治人脉如何，昔日将他们推至政治高层的才智和精力，同样也可以让他们分别在摩根大通(JPMorgan)和苹果公司(Apple)里胜任职位。
另外一种可能的情况则让人不太放心：政治人脉将能让企业获得适合自身的法规，或是利润丰厚的政府采购合同。戈德曼、So和罗霍尔发现有证据表明，这些合同看来确实流向了与执政党有关联的公司。
如果是这样，那它真是一种耻辱，即使它并非完全出人意料。
但并非每项研究都得出了这种结论。经济学家雷•菲斯曼(RayFisman)、朱莉娅•加列夫(JuliaGalef)、拉凯什•库拉纳(RakeshKhurana)，以及流行病学家戴维•菲斯曼(DavidFisman)都曾经试图估算过迪克•切尼(DickCheney)私人关系的价值。其中的一种策略，是研究在切尼患心脏病的消息公布后，他曾于1995至1999年期间任其首席执行官的哈利伯顿公司(Halliburton)的股价走势。与切尼关系的估值是多少呢？“确切的估计”，是“零”。如果我们能就此感到放心，那真是太好了。
译者/李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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