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報道)(星島日報報道)周一的立法會會議上，我的前上司梁家榮儼成箭靶，以張文光議員的說話最重：指他在誤報江澤民死訊一事上「輕鬆帶過」，對有償新聞則「咬牙切齒」。我絕對理解議員們的質疑，易地而處換了我是議員，亦會狠狠質問，因為是次亞視風波，正如我的同事們在聲明中所指，不但是亞視的事，而是香港社會的事，因為亞視是由政府發牌的公共機構，大氣電波為港人所共享，新聞自由則是港人珍而重之的核心價值，是《基本法》保障的基本權利。
不幸地，聆訊之後，出現對「榮總」（我們都習慣以此聲呼梁家榮）極不公道的指責及懷疑，作為與榮總共事多年的下屬，作為風波相關人士之一，我心甚難過與不安。因這不但關乎榮總數十年新聞工作者的清譽，更關乎社會大眾如何聚焦跟進事件。我不能代榮總發言，但我心中一些感受，不吐不快。
我的導師之一，中大蘇禴機教授說過，新聞自由不只是新聞工作者的事，亦需要傳媒機構的管理層、投資者，以及全社會自動自覺去維護。先看榮總「咬牙切齒」的有償新聞，這絕非某電視台某個節目定性如何，或個別人士違反新聞工作者道德操守的單一事件，而是涉及傳媒運作、經營模式、監管條例有否灰色地帶，以及社會對傳媒公信力及盈利目標如何平衡這些大是大非的議題。僅從以下三方面簡述我一己之見：
新聞廣告分席保財路
首先，從新聞工作者層面來說，恪守新聞操守及新聞道德是最起碼的要求，任何故意混淆新聞工作者身分還振振有詞為「替公司賺錢」的言行，不但涉及個別以記者自居人士其身不正，更衝擊香港新聞從業員的整體底綫，這道防綫一旦被衝破，後果必然是新聞道德淪陷！嚴重打擊香港新聞工作者的整體質素及公信力。
其次，從傳媒機構管理層及投資者角度來說，千方百計保證及爭取公司最大利益理所當然。但竊以為，傳媒機構的利益涵蓋兩方面：一是經濟金錢收益，二是機構形象，包括其新聞部公平公正的專業形象，兩者互為因果，缺一不可！監管機構及社會不接受新聞節目滲入廣告成分，非但不是封殺傳媒的生財之道，反而更保障了傳媒合法合理生財有道。若傳媒機構管理層或投資人自覺或不自覺，默許甚至鼓勵新聞及廣告內容界綫模糊化，不但弄巧反拙有損公司整體利益，更令香港新聞的整體質素及公信力不斷被蠶食，後果堪虞。
第三，從香港的角度看，是次有償新聞風波不是亞視的事，而是茲事體大，正如我當日在立法會上所言，香港是國家金融中心，也是國際金融中心之一，這端賴財經資訊公正公平的流通，一旦有意無意主動邀請外來商業利益直接介入節目的編採安排，混淆財經記者與專業廣告銷售人員的界綫，媒體管理層更鼓勵推廣或默許此「賺錢」模式，打着財經新聞節目的旗號行利益掛鈎之實，在當今急速變化的國際經濟大環境下，財經新聞的不偏不倚名存實亡，不但有違最基本的新聞道德，更損害公眾利益，不諦令香港這個金融中心蒙羞，如此重大問題怎不「咬牙切齒」？
深刻體會催促的壓逼感
至於當日議員們關注的另一新聞干預的議題，同樣事關重大。梁家榮重申，他說過的話不會收回！這正是榮總做人做事的一貫作風，但一方面不收回「無力阻止」之說，卻又一力承擔責任，給一些人今是而昨非的感覺，對此我深感理解，因我本人也一度迷茫。但認真回味榮總的字字斟酌，我堅信一向深思熟慮的榮總當時所言，恰恰貫徹了他始終如一的行事作風，絕沒有打倒昨天的我。
首先，榮總堅拒收回「無力阻止」之說。作為當日有份參與處理該報道的榮總副手，我深刻體會到那種被不斷催促的壓逼感，在一個只有三十多分鐘的新聞時段內，榮總堅持了十數分鐘，可謂每分每秒腦交戰都在加劇，那種逼在眉睫的感覺不足外人道；一個困難而重要，最終卻被證明是錯誤的決定出自己手，那種自責、自咎的難過與無力感，可想而知；對於從事新聞工作數十載的榮總，不推卸終究是新聞部報道出錯這一事實的責任，選擇辭職，暫別（希望不是「長別」）他熱愛的新聞工作，離開他牽掛的新聞部同事，那種撕心裂肺的痛與「無力」感，我感同身受。唯一令榮總稍感安慰的或許是，在他一再堅持下，盡了他另一最大努力，花了個多小時，最終及時制止了有關特輯的播出，避免新聞部錯上加錯！
無證據莫輕易下結論
「干預新聞」的指控是否成立呢？個人的「無力阻止」感覺，又是否等同「證據」而推定出一個嚴重指控呢？我相信人們心中自有一把公道的尺。任何一位有良知的新聞部負責人，絕不容許「干預」發生，但當感覺已是無能為力時，別無他選只能辭職，除非你願意繼續「和稀泥」！莊嚴的議事堂上，榮總選擇了不以個人感受而妄下判斷，而提出「證據」之說，恰是負責任的做法，但他個人早已辭職以示承擔與明志。而作為他的副手，我深信並尊敬榮總的誠信，所以決定跟隨請辭。亦多謝公司管理層隨即讓我休假，令我有更多閒暇反思，並催生此文。
正如查案要有證據，記者報道新聞也不把個人感受和意見當成「事實」或「證據」報道，一如湯家驊和梁家傑兩位大狀議員所指，記者和律師都着重「咬文嚼字」，榮總一再強調的「沒有證據」，是「咬文嚼字」的必然答案，這點我深深理解。公眾的疑問當然未完全解開，但我相信總有水落石出的一天，榮總非但沒有「輕鬆帶過」，反而帶出「講證據」這一重要原則，我懇請大家關注「證據」的重要性。香港是法治社會，沒有足夠的證據，不應輕易下結論；但香港社會，香港市民有足夠的智慧明辨是非曲直，我堅信，公道自在人心。譚衛兒
軒轅氏進行評論
其實，搞新聞的和搞歷史的大概都一樣，有一個原則，就是“孤證不證”；單一的證據或消息來源不能當做證據，否則“謠言”就隨時可以變為“新聞”了！
這個原則，做新聞的當然懂，可是做老闆的卻很多都不懂！他們要求的只是“公司‘眼前’的利益”，並不理解甚麼叫做“新聞價值”，因此往往做成與新聞工作人員的衝突。
這次事件的起因，當然是那個甚麼“消息人士”，不知從甚麼渠道得道一個“‘死訊’的謠言”，被人跣了一鑊而不自知，“叫”梁家榮馬上把“死訊”發出街。然而，“榮總”本着“孤證不證”的原則，當然不肯發出死訊。問題是這個“消息人士”並不是普通的消息人士，而是公司的高層人士，甚至是比公司高層人士還要“高”的人士，因此他才可以“叫”梁家榮把“死訊”發出街。
在“榮總”阻發“死訊”那段時間，異地而處，我們應該了解，“榮總”的感覺和壓力實在是不好受的。那個“消息人士”跟“榮總”溝通的時候自然沒甚麼好話說，更不會有甚麼討論的餘地，也當然會說到“我就是要搶獨家，要打造‘CNN’ ”；“第二個消息出來，還能搶到獨家嗎！”；“你不發你要負全責”；“你發了我負全責”等等諸如此類的話。因此，“榮總堅持了十數分鐘，可謂每分每秒腦交戰都在加劇，那種逼在眉睫的感覺不足外人道”，到最後，“電光火石間”，終於做了一個“錯誤的決定”。雖然事後要受到外界的批評，然而，我想，這是情有可原的，更何況“在他一再堅持下，盡了他另一最大努力，花了個多小時，最終及時制止了有關特輯的播出，避免新聞部錯上加錯！”
事情的罪魁禍首，當然是公司內部的那個“消息人士”。然而，事情到此還未完結，又搞出一個所謂財經記者，掛著“首席主播”的頭銜到外面去招攬生意，這回要是“榮總”再“錯下去”，不起而發聲，那他新聞事業的生命，大抵就要完結了，因此“榮總”這回不得不起而跟公司衝突！社會才知道當天的“死訊”有那麼多的“內幕”。
問題是，內幕的詳情並不能三言兩語可以講得完，而且有可能還涉及很多的法律問題，這是“榮總”個人承受不起的。因此他向立法會諸公說因為他出席的並非“權力及特權法”下的會議，所以立法會諸公“用槍指住我都不講”，這就很明顯，他的意思是︰如果立法會召開“權力及特權法”的會議，他就會“有碗講碗，有碟話諜”。“榮總”多番強調“證據”的意思，其實也都是希望立法會介入調查，事情才會有水落石出的一天。現在，就要看看立法會還會不會有下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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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我在“榮總”出席完立法會後，我寫的一篇評論，有興趣的不妨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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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家榮的說話好像前言不對後語。然而，倘若我們看過電視新聞的片段，就應該知道其背後另有話說。“消息人士”可以叫梁家榮馬上將“死訊”出街，可見該“消息人士”並非街外人，而是亞視內部的人，而且，一定是亞視內部的“高人”。
一開始，梁家榮當然要阻止未經證實的消息出街，問題是該“高人”的層次的確相當高，梁家榮見未能“阻”，“電光火石間”就只能信，於是“死訊”就出街了！誰知這個“消息人士”真的不能信，這個“高人”其實是衰神！
本來，新聞做衰了，也就做衰了，社會上的抨擊雖然嚴厲，對亞視新聞部其實也是相當同情的。可是，又爆出了有償新聞的醜聞！所謂“是可忍也，孰不可忍”，於是就做成了新聞部與管理層的衝突。僱員頂撞老闆，結果自然是梁家榮要走人，這樣才爆出了“我阻不了新聞出街”的“內幕”。
然而，內幕的詳情涉及的法律問題實在太鉅了，一個不留神，爆料者可能隨時會傾家蕩產，梁家榮雖然不是律師，此中問題他當然相當清楚。因此，他在立法會上說，由於不受“特權法”的保護，“就算你用槍指住我都不講。”其背後要說的話就是︰“如果立法會引用特權法去開獨立調查委員會，我就一定爆亞視大鑊！”
梁家榮多番強調，他“沒證據證明”立法會懷疑的人與新聞部有關。其背後的意思亦很明顯，“空穴來風，未必無因”，因此他沒有直接了當地說“立法會懷疑的人”與新聞部無關，(是有關的)只是沒有證據而已。這個就要立法會去查了──如果立法會有決心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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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我冇証據譚衛兒暗戀梁家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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軒轅氏
一般來說，“我冇證據......。”是一個回答句式。就好像立法會質詢梁家榮“那個人”是否幕後黑手，梁家榮答“我沒證據證明你們心中懷疑的人跟新聞部有關係。”這才是一個正常人的說話。
因此，在沒有人提問下而用“我沒證據......。”這種回答句式來說話的人只有一種 ── 神經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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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話係"一般來說"係你個人意見啫，亦即有例外，唔使人問我主動話我覺得不過冇証據唔得㗎咩？意見不同就話人神經你真冇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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軒轅氏
“一般來說”，自然是有例外的。神經病人的說話，就是一般人的“例外”！
冇品的人沒資格說人冇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