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編自八零年代震驚韓國的奸殺案，當年韓國動用30萬警力，鎖定三千個嫌疑犯，花了十年依舊找不到兇手。
透過導演奉俊昊的改編，《殺人回憶》究竟要帶給觀眾怎樣的衝擊？
受害者和加害者又該如何在80年代末的韓國政治氛圍下得到正確闡述或明顯區隔？
無論你心目中的韓國（在此特指南韓）是什麼，《殺人回憶》要帶你前往的絕對是和你記憶中完全不同的韓國。50年代的韓戰結束後，韓國經濟惡化，在美國的扶植下，很快地經濟大幅成長，但在韓國總統樸正熙長達18年的統治下，雖然GDP逐漸超越北韓，韓國政府完全不允許任何民主運動、集會遊行或示威活動，並可隨意逮捕或拷打異見者，相當於南韓版的白色恐怖時期。1979年樸正熙遇刺身亡後，人民開始認為這是美國策劃的陰謀，加上長年的非民主政治引起人民不滿，此時又因為開始實施戒嚴，政府各部會首長機關幾乎都開始進行軍管，嚴肅低迷的政治氛圍開始有工人、學生走上街頭抗爭，爭取民主政治。各種民間抗爭加深了戒嚴的實施，終於，1980年爆發了「光州事件」。為了平定此抗爭活動，政府動用坦克與機關槍鎮壓平民百姓，事件雖然很快地落幕，但卻留下了殘破的歷史傷疤。
根據資料，1980和1985各有一個工人以自焚表示對政府處理光州事件態度的不滿。而1981至1985期間，即使是光州事件罹難者的追悼會，都會有軍警幹擾並逮捕異議人士。直到1987年新上任的韓國總統盧泰愚才首度公開悼念光州事件的罹難者，並承認「光州事件為韓國民主化過程的一部分」。
《殺人回憶》的故事背景就在這種白色恐怖的氛圍下展開。
真實故事就先不去探究了。我們今天要看的是由真實事件「改編」而成的「電影」，透過相同的事件、導演的戲劇敘事法，奉俊昊要用《殺人回憶》告訴觀眾什麼？
徐泰潤、樸渡文、樸賢泰是這部戲中最重要的三個角色。
樸渡文是案發鄉鎮的當地警官，當發現第一條線索時，他興奮莫名，立刻和夥伴鄒警官去逮捕了嫌犯，一個顏面和身軀嚴重燒傷的青年白浩光，此外，他還是個智能遲緩兒。兩條殘忍的姦殺案發生了，媒體大幅報導，眾人束手無策時掉下了白浩光這個可疑人物，樸和鄒自然會緊緊抓住這條線索。問訊方式自古皆然，一個黑臉、一個白臉，差別隻在於「樸和鄒身在警察擁有絕對公權力的年代」，拷問室彷彿先天就該存在般，不但擁有挑高的梁柱、監聽的窗口，還有幽暗的光線和完整筆錄設備。因此擔任黑臉的鄒就肆無忌憚地痛毆白浩光，就在他們認為逮到兇手的前一刻，從漢城調來支援的警官徐潤泰則漂亮地推翻了一切。
從白浩光到後來意外發現的擁有自慰癖的窮礦工，徐潤泰和搭擋都篤信「屈打成招」這一套，更是將「傢夥」（軍靴和避免造成拷打傷痕的軍靴套）隨時待在身上。但在意外造成白浩光的死亡後，樸渡文漸漸改變了。從漢城調來，凡事講求證據、按部就班的徐泰潤被樸渡文視為眼高於頂、目空一切的「科學派」，但在高壓統治與白色恐怖下，任何證據與科學都是可以偽造的，警察辦案從不倚賴這些，靠的是「直覺與靈感」，但在徐潤泰展現的科學演繹與媒體炒作和示威下，樸渡文的信念漸漸改變，終於，他願意相信科學手段。
而從漢城調來的徐潤泰，原本是精明、深思熟慮的穩重代表，但當案情一再膠著，手中的線路越纏越亂時，他也開始煩躁、開始不耐煩，直到和他有過小小互動的高中女生成為連環兇案下的犧牲者時，面對頭號嫌疑犯的穩定自若，徐潤泰的冷靜終於被怒火融化成恨意，甚至說出：「要什麼證據？直接扁他一頓，寫個口供，捺個指印就好，誰管那麼多。」
若造成二人轉變的是膠著的案情與時代的變遷，那麼讓徐潤泰崩潰而使樸渡文灰心的則是嫌犯樸賢泰的冷靜與溫文。
嫌犯樸賢泰來到警局拷問室的頭一句話就是：「街上小孩都知道你們用暴力拷打無辜的人......無論如何我不會和他們（那些屈打成招者）一樣」。樸賢泰的言詞除了表明向時代與公權力抗爭外，更不可能屈服於政府的暴力恐嚇下。
面對如毒蛇般的媒體報導，以及被冤枉者的親屬與群眾示威，警察不得不改變辦案作風，拷問逼供將不復存在。但可笑的是，當一切巧合都指向樸賢泰時，警方卻提不出證據，絞盡腦汁想辦法做出邏輯性判斷的同時卻又渴望以暴力脅迫對方屈服。
徐潤泰雖然靠著科學頭腦屢建奇功，但卻在最後關頭讓美國送來的DNA鑑定結果替嫌犯洗刷嫌疑；原本奉行熱血主義，凡事打了再說的樸渡文，卻在這個時刻阻止欲施私刑的徐潤泰；而似乎最需要鄒警官「拷打」的時刻，他卻因為以前造成的罪孽讓自己每次「行刑」用的「劊子腿」感染破傷風被迫截肢！這些不諦是本片最大的諷刺。
雨夜必定點播的【傷心情歌】、柔軟的雙手、缺乏命案時刻的不在場證明，而因警車拋錨而跟丟樸賢泰的時候，又發生了一起命案。縱使樸賢泰與命案線索有再多巧合，都比不過DNA檢驗的權威。
最後那起女學生的命案，導演刻意將犯案的「前置作業」拍出來，當兇手將作案工具一一擺放在五花大綁的女學生旁邊時，彷彿在控訴警方施加在樸賢泰，甚至是其他冤獄者身上的屈辱。刻意不拍出犯人的臉，營造各種「樸賢泰」就是兇手的疑雲氣氛，卻又在最後一刻用DNA檢定劃破所有的希望。因為，「兇手」是誰根本就不是導演的重點。
你再恨、再怨嫌犯，隻要沒有決定性的證據，你就無法在這個世界將他定罪。因此最後樸渡文在雨中從狠狠盯著樸賢泰的臉，直到眼神動搖，空洞地說著：「媽的，我不知道」。神探老爹用眼神判斷對方是否是個男子漢、是否是犯人，終究是好萊塢警匪片營造出的神話。
將電影拉回大時代，《殺人回憶》利用徐潤泰、樸渡文和樸賢泰三人，也正好做了比例均衡的現實對照。徐潤泰無疑是新政府、新時代的象徵，他從韓國首都「漢城」前往鄉下地區，自然為當地帶來新觀念、新想法，而也自然會產生新衝突。無論真實案件在韓國發生時是80年代的哪一個確切年份，《殺人回憶》卻是從1986年的年底開始說起，過不久徐潤泰調到當地，時間差不多就是是象徵韓國民主化的總統盧泰愚新科上任的時間，也是光州事件可以被公開討論的新時代。
而樸賢泰在電影裡無論他真的有罪或無罪，他的態度與表現，那種沉穩與控訴，彷彿恰恰好就是國家公權力下的受害者。但是電影的各種蛛絲馬跡都將之遷往兇手的角色，因此他同時又背負著「加害者」的身分。二者合而為一，樸賢泰彷彿是國家暴力下的復仇者，運用冷靜與國家轉型地當下追討過往的傷痛。
相較之下，樸渡文則單純地多，他和鄒警官都是舊時代的極權代表，但在面對時代的變遷下，他們不得不進行政治轉型，也就是我們經常在集權轉為民主的國家體制下所能見到的「轉型正義」。像是在《竊聽風暴》裡我們看見的是「轉型正義」的不公，當年胡作非為的部長在柏林圍牆倒塌後，隻要價值翻轉即能再度吃香喝辣。但是在《殺人回憶》裡，「轉型正義」卻像是矛盾的綜合體，它企圖在改朝換代、價值翻轉之後回頭來清理是非、分辨善惡、追究獎懲和責任，但卻因為歷史傷痕與失控的中央集體暴力，造成這股轉行正義出現破裂點。樸渡文是舊制度的代表，卻逐漸被新制度（徐潤泰）影響，行事風格逐漸轉型，因此在面臨暴力受害者時皆無法以新的或舊的價值觀處理。徐潤泰雖為徹頭徹尾的新制度表徵，但卻因過去的毒瘤未清而逐漸暴躁，這種躁鬱是任何亟欲「除舊佈新」的體制下都會面對的臨界點，因此才會爆發出在山洞口對著奔跑的樸賢泰開槍的畫面（這一目相信看過二戰集中營類型或講述共產極權制度電影的觀眾，都不會感到陌生）。
因小意外而導緻右小腿被迫截肢的鄒警官，則象徵最傳統的，在轉型正義下轉型失敗的舊體制。截肢除了暗示著他過往未經思索濫用公權力的報應外，更明示著他將無法參與新體制下的未來決策。缺了一條腿的鄒警官可能繼續當警察（如同汰舊換新下的虛偽元首或失勢權貴），也可能放棄公職成為一般百姓（轉型失敗被迫革職的舊勢力），無論如何，他在《殺人回憶》裡可說是最風光一時卻也最不勝唏噓的人物形像。
故事至此，各種外力因素的牽扯下，受害者、加害者的角色頓時變得模糊不清。
最後，故事還是拉到了2003年，曾經有過熱血夢想的警察也轉行從商，畫面色彩開始變得柔和，色彩飽和度也比先前的畫面高。當他在度回到當年的案發現場時，面對黃澄澄的稻田，樸渡文本來隻想要靜靜的完成他的回憶哀悼式。沒想到一個路過的女學生卻和他說前一陣子看到一個人，和他做了相同的事情，不過那個人說：「隻是曾經在這裡做過一些事情，想回來看看而已。」女童聽見的自然是當年殺手的自白，但樸渡文再問她那人的長相時，女童隻說:「長得很平凡，就隻普通人的樣子。」無論女童述說的是那人身為韓國大眾臉的「客觀」長像，還是意指兇手就在我們之間，如今，真正殘留的隻有扭曲慘澹的殺人回憶，卻弔詭地同時停留於警察和兇手心中。
無論是劇情、寓意、運鏡或情緒轉折，奉俊昊都拿捏掌握地相當優異。這不隻是一部改編自社會案件的電影版玫瑰瞳鈴眼，還是韓國大時代下的痛苦縮影與法治體系下的悲哀，同時，這種借鏡譬喻也呼應了20世紀末期幾個從專制極權解放的社會國家，幽默、諷刺、前後呼應的巧妙和悲劇性的急轉直下，即使來自大家不熟悉的韓國，《殺人回憶》也絕對能夠引無數人的共鳴。
PS：因為我不是歷史專家，若上述的韓國歷史在認知上有任何錯誤，還請指正。另外，聽說2004年的時候抓到了兇手，但是這個傳聞的真實性我尚未找到足夠有利的報導作為證明，就先當成是網路傳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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