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攝影”曾經普遍造假

今天的新聞便是明天的歷史，新聞商業|攝影與文字一樣，是重要的歷史文獻。然而，生活的經歷告訴人們，“新聞攝影”並不可靠，在某個時候，甚至普遍造假。
曾記否，明明是“三年困難時期”，新聞攝影卻總是“又是一個大豐收”、工農業生產“蒸蒸日上”……一片經過精心設計的“鶯歌燕舞”。這種新聞攝影不僅欺騙了讀者，而且欺騙了歷史。後人查閱當時的影像資料，那一段歷史就被如此“記錄”下來。而這種場景將被拷貝、複製、放大、留傳，虛假的宏大場景很可能成為唯一的歷史文本。真相反將在時間的過程中一點點被消解、被忘卻，這將造成一種群體的歷史健忘症。

在上世紀50年代初，對新聞攝影能否組織加工、設計、擺佈，新聞攝影界內部曾有激烈爭論。不少人出於職業道德，認為“新聞”就應該真實。但是，在隨後的“反右”運動中，這種觀點被嚴批為“資產階級客觀主義”、“右派反動觀點”，許多人被打成“右派”。正是這種大批判，為後來的大規模造假提供了合法性。

由於有了合法性與正當性，在接踵而至的“大躍進”中，才會有新華社攝影記者組織、安排出的4個兒童站在早稻上的相片。這張名為“歡躍在‘早稻’衛星上”的照片被作為典範宣揚。當時，出現的這類新聞照片，攝影者多是國家級新聞單位的記者。

晉永權的《紅旗照相館·1956~1959年中國攝影爭辯》（金城出版社2009年3月出版）一書，以高度的職業道德感進行專業分析，提供了大量“原始相片、底片是如何‘加工’、‘合成’成一張張‘雷人’照片”的珍貴史料，拆穿了這類新聞攝影產生的西洋鏡。

從1970年起，新華社記者侯鳳菁就長期在新華社布達佩斯分社工作，曾任首席記者。他充分利用這一得天獨厚的條件，通過採訪、現場考察和閱讀大量文獻資料，佔有了大量國人難得一見的史料，在此基礎上經過長期思考研究，終於寫成《燃燒的多瑙河·匈牙利1956年事件真相》（新華出版社2009年4月第一版）。

今天的年輕人可能很難想像，1956年在遙遠的匈牙利發生的“匈牙利事件”，曾經那樣深刻地影響了我們共和國的歷史，那樣深刻地影響了我國數十萬人，如果算上受到株連的家人，應為幾百萬甚至上千萬人的命運。甚至事過20年後，1976年北京天安門廣場發生的“四五”運動還被“文革”發動者扣上“中國的匈牙利事件”、鄧小平被扣上“中國的納吉”等大帽子。因此，瞭解、知道“匈牙利事件”真相，並非增加一些與我們關係不大的“外國歷史知識”，有助於對我們自己歷史和命運的深刻反思。

歷史表明，“匈牙利事件”並非一日之寒，而是僵化的舊體制引起的矛盾總爆發。1945年4月，蘇聯軍隊解放了匈牙利，使匈牙利共產黨開始走上執掌大權之路。党和國家大權集中在領袖拉科西手中，形成“拉科西主義”。作者寫道：“所謂的‘拉科西主義’其實就是‘史達林主義’在匈牙利的翻版。”

1956年，蘇共開始反思“史達林主義”，但拉科西仍頑固堅持“史達林主義”，甚至火上澆油地抨擊“右派分子”想利用蘇共“二十大”如何如何。這種倒行逆施，最終引發了10月23日的人民武裝起義。歷史於是在繞了一個彎子以後，終於回到它應有的軌跡中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