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書的副標題是﹤走進邊緣人格的世界﹥
六0年代的「我們的年代」，到七０年代的「我的年代」，到八０年代的「享樂的年代」；六０年代呼籲的是利他取向的「愛、和平與博愛」，七０年代所提昌的是「自我意識」，而八０年代崇尚的是自私自利的「功利主義」。
「彷若人格」，她描述某種病人像變色龍一樣，誰對他好就不自覺得變成個人的風格。
「邊緣性」這個詞，指的是「自戀、心靈淌血、負面治療反應、不當的過度敏感、自虐、舔自己的傷口、身體焦慮、投射和現實感障礙」。
行事前後不一正是邊緣人格者的特徵，患者無法忍受矛盾的事物，但他們本身就是矛盾的人。
當邊緣人格者面對親密的關係時，可能回憶起幼年想建立親密關係卻受挫，因而感受到被別人拋棄的那種絕望，或是想起當初母親過度的注意力，將他壓得喘不過氣。若要挑戰母親的控制，就冒著失去母愛的危險；若要滿足母親對親密的需求，則又有失去自己的危險。
「我厭惡我的感受，」一位邊緣人格者坦承：「每當想到自殺，這個念頭便充滿了吸引力，讓我躍躍欲試。有時候我甚至認為除了自殺之外，其他的事都與我無關，很難不想要傷害自己。好像只要傷了自己，我的恐懼和痛苦就會消失。」
患者恐懼被人拋棄，所以依附著他人；恐懼受感情束縛，所以將人一古腦地推開。他們渴望親密，同時又害怕親密，最後，將那些自己最想建立友誼的對象拒於千里之外。
對邊緣人格者而言，處在親密的關係裡，意味著必須抹煞獨立的人格，喪失自主性，就好像自己消失不見了。他們渴望與人親密，以消弭空虛無聊的情緒，但又恐懼親密，認為自信與獨立被剶奪，於是在渴望和恐懼之間來回擺盪。
當邊緣人格者談戀愛時，這些內心的感受便戲劇化地轉換成激烈的、多變的、有控制慾的交往模式。
患者頻頻揚言自殺，或故作自殺狀，目的並不是真的求死，而是一種對痛苦的表達，期望他人拯救。
這些戲劇化的自毀行為和要脅，可從幾方面解釋。自我加諸於肉體的痛苦，可能反映出邊緣人格者需要有所感受，想要從麻木的束縛中掙脫出來。邊緣人格者把自己放在一個與外界隔絕的透明罩裡，不僅保護自己的情緒避免受外界影響而痛苦，也阻絕了自己對真實世界的感知，而肉體的疼痛便成為他與自我存在之間唯一的連結。然而，施諸於自身的疼痛強度常常不足以跨越這邊阻隔﹝雖然流出的血和形成的傷口，能讓患者著迷似地觀察許久﹞，此時，患者的挫折感將驅使他更頻繁地去感受肉體的痛楚。
邊緣人格者之所以拚命要建立穩定的自我定位，與他們自覺虛偽的強烈感受有關，他們總認為自己是「裝腔作勢」。大部分的人在某些時候也會有這種感覺，例如，某人開始新的工作時，會試圖表現出一副知識淵博的樣子，當熟悉整個工作架構、愈來愈得心應手之後，就不再需要裝模作樣，也產生真正的自信。就像馮內果（Kurt Vonnegut）說的一樣：「我們都變成了自己假裝出來的人物」。
話說回來，邊緣人格者還沒有這樣的功力，他們始終認為自己虛有其表，因此很害怕遲早被人發現。尤其當他們獲得某種成就時，認定自己不夠資格、名不符實的想法便會浮現出來。
邊緣人格者由於缺乏核心的自我認同，尤其難以忍受孤獨，因此想盡辦法想要填滿內心的「空洞」。根據很多邊緣人格者的描述，他們的感受就好像格雷安•葛林（Graham Greene，1904∼1991）在《A Sort of Lift》描述一種肉體上的感受：「腦袋裡無聊的感受，像是氣球一樣愈脹愈大，在頭顱裡形成一種壓力；有時候我很害怕一旦氣球爆烈，我也將失去理智。」
尤其邊緣人格者獨自一人時，無法感知自己的存在，覺得一切好像都不真實。他們不認同笛卡兒「我思故我在」的存在法則，而是以另一種哲學生活，類似於「他人對我採取行動，所以我存在」。
神學家田立克（Paul Tillich）曾寫下：「只有能忍受孤寂的人，才能戰勝寂寞。」由於邊緣人格者難以忍受孤獨，精神受困於強烈的寂寞，唯一解脫的方法就是身邊有人作陪，所以他們常跑到單身酒吧或人群聚集的地方。
「父親缺席症候群」（absent father syndrome）造成病理後果是，因離婚或死亡而破碎的家庭中，母親通常為了彌補子女而成為最完美的家長，為孩子的生活作全面性的安排，如此一來，子女得以發展自我認同的機會自然變得很有限。少了另一位家長居間緩衝，母親與子女的關係可能太過緊密，以至於無法健全地進行母子之間的分離過程。
雖然母親通常想辦法要取代缺席的父親，很多例子都顯示，實際上是兒女替代了父缺席的丈夫。父親缺席的情況強化了母親與子女之間的共生關係，成長中的孩子會過過於理想化母親，希望能永遠取悅母親。而單親家長對孩子的依頼也可能持續下去，進而阻礙孩子的成長和個體化，也種下邊緣性人格疾患的種子。
雖然邊緣人格者可能展現極度的同理心、溫情或罪惡感，但這些表現通常是虛偽的，目的是想控制他人，是為了表現而表現，而非真情的流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