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銳紹﹕錯誤理解 輕率處理群眾運動 2009年4月17日
【明報專訊】胡耀邦逝世後，北京群眾自發悼念，本來可以從容駕馭，但因官方處理不得其法，最終釀成巨變。20年後我再冷靜檢視，還是當年那句話：「官方錯誤理解，輕率處理群眾運動。」
在胡耀邦逝世初期，有3點值得反思。其一，中共對歷史人物的評介標準與文化，為我所用，為時勢和任務所用，不夠客觀和脫離民意。
胡耀邦逝世後，怎樣寫他的訃告和悼辭，成為中共內部爭議的一個焦點，這是外界不大了了的新聞。在初稿中，沒有稱胡耀邦為「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這是共產黨人最為關切的稱呼，胡耀邦的遺孀後來為此爭到鄧小平那裏，如願確非輕易。
我那時想，今天也在想，為什麼共產黨對已死的黨友(而且是總書記)的評價如此吝嗇？皆因他們認為胡耀邦曾犯下錯誤(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未能獲得這個「光榮稱號」。這完全是中共高層根據當時的政治需要而作的判斷，並透過壓倒胡耀邦的聲譽以釋出信號(中國仍要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結果淡化了胡耀邦畢生為共產黨建立的汗馬功勞，以及蓋過了他超乎共產黨思維的貢獻。所以，在胡耀邦1987年被迫下台後，群眾耿耿於懷，在他逝世後兩天(89年4月 17日)，3000名北京大學生遊行到天安門廣場向全國人大常委會遞交請願信，提出7項要求，包括重新評價胡耀邦。
這涉及中共的政治文化，連對已死的人也帶有批判鬥爭的成分，對被指犯錯的自己人更是手下不容情。如果在胡耀邦下台後即給予恰如其份的評價，貼近民意，就可能避免激起群眾的情緒，對中共的內部凝聚力也有好處。
官方長期不重視人民權利
其二，官方錯誤理解群眾活動，與他們長期不重視人民權利有關。
胡耀邦逝世當天下午，陸續有群眾到天安門廣場悼念，其後兩天，人群愈來愈多。我當時在現場訪問很多群眾，發覺他們都是自發的，沒有組織的成分。很多人根本不知道北京學生將會提出重新評價胡耀邦的7項要求，因此不可能是為造勢而來。但官方看見人群聚集，條件反射地恐懼起來，並機械地而且自然而然地向壞處想，認為背後另有圖謀。
這與1976年的第一次天安門事件的過程一樣，令人感到在中共的政治文化中，「定性文化」是一大弊病，况且這是輕率和容易錯誤的定性，最後又重複了打擊一大片的慘痛教訓。在往後的日子裏，官方三番四次再犯這種錯，以致形勢更走向極端。中共是靠群眾運動起家的，但掌權後卻害怕和卡壓群眾活動，無法和不容許建立理性的表達空間，擺脫不了很多政權的惡性循環規律。面對新的形勢，中共應該深思反省。
鬥爭哲學的慣性
其三，官方輕率地用高壓手段處理群眾運動，與他們的鬥爭哲學的慣性有密切關係。
89年4月19日，官方指有人衝擊新華門，翌日更通過官方傳媒大加指摘。當時我也在現場，20年後反思此刻，必須剝絲抽繭，才能理性分析。
其實，那時候帶頭到新華門的群眾，主要想做一件事。他們感到胡耀邦死後官方仍不能正確評價，還想低調進行追悼會，他們認為應該讓官方了解群眾的心願，所以舉覑花圈到新華門，只是要求把花圈放在新華門前，以提醒中央領導人重視群眾的心願。其中一名帶頭人對我說：「我們放下花圈，就會馬上離去。」
但當時中共沒有理解群眾的心情，也沒有嘗試理解，看見人群愈來愈多，就擔心起來，派出解放軍守住新華門，凌晨，更以武力清場。我當時在旁觀察和採訪，也被踢走，幸而沒有大傷，一些學生則被毆傷，加上翌日官方傳媒的片面報道，引致日後更多的抗爭行動。
從群眾方面，也有反思的角度。他們沒有領頭羊，無人告知他們前往新華門的原意，在這個過程中，也沒有群體的安排，當中出現個別激烈的叫喊，例如「打倒共產黨」(筆者強調，這只是非常零星的叫喊，說不上什麼口號或號召)。不過，正說明這不是官方所說的「有組織」地搞事。在群眾運動中，經常出現無人能控制的盲點，如果官方冷靜處理，不要輕率地以點概面、以偏概全，不會因為出現個別情緒的說話而抓住不放，而且胡亂定性和動武，那日後的發展就可能完全改寫了。
可見，接受請願不是中共的文化，但他們真的要好好學習，才能善於順應和疏導民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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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用家天下的思維來說，這就是很典型的一宗「家」暴了。先是家長反應過激，然後不忿者怒火中燒，最後一發不可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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