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超雄﹕最低工資對殘疾人士有另一標準？ 2008年10月8日
【明報專訊】10月特首發表施政報告，預料工資保障運動將正式壽終正寢。不過，在部分商會和勞顧會資方代表已表態支持跨行業最低工資的同時，一些商界人士和擁抱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學者仍然認為，最低工資破壞市場供求，導致人手緊縮、資金撤走和經濟衰退。對殘疾人士就業「忽然」關注的他們更強調，僱主不願以最低工資支付殘疾人士薪酬，最終只會令他們被市場淘汰。
雖然我認為部分人祭出殘疾人士的關注只為轉移視線和製造分化，但不良的意圖不代表當中無理可依。事實上，特別是在沒有殘疾就業配額的香港，大部分有工作能力的殘疾人士為換取僅有的工作機會，均願意接受極低的工錢。他們的月薪很多只有千多元，在庇護工場工作的一般更不逾千元。目前聘用較多殘疾僱員的為一些非政府機構，其餘的則受聘於庇護工場、社會企業，或接受輔助就業服務。這些機構帶覑傷健共融的社會使命，為殘疾人士提供較「友善」的工作環境；而殘疾人士較低的薪酬，則令機構在競投合約時更具競爭力，同時為殘疾人士創造更多就業機會。
有謂「一個願打，一個願捱」，機構和殘疾人士各取所需，低薪可說是建基於一種「互利」關係。最低工資的立法，反而可能削弱機構的競爭力，直接衝擊殘疾人士的就業機會。
問題是，當社會發展至目前富裕的水平，我們是否仍能接受一個每周工作44小時的人，只能得到可恥的工資？為何有人願意辛勤工作，卻朝不保夕，連基本尊嚴也難維持？為何「自力」不能「更生」？如果我們認同最低工資是個道德問題，以維繫工作道德觀，那麼為何在關乎殘疾人士就業權益的問題上，我們卻要搬出另一套道德標準？我們能說這套標準不適用於殘疾人士嗎？顯然不可。最低工資該保障所有勞工，不論殘疾與否，均能獲得合理工資。
在這種困局下，勞顧會最近參考澳洲和美國的經驗，提出一個「打折扣」的方案，建議引入殘疾人士生產力評估機制，生產力較低者會以百分比計算最低工資水平。此方案既可保障殘疾僱員獲得合理工資，亦可維持機構的競爭力。
不過，若這套評估工具運用不宜，便很容易濫用，例如一名殘疾人士的生產力可能與常人無異，但測試卻要求同時處理數項事務，而這個工作崗位原本卻沒有此要求。由此，評估機制便會淪為製造歧視的工具，變成僱主壓低工錢的理據。何况有消息指政府有意將最低工資定於一個甚低的水平，即時薪22元，若殘疾人士工資在這個水平上再「打折扣」，最低工資於他們又有何意義？
聘傷殘人士 享稅務優惠
但這不是說最低工資不適用於殘疾人士。相反，殘疾人士的議價能力比其他邊緣勞工還低，更應受到最低工資保障。在兩難下，我認為可以上述的方案為本，輔以適當的稅務優惠措施。例如一名殘疾人士被評為只及常人五成生產力，政府便可透過稅務優惠向企業補貼其餘五成(甚至更多)的工資。一方面，企業不會因聘用殘疾人士而增加成本；另方面，殘疾人士亦可獲得工作機會和工資保障。而納稅人亦不會蒙受損失，因為對殘疾人士提供工資補貼，成本可能比以綜援支付他們的生活開支更低。
當然，這個構思尚未成熟，仍需更多數據支持。統計處年底將發表有關殘疾社群的詳細調查，屆時我們可更了解殘疾人士的就業問題。其實殘疾人士面對最大的困境可能不是工錢偏低，而是更基本的就業權利。我希望訂定最低工資只是第一步，政府日後仍會通過政策改善殘疾人士的就業處境。而任何最低工資方案必須在機制內引入殘疾團體的聲音，否則原意保障殘疾人士的最低工資，最終只會令他們受害。
作者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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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看到高風險低回報的工作因為沒多少「聽明人」肯做，於是明明是要有人做的事，卻因為自由市場的不可避免的特質而沒有足夠的人去做，結果搞出更多社會問題，都會覺得自由市場的正義性值得由一些外掛制度補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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