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鐵之後 工商界要走好最低工資這一步 ／梁振英
【明報專訊】舊曆新年快到，年貨大量上市，今年金黃大紅的過年擺設特別多，糖果海味更少不了，價錢也豐儉由人。豐儉由人是香港生活的特寫，衣食住行的價錢，從中環到灣仔，從尖沙嘴到深水埗，從百貨公司到10元店，相差十倍八倍是等閒事。有什麼需求就有什揦供應，價差大反映的不僅是消費者的多元選擇，同時也反映消費力的差幅大。
過年是中國人最喜氣洋洋的節日，喜慶的同時，也有不少和錢相關的題目﹕年終花紅、新年度調薪、過年的額外開支、追債清數，甚至連為非作歹的人也免不了。從前的急景殘年，治安是一個課題，因為鼠竊狗偷「搵快錢」過年，大家把這個時期叫冬防時期。
對公共政策的兩大要求
既有公義成分 也有功利成分
談起治安，香港罪案率之低，令世人羨慕，我們還不能說可以完全放下冬防意識，但和三四十年前相比，香港的治安確實有極大改善。2009年，香港經濟不景，但各類劫案、盜竊和爆竊的案件比2008年明顯下降，這現象和中國人的DNA無關，裏面有警察的功勞，也有教育、社工和公益慈善機構的功勞。和社會的福利政策和其他安全網（包括公屋）有沒有關係？我認為有，而且是整個社會安定系統的重要一環。
有人說福利政策和安全網「養懶人」，這類事例確實有，凡有政策就有空子，就有鑽空子的人和事。但我們知道﹕社會上也有為數眾多的人，合資格可以領綜援而不領，靠自己的勞力過日子。社會有安全網，鋌而走險的誘因就少了一個，奉公守法的誘因就多了一個，最後還是利多弊少。
社會發展起來，有了能力，我們就要想方設法繼續進步，這是關心全社會的人應有的基本態度，也是我們對公共政策的基本要求，這裏面既有公義成分，也有功利成分。我們不應過猶不及，但提供基本生活保障，社會安穩，對各階層都有好處。
過去兩年，我不斷談貧窮和最低工資問題，因為貧窮日復一日困擾覑大群基層市民，也因此成為直接間接，以不同體現方式，困擾覑整個香港社會的結構性因素，並逐漸對社會事務造成愈來愈多的影響。
新年第一個月，香港社會最沸沸揚揚的，是反高鐵撥款。很多人問﹕為什揦一群年輕人會如此執著反對興建高鐵？這項基建，按道理是社會為下一代的重大投資，為什揦下一代就看不到高鐵對香港的重要性？為什揦就不明白高鐵為香港帶來的巨大經濟利益？反高鐵事件值得我們警惕，此事我們應總結經驗，從長計議，深入和客觀地了解實况，香港是多元社會，現象多元，成因也多元，我們可以對因果關係有一些假設，然後具體求證。社會問題和政策應對茲事體大，大家不可倉卒解讀，不過，對社會上長期積存的問題也不能坐視不理，不能心存僥倖，以為問題可以自動溶解。5年前梁國雄當選，大家以為選民貪玩，兩年前立法會直選，社民連大勝，工商界落敗，大家就看到深層次成因。
貧窮問題是最迫切的深層次矛盾
最低工資立法是最現成的大動作
要解釋部分人為何反高鐵，可能答案很多，其中一個在我反覆提出的數字——1996至2006年，香港的人均GDP實質增長34%，但工作收入最低的 30%工作人口，即100萬人，收入卻比十年前低。在比例上和實際金額上，工作收入增幅最多的，是收入最高的10%工作人口。這十年的經濟發展，有沒有惠及基層打工仔？社會的上層人士不看統計數據不知道，但這100萬人和他們的青少年子女，不必找數據，每月月底到銀行「打簿」就有切身體會，而且感受很深。在相當一群人眼中，經濟效益再好再多的基建，都與自己無關，社會自然就無法以利害關係調動大家的積極性。相反，在他們看來，花費的是大筆公帑，受惠的是承建商、供應商和專業人士，因此部分反高鐵人士公開質疑功能組別議員的利益關係，以至功能組別選舉的制度。
香港的貧富懸殊問題，不僅是富者愈富，而是大批人貧者愈貧，這是香港社會滋長出反商情緒的主因；有利營商、吸引投資和有利全社會的政策和措施，不僅得不到社會的共鳴，反而無端成為「官商勾結」的口實，部分更為反對黨派加油添火。這種情緒要及時疏導，避免階層對立，官民對立，施政困難，營商環境惡化，最終多敗俱傷的局面。
在各個深層次矛盾中，貧窮問題最為現實，也最為迫切，針對貧窮問題的最低工資立法，是最現成的大動作。3年前，政府推出為期兩年的「工資保障運動」，被絕大多數老闆抵制，工商界嚴重失分，影響深遠。政府去年決定立法規定最低工資，工商界政黨和商會負嵎頑抗的做法和理據，在政治上將繼續付出沉重代價。
有酒樓業界代表公開說﹕如果最低工資立法獲得通過，就叫酒樓老闆將員工的月薪改為時薪，午市結束後就不計工時，直至晚市開始，如此一來，工人一個月的工時乘以最低時薪，一定比現在還少。這個說法，可能是氣言，但聽在中下層市民耳裏，叫大家怎樣支持工商界參政？代表工商界的政黨，重複提出﹕「若最低工資訂於時薪24元水平，已等於本港平均工資的45%，除了個別國家/地區（法國）超越上述水平外，其餘均是遠低於該水平，因此最低工資不可高於24 元……」
對於這個觀點，香港民主促進會副主席高德禮先生（George Cautherley）有一番論述，他指出﹕「我們可再從另一角度解讀英國的最低工資……英國的最低工資約佔該國最高收入的10%人口的工資中位數的 23%。在香港，假如最低工資訂為5000元，這只佔最高收入的10%人口的工資中位數的11%。從這角度看，與英國相比，5000元的最低工資顯然偏低。」
我同意高先生的觀點，香港的工作收入分佈極為懸殊，我認為﹕制定最低工資水平不能只用一個準則，必須考慮香港的實際情况，將最低工資訂在全社會的平均工資的某一個百分比，僅是其中一個參數，不是唯一的參數。各個社會的收入分佈不同，物價水平不同，因此不斷重複上述的45%的界線，過分側重某一參數，不但以偏概全，也無助討論和解決問題，更無助改善市民對工商界以至社會上層的觀感。
基層工人工資 只佔總成本極小數
有商會在呈交給「臨時最低工資委員會」的意見書提出﹕如果最低工資訂在6000元一個月，會造成額外的14萬人失業。這說法違反常識，香港營商的成本結構中，基層工人工資，只佔總成本的極小數。
從眾多的外國實證例子觀察，無論說最低工資導致企業倒閉或職位流失，都沒有數據支持。
沒有人可以肯定貧窮問題和反高鐵之間，有什麼直接間接關係，但更沒有人可以說貧窮問題不影響社會安定。好的營商環境，首要條件是社會安定，階層和諧，這道理顯淺不過。工商界在最低工資立法上口鬆一點，手鬆一點，不僅可以從物質上改善大批基層市民的生活，更可以在政治上賺取中下層市民的好感和信任，減少社會的階層矛盾，這是要走好的重要一步。
梁振英 行政會議召集人http://www.cyleun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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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跨代貧窮的原因是因為遺傳不良，那麼還可以令人接受貧者越貧，因為那是自然進化適者生存的力量所致；但是要證明這一點，就要先令香港的下一代有公平的競爭環境，比如說大家從小睡在一樣質素的地方、接受一樣水平的的食物和教育，看看誰比較有競爭力那樣。沒有科學根據的話，就不可亂罰、任由貧者越貧，不然等同殺戮——那並不是良性進化的一部分，不停止的話會整個族群自取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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