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沒有全錯，你們也沒有全對／文﹕馬家輝
——曾蔭權最需要的其實不是「國民教育」 2007年10月23日
【明報專訊】曾特首在電台節目裏拋出了一番「文革論」，惹起爭議，卻亦造就了特區政壇的空前「團結」﹕不管左派右派，無論上官下民，統統認為他對國情認識不足，於是各以不同的口♣和方式建議他「接受國民教育」、「學習國民教育」、「去上國民教育」。
香港官民，從未如此立場一致過。
曾蔭權對國情到底認識不足到什麼地步，除非所有現任及新入職公務員皆須應考「國民教育基準試」，我們沒法準確得知，但若不以人廢言，但若願意靜心重聽曾先生的電台爆肚英文，必可發現他對文革特質的描述其實不算全錯。
是的，曾特首確實非常無厘頭地把民主和文革拉到一起，可是，他亦確實道出了文革悲歌的一些基本特徵，尤其他數度皺眉提及「power」、「極端」、「人民」等詞彙，顯示他確實明白十年浩劫裏的混亂根源何在，那就是，權力之被濫用、搶奪、劫持；惟因權力不受任何制度的監管與制衡，到了最後，不管是權力的擁有者或失去者，皆成輸家。
30年以來，海內外對於文革的回顧研究汗牛充棟，立場不同，觀點各異，然而說來說去，其核心結論無不回落到「權力」二字之上。在那恐怖10年，在那失去監管與制衡的時空下，所有人的生死存亡皆繫於權力的爭奪之上，從毛澤東到紅衛兵，無不如此。在文革期間貼出了所謂「全國第一張馬列大字報」的聶元梓兩年前出版了一冊回憶錄，其中有一段便妙趣橫生地點破了奪權的重要性﹕
「一九六七年一月奪權的時候，在北大搞軍訓的63軍部隊和學生一塊兒出去奪。當時的奪權，好像是誰跑得快，誰先到，先到公章搶到手，權就是誰的了。當時，人們以為奪權就是奪大印奪公章，把一個機關的印章拿到手裏，這就是奪權了。
但拿到手以後怎麼辦？事先沒有想，只是覺得被奪權的單位領導人就是走資派，反正不能叫壞人掌權。可是好人是誰？叫誰來掌權？事先一點兒想法也沒有，更沒有一個計劃。就是領覑學生瞎跑，還要跑得愈快愈好，哪個學校的學先跑到那個單位了，先入為主，就算是人家頭兒了。但是，就算這個學生是頭兒，也不一定就能掌權。幾個年輕學生，他們掌握得了這麼重要的權力嗎？」
曾蔭權不一定讀過聶元梓回憶錄，但聶元梓這段話適足描述他口裏的「power」、「極端」、「人民」；像文革這樣的持久浩劫絕不可能只由一個獨裁暴君及4個助紂奸臣推動及維持，這是一場集體愚昧、集體發燒、集體瘋狂，在浩劫裏，只要夠狠夠毒夠壞，只要敢於及懂得奪權，每個人都有機會成為「管治者」，也因此，結局便如曾特首所說，國家變成「不能管治」。
由這角度看，曾蔭權雖有爆肚胡言，卻亦不算全盤亂語，他畢竟比許多人更明白或更敢於點破文革歲月的權力真相，左中右的政壇人物因其胡言而嘲諷他應該接受「國民教育」，全不對題，焦點混亂。
曾蔭權最應該接受的其實是「公民教育」； 因為他扭曲了也侮辱了民主。
香港在殖民地年代的1985年曾經有過一場「公民教育熱潮」，那日子，曾蔭權擔任副常務司，負責統籌落實剛簽署的《中英聯合聲明》。當時有此關注，主要因為政治人物對「港人治港」有所憧憬，期盼港英政府加速民主選舉步伐，讓香港人多些機會參政、議政、論政，在此大氣候下，即連屬於保守建制陣營的立法局議員譚惠珠亦曾對「公民教育」提出積極看法，認為「公民教育變成了我們極重要的一項任務，理由很簡單，有知識的市民，不會讓一個無才幹的人去管理他們。選民愈明白公眾事務與政府機構的運作，和香港為什麼能安定與繁榮，就愈少機會讓魚目混珠的人勝出了」；其時亦為立法局議員的范徐麗泰也在議會辯論裏呼籲推動「公民教育」，加強香港市民對於政治權利和選舉制度的了解，以為未來的政治改革打下良好的公民社會基礎。
可是，呼籲歸呼籲，期盼歸期盼，意欲繼續愚民的港英政府終究沒有把民主精神訂為公民教育的關鍵元素，充其量，其時的所謂公民教育只是一味強調「社會穩定」、「社區認同」、「識法守法」之類的忠誠意識形態。
好了，邁進1990年代，在九七回歸的「光環」召喚下，輪到左派陣營空群而出，大聲疾呼把公民教育定義為「愛國教育」(例子﹕時任教聯會主席的楊耀忠以「愚建」筆名在報刊撰文，題為〈公民教育的核心——愛國主義教育〉)。如此這般的效忠吶喊是否直接影響了公民教育政策的制訂，有待教育學者進一步研究，但有目共睹的是，教育當局的確把「愛國教育」夾帶到公民教育的課程範圍之內，教育局總課程發展主任張永雄 (主責公民教育)於今年6月17日即曾在報章發表長文，喜滋滋地向胡錦濤主席遙距表功，大談特談過去10年如何「成功地」教育香港新一代「致力貢獻國家」。
可悲的是，回歸後的公民教育綱領明明也寫覑必須「幫助學生認識本港社會的特色，了解法治、民主、人權與公義的重要，並在生活中實踐出來」，但這位張先生偏偏隻字不提，彷彿全無此事，或此事全不重要，這足顯示，從回歸前到回歸後，公民教育之於香港，其實都是一個被閹割了的教育工程，教育官僚或借之以愚民奴民，或借之以邀功獻功，沒有人真正在意落實所有文明社會都視為首務的公民教育元素﹕民主權利。
也唯有從這個角度看，我們才能明白為什麼曾蔭權會如此誤解民主、扭曲民主、侮辱民主。曾先生畢竟亦是「喝香港水，流香港血」、在香港成長的大孩子，在他的生命經驗裏，根本從沒接受完整的、未遭閹割的公民教育，所以，他雖能正確掌握文革浩劫的權力特質，卻又錯誤比喻民主普選的終極作用。而其他所有批評他不懂國情的人，其實也都錯了，曾蔭權真正不懂的其實是民主，他最應該惡補的其實是公民教育裏的民主素養。
文革是濫權，民主是限權；把文革和民主拉在一起，其可笑處，並非美化了文革，而是羞辱了民主。 嘲諷曾蔭權不懂「國民教育」的人，其實同樣是不懂得公民教育為何物的人啊。
馬家輝
資深傳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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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同意那種類似「讓孩子交朋友，有可能會交上壞朋友學壞」來說明「讓孩子交朋友並非好事」的言論絕對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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