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大學後，和人民文學出版社發生文字之緣，是從一九五八年開始的。我們還是大學三年級的學生，連學術論文都不知道怎麼寫，就糊里糊塗地響應黨的“號召”，不知天高地厚地起來批判學術領域裡的“反動權威”，要“拔白旗，插紅旗”，自己動手來編寫《中國文學史》。經過一個暑假多的“奮戰”，幾十人參加撰稿的紅皮《中國文學史》產生了，給我們出書的，就是人民文學出版社。很快同學們自己就發現了這書的過分“左”的弊病。又動手修改成四大本的黃皮《中國文學史》，作為國慶十週年的獻禮，也由人民文學出版社重新出版。以後，人文還內部印刷了《中國現代文學史》徵求意見本，厚厚的一冊，五十多萬字，我也是參加編寫的撰稿者之一。王瑤先生也參加了，他寫的稿子，有的被改得面目全非，記得他當時還生氣地說：“我不承認這是我寫的！”以後，我作了現代文學的研究生，遊國恩先生主編《中國文學史》的時候，因為我參加過唐代詩歌部分的編寫，還和幾位古典文學研究生一起，被調去“客串”了一年多。人民文學出版社，最早把我寫的“學術”稿子，從文字變成了鉛字，讓我懂得了治文學史學術的路數、艱難和嚴肅。我成了這個闊大園地中一株生錯了時候的小小的“野草”。

這時，我已經買了一些我最喜歡的書。有人文出的，也有別的出版社的。李白、杜甫的詩集，《紅樓夢》、《水滸傳》、《陸游詩選》、《普希金詩選》、《艾青詩選》、《洛爾伽詩抄》、《聶魯達詩選》、《希克梅特詩選》、《巴金文集》、《茅盾文集》等等。一次，蘇聯十月革命節的紀念日，我在書店買到了何其芳的《預言》，上海新文藝出版社出的，薄薄的本子，淡綠色的套封硬皮封面，我如獲至寶，一口氣讀完了，還在扉頁寫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