僱私家徵信捉姦女雇主與徵信鬧翻
讓人感覺她生活在一個幸福的家庭；但私底下，她卻雇了私家徵信跟踪調查自己的丈夫，因為她懷疑丈夫有“婚外戀”。
昨日，私家徵信江泳林向本報記者反映說，他的竊聽設備被人扣走了，扣竊聽器的正是雇主曉芳。究竟是什麼原因，導致徵信與女雇主鬧翻？還讓這位平時代人討債的私家徵信，連自己的竊聽器都討不回？
委託跟踪他到底跟哪些女人在一起？
曉芳今年30多歲，身高一米七以上，身材標準，臉蛋漂亮。她對丈夫李生（化名）起了疑心，是因為丈夫最近回家越來越晚。 “原來每天晚上不到7點就到家，最近一個多月都要到10點多才回家。”
她很好奇，想知道丈夫晚回家的這段時間裡，到底都乾了些什麼。為此，2008年6月13日，她找到軍雷徵信社，和私家徵信老江簽訂了一份《委託合同》，委託事項是“跟踪我丈夫和哪些女人在一起”。合同約定，七天之內，老江要負責跟踪，佣金2500元。
隨後，老江就把自己的竊聽器交給了曉芳。據老江說，這個竊聽器不一般，只要在裡面裝上一張手機卡，把它放在監視對象的房間內，撥通手機號就可以開始監聽了。老江把它視為自己的“鎮社之寶”。曉芳拿著老江的這個寶貝後就把它放在丈夫經常出沒的地方，以此監聽丈夫的通話記錄。
私家徵信材料不一定能作證據
興世通律師事務所郭宏清律師說，依照我國目前的法律規定，雖然私家徵信的地位還沒有合法化，但是委託跟踪的《委託合同》通常還是具備法律效力的。除非合同條款本身存在法律問題，或者說跟踪者採取非法手段，否則此類合同一般不會視為無效。
郭宏清提醒說，委託私家徵信跟踪特別要注意合同條款約定。比如說，像老江和曉芳籤的合同中只約定私家徵信有跟踪的義務，卻沒有明確約定他要提供哪些證據資料，這樣的合同就留下了漏洞，徵信可能藉此二次收費。因為既然合同沒有明確，徵信也有權不提供證據。另外，要注意私家徵信調查婚外戀的相關材料，不一定能作為訴訟證據。聘私家徵信取證存在風險
凌一律師事務所林志銘律師認為，私家徵信不符合我國現行法律的規定，屬於公安機關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門取締的對象，私家徵信社本身也不敢公開以私家徵信的名義辦公營業。聘請私家徵信取證存在一定的風險，如果私家徵信在取證過程中侵犯他人人身權利，將構成民事侵權甚至犯罪，而聘請私家徵信的人可能要共同承擔責任。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68條規定：“以侵害他人合法權益或者違反法律禁止規定的方法取得的證據，不能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依據。”不過，通常當事人自己在自家住所內進行的錄音錄像，或對自己的配偶所進行的錄音錄像，則不會被認定為“侵害他人合法權益”。
調查十天徵信發現可疑“黑衣女子”
合同約定的是監視七天，但實際上，老江還“補充”監視了三天。因為在七天內，有幾次他把監視對象跟丟了。據老江自己說，第一天監視，李生攔了一輛“的士”，他也隨後打車緊跟在後，但是，剛好被一個紅燈攔住，等了一會兒，李生的“的士”就不見了；還有兩次，是他在李生居住小區的前門監視，而李生卻從小區後門走了；另外一次，是曉芳請他吃水煮活魚，吃完飯後，又找不到李生了。老江說，“曉芳因此很生氣，還罵我是弱智、老年癡呆”。
曉芳否認自己這樣罵老江。但她說，“老江確實不敬業，調查工作沒做好”。
老江說，“四次跟丟，都事出有因，責任不在我。而且，原來合同約定跟踪七天，我還補充跟踪了三天”。
跟踪了十天，老江都沒有太大收穫，但是，到了最後一天，老江終於“查獲”一黑衣女子。
當天傍晚6點多，李生乘公交車到達一家商場。到了商場以後，拿起電話就打。不久，就出現了一“黑衣女子”，背著包，挺高，近一米八的身高。老江發現，李生約會的這名女子，身材和服裝的風格都和曉芳“差不多”。 “這說明，李生的愛好是前後一致的。”不過，通過對比老江提供的錄像資料可以發現，兩女的臉蛋還是相差較大。
不滿結果女雇主扣下徵信竊聽設備
當時，老江發現，李生乘坐電梯至三樓，在電梯口和“黑衣女”手挽手走到一家餐館門口。接著“黑衣女”去上洗手間，出來以後，兩人到隔壁的川菜館消費。老江一邊用針孔攝像頭錄了李生與黑衣女人在一起的全過程，一邊打電話告訴曉芳，讓曉芳趕到現場對質。
但是，曉芳到了川菜館樓下，只給朋友打了一個電話，卻最終沒有上去找丈夫對質。為此，老江和曉芳當時還起了爭執。
據老江說：“按合同約定，我跟踪的任務就是發現李生與別的女人在一起。當天，我已經完成任務了。”但是，曉芳卻說：“我花錢僱人跟踪，是要逮住'那個'。你說，他查到兩個人在一起吃飯，那算什麼？我讓他繼續跟，他不肯。當時，他還問我再要3000元錢，佣金2500元我已經給他了，我一分也不可能再給了。”
當天老江和曉芳起爭執後，就停止了跟踪。事後，老江還讓朋友打電話給曉芳，想向她要回自己的竊聽器。不料，遭到了拒絕。昨天，記者打電話給曉芳。剛開始，曉芳說，她不知道老江，也沒有拿他的竊聽器。但是，隨後她又承認確實和老江簽了委託跟踪丈夫的《委託合同》，只是竊聽器已經還給老江了。她還說：“合同里也沒說，我欠他竊聽器。”
再和記者聊了一會兒，她說，老江曾威脅她，表示要把委託跟踪的事告訴她丈夫，但她則表示“不怕”。最後，她又對記者說：“如果老江把那些材料給我，我就願意還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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