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红旗招展
2008－10－27
把中国文化大革命和一切其他重大政治事件区别开来的决定性标志是：群众性的大民主运动，这一运动引发了随后十年造反派与当权派进行的系列政治博奕过程。与主流文革叙事长期关注上层权力斗争的方向不同，本文着眼于作为文革标志的群众大民主运动，希图以此帮助人们把握主流叙事所忽视的群众运动过程。
根据造反派和当权派双方力量消长和运动进程的起落，文革十年期间，群众性大民主运动及其引发的政治博奕过程，可以大致划分为七个段落分明的时间段，每一个时间段称为一个回合。也有人认为文革只延续了两到三年时间，这是以文革期间的大规模群众运动持续时间作为依据的，舍弃了由此引发的后续政治博奕过程；笔者以为由大规模群众运动引发的后续政治博奕过程，不仅仍然采取了群众运动的模式，而且只有把后面的政治博奕回合纳入考察视野，才更有利于全面地分析文革所揭示出来的社会矛盾，更好地揭示由社会矛盾所规定的政治博奕内涵。
本文主要以笔者前几年所作的口述史资料为基础，参照相关文献，以武汉文革进程为背景进行分析提炼，而以其他地区的运动进程作为参照而写成，目的是为文革期间的群众性大民主运动刻画一个粗略的轮廓。
文革政治博奕的七个回合：以武汉为例
1、文革的第一回合：运动方向之争
文革运动的对象究竟是“向上”指向“当权派”，还是向下指向“黑五类”“牛鬼蛇神”，这一个问题并不是“不言自明”的，由于“矛头向上”不符合强势群体的利益，这一“正确”的运动方向就受到权力精英竭尽全力的歪曲，而把正确的运动方向教给人民，则因此受到了很大的阻力，文革的第一回合是就运动的对象和方向问题，作出的社会舆论动员过程，这大体上属于文革的文斗阶段。刘少奇代表当权派的政治意愿，于一九六六年六月十日前后（根据王任重的笔记），在一个会议上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要抓30∼40万右派”，王任重据此计算要在武汉高校学生中间抓5％的右派。这一指示被各地当权派积极执行，他们按照自身的利益和意愿去改变文革的打击方向，工作组就是领导运动向下“横扫”的，这被毛泽东后来归纳为“五十天白色恐怖”。在“五十天白色恐怖”期间，受打击的“少数派”（老造反派）成为文革十年群众运动的中坚力量，造反派和历代的革命者一样，多数也是被逼上梁山的。这个抓右派过程的锋芒所向，造就了文革第一批坚定的造反派。
一九六六年北大的六一八事件，刘少奇对这一事件的处理和批示，具有标志性意义，这一事件不仅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同时还被策略性地按照事件的消极方面被描述为“流氓事件”。这一叙述模式：对当权派则按积极方面叙述，对造反派按照消极方面定性；这个双重标准已经为现在的主流文革叙述所继承，并内在地揭示了这样一个隐喻：没有当权派领导的群众运动只能陷入混乱和无序。文革结束后审判“两案”期间对造反派的审查过程，也是沿袭这一逻辑的，武汉市公安局七处的处长曾经告诉被审查的造反派头头：武汉的造反派头头是比较纯的，我们的审查先是从历史开始，看你们的出身有没有问题，再就是审查政治问题，接着审查经济问题和生活作风问题。在说造反派造当权派的“反”，不仅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属于“右派翻天”和反革命性质，而且在一般社会道德的范畴内也只能带来消极后果；在经济上只能带来混乱的损失，这在文革期间乃至文革后，一直都是当权派和保守派作为压制造反派的主要叙述模式。以刘邓为代表的中央一线，为压制造反派而采取的各种组织或者舆论措施，目的都是提高参与造反的成本和风险，贬低造反行为的正面价值和意义，其目的是为了最终减少或者降低造反参与的程度。
与这一努力过程相反，毛泽东则通过“批发一张大字报”“给红卫兵一封信”“发动全国大串联”等三大措施，以个人的至高威望，去为落实宪法中间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背书，降低参与者对于政治风险和成本的预期。与刘邓等人贬低群众运动的收益和提高参与成本的政策措施直接针锋相对，毛泽东反过来热烈地赞扬“造反有理”（实质是拔高造反的正面价值）并采取措施降低群众参与运动所面临的政治成本和风险。
“十六条”于8月9日在报章上公布之后，8月21日和22日，又连续下发了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发布了《关于绝对不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和《中央同意公安部关于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的内部文件，严厉禁止当权派调动军队和公安警力去压制群众性的大民主运动。为此，当权派不得不在国家机器的威力之外去寻求新的力量，各地当权派都以空前的热情和努力去组织建设“左派队伍”——多数派（早期保守派）由此而产生。参与文革政治博奕采取动员群众的方式来体现自身的政治意志，而且文革的政治博奕过程常常通过群众运动来实现，是因为毛泽东在运动之初就把“国家机器”冻结了，导致官僚精英群体也无法动用国家机器的力量去捍卫自身的利益和意志，不得不借助群众组织来体现自身的意志，这是文革始终表现为群众运动方式的根本原因。
多数派体现官僚精英群体的意志，在文革的第一个回合是通过“转移运动的大方向”来实现的，转移运动方向的两个主要步骤：先是转移运动方向和矛头，力图把文革变成第二个反右运动，工作组时期的工作主要是在群众中间搞“左、中、右”排队；根据武汉水利学院工作组和党委召开秘密的“左派会议”布置：文化大革命就是“一九五七年加上一九五八年的形势”（按：就是把文革当作“反右大跃进”来执行）。在撤销工作组之后，是当权派主导中学生包括部分大学生保守派进行“破四旧”和抄家等方式，通过整“黑五类”和牛鬼蛇神。转移运动方向在工作组时期，是按照“摸底排队”，在群众中间排“左中右”找“右派”并动员多数派进行批判的方式，这是运动受到严密控制的第一阶段的主流模式，为了保证运动的领导权掌握在工作组手里，按照刘少奇的部署，曾经在群众中间进行过“排除干扰”“抓游鱼”“活跃分子”等措施，以打击“脱离工作组领导”的自发行动者。
在毛泽东的亲自干预之下，工作组在一九六六年七月底被撤销，运动随后转入多数派的“自发”阶段，这一时期转移运动方向表现为争夺文化革命的旗帜，通过“抄家”“破四旧”等方式来显示自己“最革命”，目的是夺取文化大革命的旗帜。
文化革命被反复解释为狭义而具体的“破四旧”，这种形式化的理解反复出现，目标始终服务于扭转文革运动的方向，这是官僚精英群体的阶级本能和强势地位的体现。在“十六条”和毛泽东“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发表之后，湖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张体学还在湖北省常委会上说“炮打司令部是炮打牛鬼蛇神，不是炮打湖北省委。”一个很高明的策略是：“触及一下那些老寄生虫，再保他们过关。”早期保守派的典型代表是北京的“血统论红卫兵”（老红卫兵，或称老兵），他们提出“血统论”，目的是把文革的对象与一九四九年之前的革命对象相混淆，这实质上是把自身的利益和诉求，与中国革命的合法性和马克思的阶级分化认识相捆绑。造反派则在陶铸等中央文革领导人的支持下，针锋相对提出“怀疑一切”和反血统论主张。
多数派的强大一方面是社会主义时期普通民众处于“政治无意识”的表现，也是党政系统干部动员能力和经验优势的体现。由于当权派的组织能力方面的优势，使得造反派处于少数派地位，在运动初期普遍受到压制。作为当权派组织优势的体现，在组织多数派之外，青岛、长沙、西安等地还出现“调动工农反学生”的事件。当时中央一级政府调节当权派和造反派力量对比的主要手段是：一方面加强对少数派的舆论支持力度，直到一九六六年十月发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达到最高潮；同时还不断以中央文件形式，反复重申不许各地当权派“调动工农整学生”，以消减当权派的组织优势。
在一九六六年十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自己总结，造反派群众被动员起来的“三板斧”是：批发了一张大字报、支持学生建立政治组织、发起了全国大串联；前两者是强行落实宪法中间规定的“言论和结社自由”，由毛泽东亲自出面来重申宪法权利显然有助于降低群众造反的预期风险。最后一条使得全国的造反派力量连成一片，相互支持，越过了各地当权派在本地的组织优势，当权派的组织优势往往无法越过他所管辖的地域起作用。
特别是北京红卫兵南下各地“点火”，是扭转文革方向的关键招数；许多南下点火的学生都是周恩来委派并亲自为他们送行的，因此胆气尤壮，北京学生南下武汉之后，激进观点是宣称“湖北省委是个大黑帮”，最保守的意见也只是“湖北省委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这都远远超出本地少数派的胆略。湖北省委反驳说“湖北省委是个大红帮”，不管湖北省委到底是“黑帮”还是“红帮”，南下学生已经成功地把“斗争大方向”从“黑五类”“牛鬼蛇神”身上，恰当地转移到当权派身上来了。正是因为南下“点火”学生所起到的扭转运动方向的独特作用，在一个短时间成为各地当权派对付的重点，武汉的当权派通过保守派发起“驱赶南下一小撮”运动，湖北省代理第一书记张体学在大会上亲自“代表湖北3200万人民”控诉南下学生赵桂林，说要把赵桂林送去劳改，他本人打算不当省长而是要拿着鞭子亲自去当劳改队长；而武汉市委部署的“驱赶”安排相对“文明”，发动近郊农村基层党委组织向市委报喜的活动，然后把大红喜报贴在大字报棚里，把红纸喜报盖住白纸写的大字报，来个“以红盖白”，要以报喜的活动来冲淡“南下点火”学生的宣传影响。南京市委紧急调动“郊区四清工作团”回市区，从集结点党校跑步去市委大院，冒充南京市民与南下学生进行辩论。
在舆论动员处于劣势，特别是扭转运动方向无望之后，保守派组织开始选择进行“武斗”的政治博奕方式，在文革的第一个回合中间，清华大学的“八二四事件”和“西城纠察队”九月殴打在地质部门口静坐的大学生造反派。第一回合中间所零碎表现出来的“武斗”趋向，是一九六七年年中当权派组织武斗压制造反派策略的预演，本质上体现了当权派处于舆论竞争下风时的坚定政治竞争意志和策略选择：文的不行就来武的。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社论发布之后，各地造反派才公开建立自己的组织，以要求“平反”和交出“黑材料”为斗争目标和手段，以争取政治舆论同情。这是文革对垒双方交手的第一回合。时间段是一九六六年五一六通知下达开始，到批判资反路线为止，中间“撤销工作组”事件是这一时期前后两个不同阶段的分界点，这一回合延续了接近五个月时间。
2、文革第二回合：当权派罢工和大民主运动升级到夺权
在一九六六年十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中央对文革运动的对象和目标，进行了十分清晰的表述，转移运动方向就更为困难了。在当权派组织起来的多数派学生中间，许多人读到红旗杂志十三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道路上前进》之后，转而退出多数派组织参加了造反派。
由于四清运动在工厂和农村也造成了干群之间的对立，文革跟着当权派打击范围自动地扩大到工人农民中间，在文革群众运动的大形势下，上海和武汉等地的工人也起而造反组织了自己的组织，各地当权派都拒绝承认。出于降低造反风险的需要，也出于预计能够得到中央支持的信心，各地工人的斗争方式都是选择去北京寻求支持的斗争模式。张春桥受派去上海安亭，在现场张春桥超越授权承认了工人组织的合法性，毛泽东最后支持了他。1966年12月9日发布了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规定，取消了十六条之间对工人运动的限制，追认工人组织起来参加造反运动的权力；15日又发布了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参与文革的群众范围，从学生扩大到工人农民中间，造反派的力量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发起批判资反路线之后，舆论对于当权派采取批判态度，而对于造反派则采取支持态度，随着早期保守派（多数派）组织的瓦解，当权派在造反派的攻势面前失去了遮蔽，这给当权派带来巨大的心理落差和空前的政治压力。为避免事态向不利的方向发展，毛泽东在一九六六年十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目的是为了对高级干部做政治思想工作，说服各级党政系统的当权派不要对群众运动采取对抗态度，避免对抗升级，这一会议持续了二十天。毛泽东在会上说：“谁人要打倒你们呀？我是不要打倒你们的，我看红卫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们。”这既是一种政治承诺，也是一种缓和对抗的策略：确认当权派的政治利益，防止他们选择把对抗升级。
当权派在无法调用国家机器力量之后，又面临着失去自己苦心组织起来的多数派的“屏障”，同时“组织工农反学生”的模式，也屡屡受到中央文件的严厉批评，继续选择这样的手法，显然面临着日益升高的政治风险，随着运动进程的深入，当权派日益丧失各种力量凭借和操作手段。从批判资反路线到一月夺权时期，是当权派最为虚弱的时期，一些省份的主要负责人，在文革初期追随刘邓的“反右派”指令，大力执行了在群众中间“横扫”的政策，由此留下了与少数派的政治对立；而刘邓在政治上的边缘化，使得他们很难再继续分担下属官员的政治责任；一些省委书记由此产生了巨大的心理恐慌，云南的阎红彦和山西的卫恒，都是在这个“当权派在政治上最为虚弱”的时期选择自杀的。自杀固然是他们在政治上感到没有出路的绝望表现，同时也是一个显著的标志：当权派为了捍卫自身的利益，其政治竞争意志已经高达抛弃生命的程度，这个政治竞争意志，在二月的怀仁堂争论中间已经由阎红彦卫恒的消极逃避模式转为谭震林式的积极攻势了。一个方面是心理恐慌，一个方面是“以退为进”以罢工相要挟，湖北的张体学开完十月中央工作会议之后，回来就以机关干部为力量，布置“三道防线”，用“小官”去阻挡造反派的“冲击”，以保护“大官”，实际上领导了官僚队伍的总罢工。上海保守派工人组织赤卫队，更是毫无策略地公开提出要造成“三停”（停水停电停交通），进行要挟。
在当权派罢工之前，文革的目标仅仅局限于官僚精英群体对群众的态度，文革后期毛泽东也反复重申机关改革的关键是联系群众，让学生起来造反的目的，是为了强行打破官僚精英群体对于思想和工作方法改进的冷漠，逼迫他们面对群众，这个时期的文革目标基本上局限在管理体系内部的工作作风改进这一有限目标上。文革的最初设计是以学生造反运动，逼迫当权派改变此前的漠不关心态度，在群众运动的压力之下跟随中央的调整部署，这个“以学生造反运动促进当权派反省”的文革规划，毛泽东曾经预测为“六个月”时间完成。
在官僚队伍选择罢工之后，文革就脱离了毛泽东的事先设计，不再局限于管理系统的改进了，而是必须面对管理系统的瘫痪，需要在官僚队伍罢工之后进行接管管理职能并再造管理队伍，这是“因当权派罢工而追加”的新任务。
当权派罢工之后，毛泽东面临选择：要么屈从当权派的意志，把文革变成第二个反右派运动；要么就得自己在支持革命造反的同时，自己着手恢复秩序，建立起党政系统当权派之外的第二套组织系统。
文革已经由支持群众造反的“单一目标”转变为“双元目标”，而且维持社会基本生产和生活秩序，则成为支持造反目标之前的更优先目标。在这个意义上，文革的转折受到承受“成本极限”的现实考量。当权派的强大在于：他们能够以消极怠工的方式，使得造反成本上升到毛泽东认为无法承担的地步，由此迫使文革在目标选择上的“拐点”出现。
与罢工的诉求相对应，在一九六七年一月夺权前夕，张体学还指派省委秘书长张华去造反派总部所在的“红楼”，与造反派接洽“交权”事宜，武汉钢二司一号勤务员杨道远说到这里特地强调说：不是我们要夺权是他们要交权。朱永嘉认为批判资反路线是文革的最顶点，而一月夺权则是文革的“拐点”。上海在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召开群众大会批判上海市委，等了几天中央毫无表示；而一月八日造反派组织联合发布通告号召反击“资反路线新反扑”，要挫败保守派提出的“停电停水停交通”，中央迅速表态支持。
文革由单一目标，变成“双元目标”之后，不仅脱离了运动早期的预设目标，也超越了造反派的政治经验和政治整合所能达到的水平，由此埋下了引发“动乱”的伏笔。在恢复社会秩序上，造反派作为有组织的力量，被要求为恢复秩序作出贡献；解放军是党政系统之外的唯一有组织力量，也必须参与恢复秩序；结合前党政系统的部分官员，组成各种“火线指挥部”或者“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这三种势力的结合，都是为应付党政系统干部罢工而可能出现“三停”，为此需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文革后来组建的“革命委员会”政权形式，就是把“应付干部罢工”而产生的各种“指挥部”系统化、长期化的结果。
当权派“以退为进”进行罢工，毛泽东拒绝后退并支持夺权，这是文革的第二回合。时间段是从一九六六年十月批判资反路线开始，到一九六七年一月底“军委八条”下达为止。只有文革的第二个回合，勉强算是毛泽东和造反派有表面上“攻势”，其他几个回合“文革的依靠力量”都是处于守势和被动跟进“反文革力量”。
3、第三回合：二月逆流
造反相对而言，比较容易，对参与者本身素质的要求也低，只要有相应的“不平”感受，都可以进行表述，所谓“不平则鸣”。而文革目标调整到应对干部罢工局势，升级到双元目标之后，群众运动的严重不足，就体现出来了。由于造反派群众实际上缺乏革命时代的“哀兵奋起”的两大条件：造反者的造反风险成本为零以及此时必然的个人奋斗无效转而追求集体奋斗的强烈意愿，没有这两个条件，造反派就难以完成低成本、高强度的政治整合。造反派在政治整合方面的客观局限，体现为文革期间反复出现的分裂，这是政治整合失败的典型表现，一月夺权时期造反派组织之间的政治竞争态势带来的相互攻诘，革委会成立前后各派造反派基于对革委会态度不同出现了“好派”和“屁派”的对立，都是这个政治整合失败的集中体现。造反派在政治整合方面的弱点，总是被当权派所把握和利用，并在相当程度上迫使毛泽东选择权宜措施和后退。一月夺权时期造反派因政治竞争而分裂，使得本身的力量被相互抵消和下降。明确昭示了造反派缺乏独立掌握政治局势和维护社会秩序稳定的能力，在党政干部罢工之后，军队出来参与恢复秩序就是必然的选择了。解放军支左的选择，是毛泽东拒绝从文革后退到反右之后，为了避免真的带来天下大乱以降低造反成本而不得已选择的结果，军队支左之后，由于造反成本的局限，毛泽东再也没有“可打的底牌”了，先前毛泽东有主导权的文革运动进入了“毫无底牌只有被动跟进”的状态。不仅毛泽东自己深知这一点，就是江青在这个问题上也没有任何幻想，她本人在一九六七年春天曾经亲口对重庆的黄廉说过：一涉及到军队，事情就不好办了，你们要把握好自己。
由于军队要作为恢复秩序的主要力量出山，同时使得当权派有了新的力量靠山。一九六七年一月底的“军委八条”，第一条规定“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当权派借此去规避了一九六六八月中央军委文件的限制，开始走出最虚弱的时期，调用军队的力量去压制造反派，这一时期最典型（或者最恶劣）的例子是青海二二三事件，赵永夫指使军队开枪打死造反派近两百人，打伤数百人；四川一夜之间抓了十多万人。各地都是军队出马搞“二月镇反”，抓捕造反派。
所谓的“二月逆流”（或者“二月镇反”）和“三月黑风”，并非在怀仁堂里几个高官拌拌嘴那么单纯，陈伯达称为“自上而下的反革命复辟逆流”。后文革时期的叙述，一般倾向是掩盖当权派的优势和他们采取的各种决定性攻势措施，特别是二月逆流期间调用军队力量进攻造反派，主流文革叙述就把毛泽东和造反派行为叙述为完全主动的、没有任何针对性的纯粹攻势行为。一月夺权时期造反派之间的分裂，体现了造反派在政治整合方面的严重局限，造反派原来被资反路线所激发的竞争意志还有所消退；而当权派拒不接受造反派的冲击和失去权位的安排，因此提高了其竞争意志和组织程度，在有形力量优势之外，当权派还取得了相对造反派的竞争意志和组织程度两方面的优势。当权派开始在有形力量和无形力量方面，都出现了领先。造反派的劣势是造反派本身所无法逆转的。在二月逆流时期，“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的歌声被造反派唱彻神州大地。造反派和最高领袖之间的相互现实需要、由此激发的感情联系，在当权派的攻势面前得到强化，但这一联系在文革期间，始终未能理性化或者制度化。文革后期当权派为了夺取造反派的文化权力，实施把“毛泽东思想仪式化”的个人崇拜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与造反派的“感情”接轨的：从感情出发的造反派无法有效反对抬高毛泽东个人的各种仪式化安排，哪怕是荒谬的忠字舞。一九六七年中央三二七处理安徽问题的七条，人民日报四二社论《正确对待革命小将》，最具决定性的是四月六日的“军委十条”，这三者共同堵塞了当权派调用国家机器的“政策缺口”。军委十条不仅禁止当权派继续利用军队压制造反派，还硬性要求把抓捕的造反派头头释放出去。从当权派利用军队力量去压制造反派，到取消他们调用军队压制造反派的权力，这是文革的第三回合。时间段上起一九六七年一月底，下迄一九六七年四月初的军委十条下达。
4、文革第四回合：武斗和撤退
“军委十条”重新堵塞了当权派利用国家机器保护自己的政策缺口，但是无法终结当权派捍卫自身利益和地位的意志，当权派现在又得在国家机器之外去寻求新的力量以压制造反派了。在一月夺权时期，许多地方造反派在夺权问题上发生了分裂，如南京“好派”和“屁派”的分裂，重庆“八一五”和“造反军”的对立，武汉出现“香花派”和“毒草派”的对立，这些对立和分裂都是造反派内部基于政治竞争的需要而现成的。出于政治竞争的策略需要，部分造反派搞统一战线以强化自身的竞争力量，依靠军队干部和解放军这个力量符号，通过支持“二月镇反”对政治竞争对手的压制，成为“新保守派”。许多当权派就此找到了新的群众组织力量，为自己所用。
一时未能找到现成的群众组织力量，就得重新去创造一个群众组织力量出来以实现当权派的意志。最典型的体现在武汉市，由人武部下文组织以基干民兵组织“红武兵”为核心的保守派组织——百万雄师，开始新一轮的压制造反派运动。百万雄师一成立，就根本不搞什么“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一套，他们在武汉东湖宾馆开会，布置了很多“扫平计划”，先是计划要“扫平”汉阳，在汉口则一条大街一条大街地逐步“扫平”，对于造反派相对集中的厂矿企业和宣传据点，则通过武斗拔除。
造反派在二月逆流之后，往往获得各地市民的广泛同情。各地当权派在抓捕造反派之后进行的舆论动员过程，工作粗糙完全没有说服力，例如武汉军区在三一七抓捕“钢工总”总部和二级单位头头近五百人之后，在舆论宣传上把武汉“钢工总”宣传为国民党的还乡团，这完全站不住脚。造反派则借机进行反向舆论动员，占据了舆论上的优势，武汉军区完全在舆论上陷入被动之后，百万雄师就开始了有组织的武力进攻；从一九六七年六一三围攻武汉汽车配件厂开始，中间的大型武斗事件有617——619“六渡桥武斗”（围攻造反派设置在民众乐园的宣传据点），623围攻武汉水运工程学院，624围攻汉阳轧钢厂和汉口刘少奇纪念馆（造反派“工造总司”总部），直到中央六二六通令下来之后，武斗才告一段落，百万雄师也按照中央通令释放被抓的造反派学生。武汉百万雄师进行最后一次武斗，是在七二四围攻武汉体育学院，许多老教授跳下荷塘躲避百万雄师的打杀，起来后满身都是蚂蟥。武斗的最高境界也许发生在河南，一九八四年郑州某基建工地挖出一份“出土文物”（一份前保守派参与武斗核心决策人物的会议记录，被此人埋在地下），保守派“十大总部”进行武斗的谋划和目标全部暴露，文革时河南省军区何运鸿等人支持保守派组织“十大总部”，计划通过武斗在短时间内把造反派“二七公社”彻底打垮，以便在建立“三结合革委会”时实现当权派和保守派的结合，让中央找不到真正的造反派组织，这大概是全国文革期间最具雄心和“明确政治远见”的武斗计划。
文革进入一九六七年中期之后，当权派早已走出一月夺权前的虚弱态势，相对于造反派的舆论动员优势，在组织上形成了广泛的动员，把自身的优势转换成为实在的力量优势特别是武力，这一武力优势已经不是中央政策和舆论所能够调处的了。
一九六七年年中，文革主要体现为武斗，这是造反派的劣势和当权派优势所在，是强势群体按照自身优势所选择的政治博奕模式。武汉的造反派中间，曾经辩论过“文攻武攻”、“文攻武卫”和“文攻武守”三个口号，最激进的策略是“文攻武攻”，最保守的是“文攻武守”，“文攻武卫”是中间派主张。但是现实的选择是很清楚的，无论如何都打不过军队扶持的百万雄师，多数造反派选择逃离武汉，许多人避居到上海北京等地。
造反派方面的舆论优势，所赢得的市民广泛同情，都无法挽回和抵消力量对比方面的劣势，这是毛泽东开始准备“战略撤退”的客观力量对比。据说毛泽东七月中旬去武汉之前说过“到武汉保陈再道去”这样的话。毫无疑问，陈再道对武汉武斗期间死伤数百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一“保”字，乃是力量对比不足下的策略体现。在文革主潮转入退却阶段期间，仍然在组织上和言论上坚持“造反到底”的少数造反派，失去大规模群众运动和上层的遮蔽，无一例外地受到了当权派所施加的沉重政治打击，例如武汉的“北决扬”、湖南的“省无联”等，他们所表述的政治意志在“老造反派”中间是颇具代表性的——在革委会成立之后仍然存在着不满的政治情绪，后来甚至成为全面清算造反派的引子，武汉全面清算造反派的“清查五一六运动”，就是从一九六九年秋天清查“北决扬”反革命组织和思想开始的。
在一九六七年三月，出于秩序的重要性上升到第一位和造反派力量现实和成长方面落后于对手的判断，毛泽东非常坚定地指挥文革转入退却。文革转入撤退阶段，是一种战术上的退却，这一点往往不为许多缺乏政治经验的造反派青年所理解，因此留下了对毛泽东的不满情绪。为了推动退却工作，毛泽东发布了“三七批示”要求学生按照班级实现大联合，军队进入学校帮助实现大联合。此时的群众运动现实是：许多学校和单位内部，造反派尚未占据多数地位，军队进来之后往往支持中间派甚至保守派，一些造反派群众由此非常不满，说部队进来尽是和稀泥，左派的力量还没有壮大，参与革委会的名额很少，大联合要停一阵，认为成立的革委会是“大凑合”。这不仅是北京中学生中间四三派和四四派分歧的焦点问题，也是最坚定的那部分造反派和毛泽东本人产生政治隔阂的起点。北京四中等少数学校跟上了毛主席的这个运动部署，四中的造反派自认为是“不三不四派”“三点五派”：本身赶上了大联合的步伐因而不反感军队支持本单位多数派、但同时认为还是应该左派队伍壮大。而北京市东城区好多中学，都落后于这个部署，因此军队进来之后往往支持中间派，这是四三派看问题的出发点。当时卫戍区是李钟奇负责支左工作，就开始有大字报上街了，说卫戍区犯了路线错误。造反派觉得还要斗一阵，好摧垮对方壮大自己。军队进来不支左，还有不喜欢不听话的造反派的考虑。由于主席干预，中央文革也一致表态支持四四派的李冬民他们，虽然江青曾经当面指斥某人“你就是个小政客”，但是仍然服从运动退潮的需要而支持这一派，北京的局面因此平静下来了。下面一些四三派的骨干经过串联，任公伟组织搞了个“二流堂”，各个学校的“铁杆四三派”骨干定期集中开会，分析文革的大形势和走向，分析矛盾的性质，认为造反派肯定是掌不了权了，但是思想斗争将是长期的，现在就应该开始分工，你研究哲学，他研究经济学什么的，现在就要开始分工准备，上层建筑还是要去占领，多少年以后再去夺回阵地。直到今天，当年北京一个“铁杆四三派”的同志还坚持认为：毛泽东断定“走资派就在党内”的理论非常准确，但是在实践中间，毛泽东本人却不可能不是红色资本家群体的代表。
毛泽东实际上已经指挥文革转入实质性的退却，七二○之后中央在短时间内迅速对全国的群众组织性质进行表态，造反派自从文革起始就受到“被打成右派反革命”的政治威胁，中央的表态承认造反派组织是“革命群众组织”使得造反派在精神上得到很大的解脱，造反派获得了一个胜利的感觉。在后来的“大联合”和“三结合”中间，一些造反派头头还以群众代表的身份参与新生的革委会政权。这是文革的第四个回合，时间从一九六七年四月上旬开始，中间经过成立革委会，到1968年年中“清理阶级队伍”开始为止。
5、文革第五回合：清队和反复旧
一九六八年开始还有“三反一粉碎”和“反多中心”的小波折，但是没有形成群众组织和当权派的博奕过程。
从一九六八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开始，造反派就又成为打击的对象，文革初期当权派威胁将要进行的“秋后算帐”工作开始了，而且清算造反派的主要凭借力量，仍然是文革初期“调动工农反对学生”的翻版，让那些对政治完全没有概念的群体来搞政治，利用人们心目中“当官还能整吗？”这样的顽固印象，去执行清算造反派的过程。
工宣队和军宣队进清华是为了解决清华大学的武斗问题，然而被引用到全国其内涵就完全变了。文革初期挑动工农反对学生造反，实际上是利用那些完全不懂政治的人去干预政治运动，充分利用民众在传统社会主义时期的“政治无意识”，现在的军宣队和工宣队在全国普及，依然体现的是当权派动员能力方面的优势。
原来的造反派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的红旗起来造反的，依据是毛泽东的讲话和“两报一刊”的社论，去把握运动方向的，这也是造反派的一个唯一的优势：具有舆论上的支持和毛泽东思想的正确代表身份。毛泽东思想按照造反派的理解去掌握的方式，必然要为当权派所领导的军宣队和工宣队所反对，这些人现在具有事实上的优越政治地位，但是他们多数人的文化水平却并不怎么样，因此对毛泽东思想的分析和把握方式，现在要按照现实的政治地位重新界定，按照“文化水平低”的群体竞争需要，掌握毛泽东思想的便利方式需要重新确立，结果是仪式化的“三忠于”“四无限”和“忠字舞”等代替了原来对毛泽东思想的分析研究。
毛泽东把芒果转送给工宣队，却被大肆发挥为一种政治象征：各地都组织规模浩大的××活动去“迎接”芒果模型，当权派把一个偶然的事件强行赋予政治内涵，并以此去逐步割断造反派和毛泽东的政治联系。这本身不是任何意义上的“个人崇拜”，而是十分精明的政治竞争手法，是当权派政治经验的结晶，体现的是“打着B52的旗号去打击B52的力量”的精明。竞争现在变成争夺“毛泽东旗帜”，而造反派却完全疏于应对。
“忠字舞”的发明也许具有偶然性，但是推广和普及到那个程度，就不是偶然性能够解释的了，这只能是强势群体在背后推动的结果。工宣队和军宣队本身，也许只是为了获得与自身优越政治地位相称的文化地位，所以热衷于仪式化毛泽东符号，而当权派则乐意看到造反派的文化地位被剥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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