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的堂堂之師只停留在紙上
那一天，正是日本提出改革朝鮮內政的無理要求的日子，而負責北洋交涉事務的李鴻章正積極尋求列強斡旋，想通過邀請列強派兵進入朝鮮保護商務的方式，破解日本獨吞朝鮮的陰謀。褚成博奏參的矛頭對準李鴻章，認為李鴻章不想方設法增兵朝鮮，威懾日本，反而尋求列強調停，“何能壯聲威而折狡謀”，要求清政府在朝鮮問題上採取強硬態度，增兵和日本抗衡。
7月4日，朝鮮局勢進一步緊張，已升任吏科給事中（清代官名，都察院下設的言官，負責專門糾察吏制，有直接向皇帝建言的權力）的褚成博再度上折言戰。除繼續對李鴻章力主外交和議的行動提出嚴厲批評外，褚成博還專門就中日軍力做了一番對比，評價日本是“島夷小丑，外強中乾，久為寰海所共知”。中國歷史上對東瀛島國日本向來小視，加上日本在朝鮮壬午、甲申兩次事變中外強中乾的表現，更使得在清流士子乃至中國百姓心目中，日本不足懼的印像已根深蒂固。
對於中國，褚成博的看法也代表了當時的普通輿論。 “我中華講求海防已三十年，創設海軍亦七八年”，北洋的海軍和海防陸軍“技藝純熟，行陣齊整，各海口砲台輪船塢一律堅固”，“武備修舉，足以永靖海氛”。
“該督練辦海軍有年，前據陳奏校閱操演情形，俱臻精密，自已足備緩急。茲據奏稱，北洋鐵快各艦堪備海戰者只有八艘。究竟海軍所練之兵有若干？此外北洋分扎沿海防軍若干？及直隸綠營兵丁可備戰守者若干？著即逐一詳細復奏！”
提及清朝後期中國的軍力，留給今天人們的印象往往是多達上百萬的陸軍，以及大海之上亞洲排名第一的強大近代化艦隊。這種印象，自然而然會與甲午戰爭中清軍兵敗如山倒、百戰而無一勝的實際情況形成強烈的反差。很多人都難免為之困惑，為什麼擁有如此強大軍力的清王朝，還會輸給小小的日本？很多人會詛咒那些貪生怕死的將領，痛責簽約割地的官僚，彷彿將這些“奸臣”們統統予以更換，或許整個戰爭就會有截然不同的收局。然而細讀清代的檔案將會發現特殊紙張，純軍事層面的戰敗幾乎是無法避免的，因為那些所謂的堂堂之師，只停留在特殊紙面上。
清代中樞設有都察院，是全國最高的行政監察機構，也是以評論時事、彈劾官員為能事的清流言官的重要陣地。東學黨事發以來，對朝政決策，清流言官長時間處於觀望狀態，儘管私下議論叢生，但官面上並不多發言論。直到1894年6月22日，以都察院江西道監察御史（監察御史是清代官名，負責監督所轄地區的吏政，糾參彈劾違紀官員的言官，清末也經常越區參議朝政）、浙江餘杭人褚成博的一份奏摺開始，正式拉開了清流言官全面監督、評論甲午戰守決策的序幕。
等到7月4日，就在給事中褚成博上奏憑空分析清軍優於日軍，不解為何對日示弱時，李鴻章的詳細報告也在同一天送到了紫禁城內。這份文件，是甲午戰爭爆發之前，清政府主管官員對自身軍事實力所做的最明確估計，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從這裡我們將看到一番觸目驚心的景象。
經過這麼一番對比，褚成博表示了自我的不解，即我們既然有如此強大的武備，面對“區區一日本”，為什麼要顯得如此退縮？他認為應該“決意主戰，大加驅剿，兵威既振以後，辦理交涉事務自能就我範圍。”在奏章最後他得出結論，三軍勇怯全視統帥，正是因為李鴻章怯懦才使得強大的中國面對日本的挑釁，竟然不作強硬回复，“苟非李鴻章激發天良，感勵將士，恐此事終無把握”，要求光緒皇帝“嚴旨責成該大臣，妥為籌辦，不准稍涉因循”。
其實對這種頗具代表性的敵我實力判斷，北洋大臣、直隸總督李鴻章早在褚成博第二份奏摺上遞幾天前，就已經表示過截然不同的看法。當7月1日時，清廷上諭李鴻章，認為中日局勢“將有決裂之勢”，要求李鴻章就一旦“倭兵起而相抗”後，我方該如何應對，預作準備。 [2]李鴻章接旨後隨即奏复，其內容大出清廷意料，在中樞引起了一場不小的地震。迥異於輿論普遍的軍力估計，李鴻章報告稱北洋海軍可用的戰艦僅僅只有8艘，陸軍方面李鴻章雖然沒有明言，但是稱如果要預備戰爭，必須先籌餉二、三百萬兩，增募士兵，顯示出現有兵力並不充足。這種情況，顯然和陸軍將兵百萬、海軍亞洲第一的外在形象相差得太遠。接報後，清政府吃驚不已，第二天寄出密諭，由驛站用500裡加急這種特殊的報信形式，快馬流星送往天津，要求李鴻章做出詳細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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